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仕與文學散文
曾經有過“一本書主義”的說法，寫一本書就可以名揚天下。那可能是半個多世紀前的事情了，可能是寫書的人少、讀書的人多的原因。近些年來，說是文學被邊緣化了，寫過若干本書的有若干人，卻仍默默無聞，是寫的人多了，讀的人少了。人們精神消費的方式多了，似乎比當下的文學可靠，文學成就斐然，也不可回避大多也就只能在體制圈內循環，自娛自樂而已。
不少文學寫作的跋涉者，用他們的話說，多年來在行政崗位工作，堅持文學創作，是一個心結。這也可能屬于眼下所說的官員作家之列，涉及仕與中國文學傳統的話題。
官員作家，非官員作家，作家官員，自古有之，見怪不怪。新時期以來，文藝體制在不斷改革，在政府供養編制中已很少有專業作家的份額，文藝體制內大多是從政管理人員，一些因藝術成就冠以身份的作家藝術家，與文化行業之外的官員作家是有區分的。在當好官員的同時當好作家，無可厚非，誰也不能剝奪官員作為一個公民從事寫作的權利。名聲不好的是那些抱著文學之外的目的，當不好官員或者是借官員之便混跡于文壇的偽作家，更令人不齒的是那些貪污的官員作家群，如媒體上所說的文壇地溝油。官、商、文的橫向聯系，有的已演變為權、錢、名的循環利益鏈，妨礙或損害著文化的自覺自信與自尊，是值得警醒的。
說到仕與中國文學傳統，是個恒久的話題。學而優則仕，前面還有一句，即仕而優則學。優，是說做官的事情做好了，如果還有余力，就去做學問。學習學好了，如果還有余力，可以去做官，以便更好地推行仁道。這句話，并不是說學習好就能做官，做了官就一定有學問，而是說學無止境。仕，古同“事”。做官，仕途，是一種事業。朱光潛先生曾說，以出世之精神，做入世之事業。王維出仕后，屢受各種打擊，利用官僚生活的空余時間，在輞川山水間修養身心，過著半官半隱的生活。后世稱他為詩佛，錢鐘書稱他為盛唐畫壇第一把交椅，并精通音律。王維親和山水，絕不是遠離仕途的選擇，而是一種生命本真。他的文化貢獻，超越了他的政績。
中國文學傳統，有其生存和言說方式，最重要的特征無非是關注現世。封建社會的小農經濟，儒家教人做個中庸順民，在社會意識方面崇尚倫理，樂于安土。文學傳統的精神內涵，是天人合一的自然觀與文學表達，如李白的把酒問月，把自然當作人來看，如龔自珍的此山不語望中原。懷鄉，包括離別、貶官、充軍，是文學表達的原由。其人生觀是建功立業，是出于對死亡的恐懼，以延續生命的意義。《左傳》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做人，做事，做學問，做人最為重要，然后才是做事做學問。魏晉文學的個人意識覺醒，對名聲不朽進行反思，對功名無熱衷，又看開。獨善其身與兼齊天下的平衡，如王維的身在官場，心存自然，如蘇軾的外儒內道，隨緣自述，及隱士如陶淵明超脫的存在，影響了文學傳統的精神。
隨著社會文明的進程，文學傳統的價值標準歷經百年演變，已經呈現出新的面孔。若站在仕與中國文學傳統的視角來看官員寫作，可以讀到仕與文學傳統中的某些特質，諸如關注現實、懷鄉情結、做人做事做學問、看開功名、隨緣自述等等，不失為一種人文關懷，有益于世道人心。至于所謂貪污的官員作家群，屬于一小撮，則另當別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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