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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作文“及格”變“優秀”的幸與不幸
第一位老師給36分,第二位老師給42分,第三位老師給38分,電腦判定37分——到江蘇省高考語文閱卷組組長、南師大何永康教授手中,一下變成53分。(7月4日《揚州晚報》)這篇農村孩子寫的《懷想天空》,以陪父親割麥為主線。復查階段,何教授發現了這篇綜合判定為37分的《懷想天空》。反復讀了3遍,終于下決心給它54分。從閱卷程序上看,這屬于“終審”,比原先的評價高了17分。作為從1977年恢復高考算起,何從事語文閱卷工作已經30年。今年,他的職責是在及格線附近的作文里“拾遺”,但是像這樣的情況也是“萬中無一”,無論如何,這位考生是幸運的。
在我看來,考生的幸運得益于何教授的嚴謹作風,要不是他反復“讀了三遍”,會產生考生作文由及格變優秀的奇跡嗎?考生的幸運還得益于何教授的職業良知,如果不是“下決心”給54分,考生美文能幸免遺珠之憾嗎?考生的幸運更得益于何教授的學術膽識,從何教授“一篇質樸之作與一種作文導向”批改按語標題中,不難窺見其非凡的學術膽識。
然而,在當今中國應試教育土壤的作文生態中,具備何教授嚴謹作風職業、良知學術和膽識者又有多少?不說絕無僅有也是風毛鱗角吧。兒子在本地某校就讀,作文風格雖頗具何教授欣賞和倡導的“質樸”導向,然而每次得不到高分倒也罷了,教師有貶無褒的尖銳評語讓其追求“質樸”的積極性受到極大挫傷,以至對作文無所適從厭惡畏懼。如果說高考作文機器是給考生戴上的一條沉重枷鎖,我以為只是枷鎖一節罷了,因為現下中小學生作文原本就是大家都戴著應試的枷鎖在街舞。此正是我所謂的作文教育不幸之一。
然而,誠如何教授所言,這篇不幸之萬幸作文的最初錯判,并非閱卷老師責任心不強的惡意錯判,而是眼光有問題。公允而論,眼光有問題也不能全怪老師,而是當下中國作文標準和作文教學有病,作文改革的小指揮棒斗不過高考的大指揮棒。不客氣地說,現下高考試題把活的語文當尸體解剖又當尸體來考。老師教語文知識教僵了,教寫古人教僵了,教議論文教僵了。僵化的語文知識教學,把學生思維弄僵了,豈能把作文寫活?即便是被考生和教師奉為指揮棒的《考試大綱》在作文導向上也比較籠統,比如2006年的《語文高考大綱》,在文采上要求學生“語言生動”、“文句有意蘊”。于是催生市上一本賣得挺火的“高考作文寶典”如是給學生解讀“有意蘊”:寫作文時,不要說“我很悲傷”,要說“我心靈的天空一直下著雨”;不要說“女人和男人應有平等的社會地位”,要說“女人應是一株木棉,和橡樹并立在一起”;不要說“沒有錢”,要說“與孔方兄無緣”,說“‘老人頭’不多”……
現下學生作文怪胎遠不止這些。一個不爭事實是,高考作文普遍存在“脫離現實”“辭藻華麗”這兩種傾向,不少考生習慣于“回到古代,復述經典”。比如2004年,江蘇省高考作文題是《山的沉穩,水的靈動》。結果試卷上“堆滿了古代的山、涌動著古代的水”:一會兒是李清照的“水”,“到黃昏點點滴滴”;一會兒是李白的“水”,“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一會兒是蘇東坡的“水”,“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用何教授的話說,“寫來寫去,就是沒有自家的‘自來水’,沒有家前屋后清澈的、或者被污染了的‘水’”。到了2005年,江蘇省高考作文要求以“鳳頭·豬肚·豹尾”為話題,于是,成千上萬的考生一齊追捧項羽——烏江自刎確實算是人生的“豹尾”。以至閱卷者很快產生了“審美疲勞”,一看到“項羽”就發“毛”。呼呼!作文作到這步田地我已無語,委實“如今只有而已而已”。
何教授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推薦它(改判高分作文)是一種導向。”所謂“導向”,除了盼著青年學生都能懂得感恩外,何永康也希望閱卷者和中學語文教師能包容并鼓勵這份“來自現實生活的質樸”,因為在高考作文中,這已經是久違的文風。實際上,這篇被“打撈”出來的《懷想天空》,只是為久違的質樸文風開了一扇窗,卻還不是評價當前優秀高考作文的唯一標準。但愿何教授開的這扇天窗能為中國作文教學帶來一絲清新的空氣,更能成為中國作文改革的一縷希望的曙光。(作者:陳慶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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