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咨詢的迷局

心理咨詢的迷局

近年來，心理健康的概念被大眾普遍接受，心理咨詢也走進高墻之內，被認為是教育矯治的重要手段，監獄勞教民警心理咨詢師隊伍建設提上日程，各種相關規定紛紛出臺，心理咨詢中心在各個監管場所如雨后春筍一般出現。但在實際的運用中，似乎心理咨詢并不如大家預期般好用，大家也越來越迷惑——到底場所內心理咨詢應該是怎樣運行？它是否應該堅持“第三者”的立場？如何界定其地位和作用？這些問題如一個個謎題等待著我們的探索與解答。

心理學認為，行為是思想的映射。據此，人們也得出一個結論：行為矯正，從根本來說是思想的矯正。思想是什么？《說文解字》中說：“思”者，上為“田”，下為“心”，“心之田”；“想”者，上為“相”，下為“心”，“心之相”。思想如何，你對事物的判斷就如何。所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所謂“境由心造，相由心生”。換一種科學點的說法，思想是一系列的信息,輸入人的大腦后,形成的一種可以用來指導人的行為的意識，是客觀存在反映在人的意識中經過思維活動而產生的結果。從種解釋中，我們可以看到影響一個人的思想的重要因素中，就包括了認知結構。而心理咨詢從廣義來說就是“心理師運用心理學的原理和方法，幫助求助者發現自身的問題和根源，從而挖掘求助者本身潛在的能力，來改變原有的認知結構和行為模式，以提高對生活的適應性和調節周圍環境的能力”。從這些定義中，我們可以得到一個推論：心理咨詢通過心理學的原理與方法的運用，能夠引發思想與行為的雙重改變。這說明，在教育矯治的過程中，心理咨詢的運用從理論上來說是能夠發揮積極有效的作用的。 那么在監管場所內，為什么心理咨詢運用起來卻不那么盡如人意呢？筆者認為其原因應該包括以下幾點因素：

1、咨詢體系的非獨立性，和咨詢立場的模糊。在監管場所，由于其特殊性，咨詢師一般由獲得相關資質的民警兼任，其組織機構隸屬于管理教育體系，也就是說，在咨詢過程中，實施咨詢的是一個有著咨詢師和管教民警雙重身份的人，一個是理性的，旁觀的，引領的“第三者”視角，一個卻是“身在其中”的“參與者”。作為“參與者”，往往使我們在咨詢的過程中容易走入一些經驗主義誤區，或者慣性的帶入“教育者”的角色，從而影響咨詢效果。

2、咨詢模式中的強制性。現目前，場所內咨詢模式主要分為兩類：一是“自愿”，二是“需要”。心理咨詢的基礎是咨詢關系的建立，良好的咨詢關系是開展心理咨詢的前提條件，是達到理想咨詢效果的先決條件，咨詢師左右咨詢關系的因素是咨詢理念、咨詢態度、個性特征，求助者左右咨詢關系的因素是咨詢動機、合作態度、期望程度、自我覺察水平、行為方式、悟性水平、對咨詢師的反應。“自愿”的求助者一般咨詢動機明確，合作態度較好，容易對咨詢師產生信任和依賴感，更利于建立良好的咨詢關系。“需要”則是管教民警從管理教育安全角度出發，認為被管理對象需要或者應該進行心理咨詢，從而安排或要求被管理對象接受心理咨詢。從被管理對象來說，這是“非自愿”、“被強迫”、“不得不”的。這樣的咨詢對象，一般合作態度不高，咨詢目標不明確，期望值低，易產生抵觸、排斥等心理，不利于咨詢關系的建立，咨詢效果也會受到影響。

3、與求助者期望的差異。心理咨詢的實質是幫助求助者解決心理問題。“幫助求助者解決心理問題”的含義有二：一、咨詢關系是“求”和“幫”的關系，這種關系在心理咨詢中有普遍意義。二、幫助解決的問題，只能是心理問題，或有心理問題引發的行為問題，除此以外，咨詢師不幫助求助者解決任何生活中的具體問題。但是在監管場所中，被管理者作為咨詢對象，在其期望中，普遍存在兩種現象：一是將心理咨詢作為一種情緒發泄的管道，“說過就算”。二是希望通過咨詢獲得實質性的幫助，或者作為逃避教育矯治的手段。在咨詢的案例中，我們接觸到一個很有代表性的案例。學員鄭某某，入所時表現正常，但一段時間后開始出現異常行為，如失眠，禿發，易激惹，對什么都不感興趣，常自言自語和無故哭泣，語言表達時缺乏邏輯性，思維跳躍。通過咨詢，發現該員因為是家中獨生女，長期受到父母溺愛，從來

沒有受到挫折，并養成了散漫、好逸惡勞等性格，進入場所后，面對嚴格的制度管理和習藝勞動要求，復雜的人際關系，簡陋的生活環境等極其排斥、不適應，強烈的希望能離開監管場所。經過SCL-90測試，抑郁、焦慮值高。咨詢師認為這就是一個典型的適應不良案例，參照其他的成功治療案例的方法就是減少使其感到不適應的環境或人物等刺激源，也就是說最有效最實際的做法就是讓其離所。但這明顯不屬于心理咨詢的范疇。因此，咨詢師仍然按照心理咨詢的做法，對其進行多次的疏導，但該員抵觸情緒嚴重，在咨詢過程中不聆聽、不交流，咨詢關系難于建立，咨詢效果很不理想，后來該員甚至出現較重的幻聽、幻視現象和自傷行為。為保障場所安全，該員所外就醫。出所后，該員在家休養，卻于一個月內逐漸恢復健康。在我們的實際工作中，有些心理問題實際上是可以通過幫助求助者解決實際困難就能解決的，這就讓身具雙重身份的民警咨詢師們陷入“管”與“不管”，“少管”還是“多管”的尷尬之中。

4、咨詢情況的保密與非保密的矛盾。在場所中，心理咨詢是作為教育矯治的一種輔助手段的，仍然是為及時掌握被管理者情況，確保場所安全穩定的目標而服務。因此， 在對學員進行咨詢后，為方便管理單位對該學員情況進行掌握，落實應有的管控措施，或協助實施后續工作等，心理咨詢師客觀上需要向管理單位介紹學員情況，在這過程中難免會出現泄漏咨詢情況的現象，而這實際上是與心理咨詢的保密原則有所偏離的。而這種泄漏，也會讓作為被咨詢者的管理對象對咨詢師產生不信任感，從而影響咨詢效果。

5、參照常模的誤差。現目前，還沒有針對監管對象這一特殊群體的科學化常模出現，咨詢師使用量表進行測試，仍然只能參照一般群體常模進行對比，其數值難免出現誤差，從而影響評估結果的準確性。

6、咨詢概念的模糊。在監管場所，除心理咨詢外，個別教育也是重要的教育矯治手段。個別教育是指通過 。兩者有很多的相似之處：都以談話為主要手段，都有個體和團體兩種形式，關系雙方都存在“求”與“幫”的心理咨詢的迷局關系，都以幫助被教育或被咨詢對象為目的，都是為場所安全穩定大局服務。區別在于，個別教育側重于解決 ，心理咨詢只關注心理問題或由心理問題引發的行為問題，不解決任何生活中的具體問題。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個別教育包含了心理咨詢的部分內容。于是，有人認為，相比于心理咨詢來說，個別教育更易于實施，效果更加明顯，涵蓋范圍更廣，經過多年的經驗總結，其系統性完整性更勝，既然這樣何必再多獨立出一個心理咨詢體系，完全可以講心理咨詢手段融入個別教育體系之中。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心理咨詢可以運用于教育矯治之中，但應探索與監管場所實際相適應的新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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