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的慎刑舉措

根據(jù)中國目前保存下來的最早的古籍之一《尚書》中的《康誥》、《舜典》等文獻記載，早在公元前1000余年的西周初年，執(zhí)政者周公等就提出了“明德慎罰”、“慎刑恤罰”的主張，強調(diào)統(tǒng)治者要像關心自己病痛一樣關心百姓的疾苦，執(zhí)法的人要自己帶頭守法，處理案件一定要慎重，要嚴格依法辦事，即使天子說要殺，執(zhí)法官也不能不依法律而殺，“惟刑之恤哉”。周公等古代政治家的這一思想，后來就成為歷代士大夫階層追求社會長治久安的理論基礎，以及統(tǒng)治階級的重要刑事政策之一。

進入春秋戰(zhàn)國時期，儒家在推行“仁政”的過程中，也提出了“以德服人”、“寬則得眾”、“省刑罰”的主張。漢代以后，經(jīng)歷了賈誼的“省刑恤罰”、曹操的“慎刑”、諸葛亮的“執(zhí)法公允”，西晉杜預、劉頌、張斐等人的“文約而例直、聽省而禁簡、理直而刑正”，北魏孝文帝拓跋宏的“民命尤重”、“惟刑之恤”等等的主張。至唐代，“慎刑恤罰”的思想得到了空前的發(fā)展，并成為唐初君臣的共識。以李世民為首的唐王朝統(tǒng)治集團，親身經(jīng)歷了強大的隋王朝，由于沒有處理好與人民群眾的關系，極度壓榨農(nóng)民，破壞法制，濫殺無辜，窮奢極欲，在短短的幾年間就被推翻了的過程。因此，他們就以“安人寧國”為基本國策，注意改善與人民群眾的關系，“慎刑恤罰”就是其中一個重要的方面。

“慎刑恤罰”，講得通俗一點，就是要求司法機關在定罪量刑時，一定要慎重、小心、嚴謹，關注人的生命，嚴格依法辦事。其潛臺詞包括三個要素：一是在對案子有疑問，犯罪事實沒有完全搞清楚的情況下，不要急于抓人，已經(jīng)抓了的，不要急于判案，如《尚書》所言“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jīng)”。二是在犯罪事實搞清楚了的情況下，定罪量刑可重可輕時，用輕刑；可罰可不罰時，不罰。用孔子的話來說，就是“寬則得眾，惠則足以使人”。三是對于宣告死刑這種人死了不可復活的重大案件，必須用嚴格的、周密的程序，使冤死的情況盡可能地降到最低程度。在這方面，中國古人更是動足了腦子，想盡了辦法，因此值得做進一步論述。

首先，中國自漢代以后，就用法律明文規(guī)定了對判處徒刑以上案件的嚴格審理程序和上訴糾錯程序，如“乞鞫”和“錄囚”等。前者的內(nèi)容是：一件刑案定罪量刑之后，當場將囚人傳呼過來，把所認定的罪狀告訴他；如果犯人稱冤，就允許其上訴，進行更為詳細的審訊。后者的意思是：皇帝、郡守以及刺史等，定期或不定期地巡視所屬各地監(jiān)獄，對已經(jīng)在押的犯人尤其是死囚進行審訊，了解對其的定罪量刑是否合第一文庫網(wǎng)法適當，如發(fā)現(xiàn)冤曲，“即時平理也”。這些制度，均被后世承繼了下來(清末著名法學家沈家本對此有詳盡的考證)，成為“慎刑恤罰”原則的重要組成部分。

其次，由于死刑事關人命，人死不可復活，所以，在中國古代，對死刑案件的處理更是慎之又慎，要有多重上奏、復奏的程序。在漢代，這種程序稱為“上具獄”。至唐代，這種程序獲得了更好的發(fā)展，并在統(tǒng)治階級“慎刑”思想的指導下，進一步完善了“三復奏”制度(死刑復奏制度形成于北魏，三復奏制度出現(xiàn)于隋)：即死刑核準以后，在執(zhí)行死刑罪犯前，還有一個死刑復核程序，由皇帝在死刑犯人的名字上勾決，才能執(zhí)行，這種核準復奏的程序一共要履行三次。貞觀五年(632年)，唐太宗李世民在盛怒之下，錯殺了不構(gòu)成死罪的大理丞張?zhí)N古。為了防止再錯殺，他下詔規(guī)定：“凡有死刑，雖令即決，皆須五復奏。”之后，唐《獄官令》對三復奏、五復奏以及相關問題作出了明確的規(guī)定：死刑案件，在京者，行決之前必須五復奏(決前一日二復奏，決日三復奏)；在京外者，刑部三復奏(決前一日之內(nèi)，刑部連續(xù)向皇帝奏請三次)。唐代的三復奏、五復奏制度，為明清兩朝繼承了下來。清代在此基礎上，還創(chuàng)造了“秋審”制度，即每年一度對被判死刑監(jiān)候的案犯，進行一次全國范圍的復核，啟動

決定其生死的特別復核程序，這樣，使被冤的死刑案犯的糾正又多了一道防線。

再次，為了使“慎刑恤罰”的政策能夠得到嚴格執(zhí)行，中國古代對違反此政策的各級官員規(guī)定了嚴厲的處罰措施。《唐律疏議·斷獄》“死囚復奏報決”條規(guī)定：“諸死罪囚，不待復奏報下而決者，流三千里。即奏報應決者，聽三日乃行刑，若限未滿而行刑者，徒一年；即過限，違一日杖一百，二日加一等。”這里，期限未滿時行刑的責任，明顯大于過了期限再行刑的責任，可見其“慎刑恤罰”的堅定立場。《大明律》和《大清律例》，都繼承了唐律的規(guī)定，對司法官吏不遵守法定程序行刑，或違反上報復核奏決行刑的行為，制定了嚴厲的處罰措施。

中國古代雖然提出了“慎刑恤罰”的思想，并將其規(guī)定在法典之中，體現(xiàn)了尊重生命和實施刑法中的人道主義精神。但在實際生活中，能真正做到這一點的王朝和皇帝并不是很多，這主要是因為在封建君主專制制度之下，法律的運行、制度的遵守，都是以君主的人治為轉(zhuǎn)移的，因此，“慎刑恤罰”的政策并沒有能夠得到一以貫之的實施，即使在最為強盛、開明的唐王朝時期，也是一樣。然而，盡管如此，中國古人關于“慎刑恤罰”的思想，以及為了實現(xiàn)這一思想而作出的制度設計，對我們今天加強社會主義法治建設，關注民生，關注社會弱勢群體，尊重和保護人的生命，尊重和保護公民的各項基本人權(quán)，仍然有著重大的理論和實踐價值，是一筆珍貴的法律文化歷史遺產(chǎ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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