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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不可及」與「愚不可及」
“智不可及”與“愚不可及”這個典故,源于孔子與弟子的一次對話。孔子講到,春秋時期有一個國的宰相名叫寧武子,曾經先后輔佐過兩代君主。在第一代君主時期,因為政治清明,寧武子智不可及;在第二代君主時期,因為政治黑暗,其愚不可及。為什么寧武子這個人會“前智”而“后愚”呢?這既與當時的政治環境有關,也與智慧由個人掌控有關。這反映了政治黑暗年代知識分子的一種智慧,當一個人改變不了時局時,就會尋找一種可以自保的養晦之略。作為今人,作為現代的領導者,從這個故事中能借鑒到什么呢?我認為,從微觀層面上說,如何采取有效措施規避和防止下屬這種“愚不可及”現象的發生,很值得我們深思。在領導者與被領導者這對關系中,領導者居于支配地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因此,要解決這個問題,關鍵在領導。
領導要有容人容事容言的雅量。當領導的有沒有容人容事容言的雅量,這一點至關重要。現在講領導德才的比較多,對領導度量的關注比較少。事實上,在領導行為中,度量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如果領導心胸狹窄、恃才傲物,下面的人肯定不敢多言,說話從有所保留開始,到說好話、說套話、說恭維話,最后通過沉默來抗爭。當沉默都不行時,他只有變得“愚不可及”了,因為誰都清楚領導手中的權力掌控著下屬的政治命運。在這種情況下,誰都得乖乖的,誰都會去向寧武子學習,在容人問題上,春秋時期的齊桓公為我們樹立了榜樣。齊桓公與管仲曾經有過一箭之仇,但齊桓公當上國君后,捐棄前仇相管仲。結果,管仲將齊國治理得井井有條、民富國強。如果當初齊桓公記住一箭之仇,沒有容人的雅量,就不可能有后來的管仲相齊,也不可能有他后來的霸主之位。所以,身為領導,一定要有容人的雅量,能容人不能容之言,能容人不能容之事,能容人不能容之物。尤其要容得下曾反對過自己的人,容得下與自己意見不一致的人,容得下與自己有過節的人。領導胸襟開闊,有容人容事容言的雅量,下屬的聰明才智才能源源不斷地涌流。否則,大家就會像《皇帝的新裝》里的大臣們一樣,誰也不說實話,都以好話套話恭維話來應付領導。更有甚者,領導說什么他就做什么,什么腦筋也不動了,最后也變成了“愚不可及”。
領導要善分權、用眾智。項羽至死都不明白他為什么會輸給劉邦。他在烏江邊發出了“非戰之罪也,天亡我也”的感嘆,就是感覺自己的出身、人品、能力、功夫都在劉邦之上,軍事力量也比劉邦強大許多,為什么最終卻敗給了劉邦。劉邦幫助項羽回答了這個問題:他之所以能夠戰勝項羽并最終贏得天下,并不在于他本人比項羽的本領大多少,而在于他用好了三個人:張良、蕭何、韓信。劉邦因用眾智得天下,而項羽自恃“力大無比”,以力取天下,最終落了個霸王別姬、自刎烏江的下場,并且還不知道自己輸在哪里。現在,有的領導自認為水平高,凡事皆一人決斷,而下面的人卻毫無用武之地,漸漸地,本來很有智慧很有想法的下屬也變成了傳聲筒。諸葛亮本人有很高的智慧與才能,但從現代用人觀來看,他有一個致命的弱點,就是凡事喜歡獨斷,喜歡事必躬親。所以,諸葛亮死后,蜀中無人,蜀國成了三國中最早被滅的一個國家。這不能說與諸葛亮長時期一人獨掌大權、不善分權沒有關系。
領導要努力創造民主、和諧的從政環境。在現代,和諧的從政環境更需要一種民主的機制來保證。抗戰中大批知識分子不畏千難萬險,奔赴延安等抗日根據地。若論生活和工作條件,根據地無疑是最艱苦的。知識分子來到這里,住的是窯洞,吃的是小米高粱,不但要學習工作,還要參加生產勞動,甚至要拿起武器直接參加戰斗。條件如此艱苦,而根據地卻有如此巨大的感召力,原因就在于根據地的民主氛圍很好,有自由寬松的環境,他們的聰明才智能夠得到充分發揮。我們多么希望造就一個人人都能起來負責的和諧的從政環境,讓每一個人的聰明才智都源源不斷地發揮出來,開啟一個其樂融融、“智不可及”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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