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對比分析

　　居民收入水平是直接影響市場容量大小的重要因素。居民收入水平一方面受制于宏觀經濟狀況的影響，另一方面受國家收入分配政策、消費政策的影響。以下是小編幫大家整理的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對比分析的內容，僅供參考，歡迎大家閱讀。

　　[摘 要]本文首先從縱向和橫向兩個方面來對城鄉居民的收入差異做了對比。其次，從城鄉產業、二元經濟體系及其他體制和政策方面分析了影響城鄉收入差異的主要因素。最后，從勞動力轉移、金融財政體制變革、制度創新等方面提出了增加農村居民收入的幾點建議。

　　[關鍵詞]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因素；途徑

　　[中圖分類號]F29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6432（2013）40-0018-02

　　1城鄉居民收入水平對比

　　從縱向來看，1978—2011年，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都是呈逐年上升的趨勢，尤其是2001年以后，增長速度的步伐呈現出逐年加快的趨勢。1978—2000年，從絕對數上來看，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由最初的343.4元增加到6859.6元，增長了近20倍；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由最初的133.6元增加到2366.4元，增長了近18倍。2001—2011年，城鎮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增長了約3.18倍；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增長了約2.95倍。（具體數據參照：《統計年鑒2012》第十章第二節）

　　從橫向來看，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與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之間始終存在著差距，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二者之間的差距有逐年擴大的趨勢。從絕對數來看，二者之間的收入差距由1978年的210元擴大到1990年的824元、2000年的4027元、2011年的14832.5元。從增長幅度來看，1991—1994年，城鎮居民人均收入增長速度高于農村居民純收入增長速度；1995—1998年，農村居民純收入增長速度高于城鎮居民人均收入增長速度；1999—2009年，城鎮居民人均收入增長速度高于農村居民純收入增長速度。而正是1990—1994年，1999—2009年這15年的增幅差距，導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產生了大幅度變化。（數據來源參照：《統計年鑒2012》第十章第二節）

　　此外，從城鄉收入差距來看，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都呈現出遞增的趨勢；而且，城鎮居民的家庭人均收入的增長速度高于農村居民的家庭人均純收入。同時，通過對城鄉收入差距圖中兩條收入曲線的對比可知，城鄉收入曲線呈現剪刀差的趨勢；這說明1978—2011年，城鄉收入差距一直存在，而且城鄉收入差距還在進一步的擴大。

　　2 影響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因素

　　2.1 城鄉產業特性

　　現今，農業在農村經濟結構中還是起著主導作用，農產品收入需求彈性小的特點，使得農產品的價格始終處于一個低水平的狀態；同時，農產品市場價格體系的不完善、信息不完全及農業產業結構不合理等因素也制約了農業收入水平的提高；而農業收入又是農村居民收入的主要來源渠道，因此，農業自身的特性限制了農民的收入增長幅度。相比之下，城鎮的經濟發展主要側重于第二、第三產業的發展，隨著經濟改革的推進，第二、第三產業在GDP中的份額逐年上升，已經打破了傳統農業主導國民經濟的局面。因此，第一產業與第二、第三產業的非均衡性必然會造成城鄉收入差距的擴大化。

　　2.2 城鄉二元經濟結構

　　由于我國“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工業化發展戰略的實施，造成了工業部門與傳統農業部門對立的二元經濟結構，為了維持城市人口的低工資與低消費，國家又陸續出臺了戶籍制度、糧油供應制度、勞動用工制度等一系列制度，把城市人口與農村人口分割開來，形成了城鄉對立的二元社會結構。這種結構帶來的經濟利益的不平等，加劇了城鄉居民收入的不平等，造成了城鄉收入差距的持續擴大。

　　2.3 其他體制、政策因素

　　城鄉之間由于政府體制及政策的差異性，使得城鄉之間的差距不斷擴大。城鄉之間的差異主要體現在財稅體制、醫療體制、高等教育及戶籍、土地等方面，這主要是由政府實行的“城鄉分治，一國兩策”的城市偏向農村的各種經濟、分配、財政政策造成的。

　　3 提高農民收入是解決城鄉收入差距的根本途徑

　　3.1 推進城市化進程，加速農村勞動力轉移

　　增加農民收入的根本途徑是促進勞動力轉移，通過勞動力市場的調節作用減少務農人數，增加二三產業的就業人數。因此，我們要向農業的深度和廣度開發和轉移空間；繼續擴大鄉鎮企業吸收農村剩余勞動力的主渠道作用，將推進農村人口的城市化和大力發展第三產業作為未來吸收農村剩余勞動力的主渠道。適當擴大現有城市的吸收能力；發展勞務輸出；發展勞動力市場等。同時也應打破城鄉分割體制，推進農村城鎮化。此外創新城鄉分配體制，重點向農民傾斜；發展農村教育，提高農民素質；加強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的建設也能加快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速度。

　　3.2 發揮政府效應，調整財政、金融體制

　　政府應發揮其投資導向的作用，調整財政體制和完善農村金融體制。首先，建立健全財政支農體系，壓縮“黃箱”政策，增加“綠箱”政策，將對中間環節的支持轉向直接生產者。其次，改革國民收入分配格局、調整財政體制，加大對中西部地區、農村地區的財政投入力度，實施“五個統籌”發展，以逐步縮小城鄉差距。再次，完善現有的郵政儲蓄制度。政府要綜合運用各種手段，激勵和引導農村信用社、商業銀行及其他社會資金流向農業、農村，成為資金回流農村的主渠道。最后，深化農村信用社改革，建立符合我國農村實際的合作金融體系，同時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結構；探索建立形式多樣的農業保險機構，成立農業風險基金，由國家、保險公司、農民共同承擔農業風險。

　　3.3 提高農村居民的科技素質

　　一方面，普及農業科學技術，我們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和辦法，如廣播、電視、技術手冊、科技示范戶、農村科技帶頭人等多種方式，加強對農村的廣大農民進行農業科學技術普及教育，這不僅是農民素質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農業增產、農民增收的有效保證。另一方面，加強鄉（鎮）農業技術推廣站的建設加強鄉（鎮）農業技術推廣站的組織建設，培養出一支訓練有素的、相對穩定的農業科學技術推廣隊伍，是普及推廣先進農業科學技術的重要保證。

　　農村社會的發展水平，對于整個社會的發展來說，具有“短木效應”的作用，即中國社會發展水平在某種意義上取決于農村發展水平。因此，縮小城鄉收入和消費差距的基本途徑是大力提高農村居民的收入水平，應從發展農業經濟、農村及農業相關制度的完善及推進城市化進程等多種渠道來尋求提高農村居民收入的有效途徑。通過提高農村居民的收入水平，降低城鄉居民收入與消費差距擴大的趨勢，促進我國經濟、社會的和諧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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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拓展：

　　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影響因素

　　一、統計方法不科學

　　1.統計口徑不一掩蓋了差距程度。目前，中國有關部門和絕大多數學者在計算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程度時，只是簡單地用“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對比“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由于城鎮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村居民的人均純收入這兩個指標的統計口徑和范圍不一致，因此，直接計算出的顯性收入差距夸大了農民收入而縮小了城鎮居民收入，掩蓋了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實際程度。

　　2.平均指標使用的單一性缺陷引致了高低收入差異。中國對居民收入水平的衡量主要用平均指標，但隨著高收入家庭特別是少數收入很高家庭的增多,對平均數的拉動作用越來越大,平均數不斷偏離中位數。如2002年浙江城鎮居民有62.8％人口達不到平均收入。2004年江蘇有61.6％的城鎮家庭和57.6％的農民家庭收入水平在平均水平之下。

　　3.調查樣本確定偏差抬高平均收入。

　　（1）調查樣本缺乏代表性。現在使用的住戶調查樣本是上世紀80年代確定的，隨著居民的收支結構變化，居民之間收入差距逐步拉大，過去確定的調查點（大、中、小城市，縣城、鎮、農村）以及各調查點樣本戶數的代表性大大降低。尤其是現有城鄉住戶調查不能有效反映農民工的收入情況，將常住城市本地的非農業戶口居民作為調查樣本的統計結果，與包括原有城市居民和農村轉移到城市新居民在內的城鎮居民人均收入相比無疑過高。

　　（2）調查樣本確定違背隨機性原則。在對城鄉居民收支調查和統計的實際中，為減少記賬誤差，在樣本中抽取經常性記賬戶時，常常在愿意接受調查的居民家庭中抽取。而現實中愿意接受調查的居民家庭一般文化素質較高，在收入狀況與受教育程度呈正相關關系的前提下，對其記賬數據處理的結果，難免抬高人均收入水平。

　　二、巨富增多抬高人均水平

　　改革開放以來，長三角個人投入的資本占第二、三產業企業法人單位實收資本總額的比重越來越大。在個人資本大幅度增加的同時，長三角地區巨富大批涌現。僅福布斯公布的2005年中國400名富豪中，長三角137位的財富可使1.3789億長三角居民每人平均抬高1470元。

　　三、發展戰略偏向

　　進入上世紀九十年代，長三角工業化、城市化有了相當程度的發展，本應把優先發展工業戰略和城鄉差別戰略，調整到工業反哺農業，城市帶動農村，進而轉向城鄉一體化發展戰略上來，但在城市利益集團的壓力下，在政策設計上卻繼續存在“城市傾向”。如財政支農資金占財政支出的比重，江蘇1985年為12.6％，2001年降到6.6％，2004年則進一步降為4.3％。浙江2000年以來大致維持在8％左右，低于20世紀90年代初的9％10％的水平。

　　四、分配原則偏向

　　在市場取向體制下，當市場追求效率時，政府本應把著力點放在公平方面，但卻在宏觀政策上仍向效率傾斜，繼續用計劃方式把資源從農村投向城市，導致城鄉收入差距不斷拉大，并即將推向兩極分化境地。分配原則的偏向，實踐中造成社會成員享有憲法意義上的生存與發展權在事實上不平等，突出表現就是公民受教育機會不公平和就業機會不平等,而這正是分配起點不公平的根本原因。

　　五、再分配措施偏向

　　一是個人稅收調節體系不健全。現在開征的個人所得稅、特別消費稅和利息稅調節力度十分有限，而且在征收環節上漏洞較多，征收稅款占總稅收的比重較小。

　　二是政府公共財政支出偏向城市。從政府教育經費支出看，2006年江浙滬預算內教育經費占財政支出的百分比分別為18.72、22.29和14.21，與2005年相比分別下降了0.35、0.54和0.03個百分點。再就浙江省來看，2006年財政性教育經費占GDP的比例只有2.31％，不僅與浙江2002年的2.55％相比進一步下降，而且低于2006年全國3.01％的水平，遠低于《中國教育改革與發展綱要》到2000年達到4％的目標。同時短缺的教育經費在城鄉間分配苦樂不均，在投入上向城市的高、中等教育傾斜。從政府對公共衛生經費支出看，不僅增長慢，而且同樣偏向城市。2003年浙江各級政府對農村衛生投入只占投入總量的16.0％，城市醫院則占30.3％。

　　六、社會保障差異

　　長三角地區城鎮職工以養老、醫療、失業、工傷、生育五大社會保險和住房保障為主體的制度體系，幾經改革已日臻完善，而農村社會保障水平極低。從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看，除政府硬性規定必須參加的失地農民和在本地企業的就業人員，一般勞動者基本都未參加。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籌資水平還遠不及城鎮職工醫保的月籌資水平，很難談得上是真正的醫療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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