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讓企業家都成為“公知”

柳傳志的“在商言商”引發了輿論對“企業家該不該談政治”的辯論。像當年捐款一樣，多數人認為企業家有義務關心政治。而在商言商者被貼上了犬儒主義的標簽。企業家的首要責任是做好企業。多創造就業和稅收，談不談政治都是個人權利，而非企業家的義務。

參與政治是企業家的權利，而非義務

企業家該不該談政治，一時竟然引發爭議。事情起因于柳傳志在一個內部論壇上的發言，這個發言被概括為“在商言商”而引起劇烈爭論。柳傳志是這樣說的：“從現在起我們要在商言商，以后的聚會我們只講商業不談政治，做好商業是我們的本分。”

柳傳志的這番話，雖如一顆小石頭投入水潭。激起水下壓抑的波瀾。他的發言在明星企業家云集的“正和島”上立刻引起爭議，甚至引發同為“島民”的企業家王瑛“退島”。

王瑛在之后的采訪中也表示。自己并不反對柳傳志個人，而是反對柳的話語里制造了恐怖假象。但最終，事件演變成了一場“企業家該不該談政治”的辯論，企業家像當年捐款一樣，被迫站隊。

在某網站關于“柳傳志呼吁企業家不要談政治”的千人民調中：2%的人認為企業家的天職是賺錢，做好自己的事就是對社會的貢獻；9%的認為中國的政治太復雜，企業家應該遠離政治，否則容易身敗名裂；而39%的認為每個公民都應該關心政治。這既是權利也是義務。與柳傳志的呼吁恰恰相反，人們對企業家寄予厚望，希望他們在政治的領域發聲，特別是在社會失范的領域為民請命，所謂“能力越大，責任越大”。

于是，柳傳志“在商言商”的言論也被貼上了犬儒主義的標簽。一些人也拉開了架勢，打算對“為富不仁”的犬儒商人開展“政治斗爭”。

作為個人來講，一個企業家是否“在商言商”“不談政治”，本質上是他的個人權利，外人無緣置喙。企業家的責任首先是做好企業，多創造就業和稅收，以自己有別于政治家和輿論領袖的方式報效社會。主張企業家應該發聲的王瑛也承認。“通過直接參與政治來推動社會進步，這當然不是企業家責任范圍之內的事”。“參與政治僅僅是企業家的權利，而非義務”。

更坦率地說，柳傳志的“在商言商”“不談政治”，在這樣的轉型社會中，也是情非得已的自我保護。正所謂你不談政治，政治卻要談你。出于企業現實利益考量，企業家尤其是有巨大影響力的企業家，必須謹慎言行，以免因自己出言不慎而對企業和個人帶來無法預計的沖擊。在缺乏程序正義和司法公正的制度下，曾成杰這樣的小商人和柳傳志這樣的大企業家，或許并無本質區別。在面對強大而無約束的權力時，他們都會噤若寒蟬、殫精竭慮。

柳傳志們正以行動推動著政治的向前

在經濟改革的中國，我們無法忽略企業家對于政治的推動作用。柳傳志們扮演了時代最期待他們扮演的角色，中國最缺能闖過現實環境做大做強的企業家，他們做到了這一點，形成了強有力的示范，鼓舞了后來者。

1995年，聯想公司在香港市場虧損1.95億港幣。對此，柳傳志表示，“北京聯想的業績是可以支持香港聯想繼續成長的。”而他的目的是“國家鼓勵企業到香港上市融資是一個好政策。尤其是對于缺少資金技術的國企更重要。而且上市之后可以提高管理水平。我不希望因為聯想在香港遇到一點困難，影響到國家這個政策！”

媒體人段鋼對于柳傳志有著這樣一段評價：“我所認識的柳傳志，目光遠大，勇于擔當。不輕言許諾，但言出必踐。他的責任感表現在，絕不推卸應該承擔的責任，也不會承擔無法承擔的責任。在他最困難的時候也沒有只想著自己的利益或者說只考慮聯想的利益。他是一個現實主義者，解決問題注重操作性。”

周其仁教授也認為，“他不是沒有是非觀念的人，不是對當下熱議問題沒看法，一個沒有看法的人怎么會這么有主見，但是他怎么去表達，怎么去實現這個看法，要謹慎地選擇。這不是犬儒主義，因為企業家身上還背負著一些其他人沒有的重要職責。”

專注商業的馬云在近日被香港媒體從他的專訪中淘出一句“敏感詞”，也被站隊在柳傳志們的一邊。然而阿里巴巴對于金融制度的沖擊，倒逼壟斷行業做出改革，這樣貢獻難以和政治劃清界限。

在任何國家。企業家都不是輿論場的主角。他們影響政治一般都會選擇自己社會里的傳統途徑。而避免在社會尖銳爭議的領域舉旗。柳傳志們在政治發言上的克制契合了世界大多數成功企業家的做法。

企業家不能做公知，也不宜與政治走得過近

所謂企業家的發聲，會有人片面地理解為在微博上發一條與民主相關的言論，對于社會時事做一番評價。柳傳志、馬云和長期參與NGO事業的王瑛都是推動政治進步的親力親為者，而在網絡上發發牢騷就以“公知”自居的商人們，實在廉價了許多。

在馮侖看來，企業家不能做公共知識分子。“我們一批企業家已經達成共識：第一要恪守企業家身份；第二企業家屬于‘中右’，不是極右，民主體制下，都是‘中左’和‘中右’交互起作用推動社會；第三，企業家說話、做事以達到的效果為目的，而不是以讓人知道為目的。”

企業家談政治。首要目的是改善自己的生意環境，而不是為了自己的思想信念。而一些更低級的輿論炒作者，他們的影響力是將商業名聲到輿論場上做了放大，有一定“娛樂化”，他們這樣做可以反過來幫助進一步實現商業利益。

一直與民營企業家們保持著密切關注和溝通的董明教授說，“十多年前民營企業家政治參與心態的4種類型里，功利型的經濟性政治參與者是最多的，到現在為止，這個分類和結論還是適用的，沒有過時。”企業家參與政治的另一種方式，是親近政治，與政治發生著曖昧的關系。“與政府和官員結成庇護與被庇護的關系，且必須經營這個關系網，以贏得經濟與政治的雙重確定性。”企業家與政治走得太近，則有可能成為專制的幫兇。

有評論寫道，“企業家們不敢談論政治的社會，一定是扭曲的、不健康的、讓人感到恐懼的社會，也是一個沒有希望的社會。”同樣，一個想把企業家都變成公知的社會，一定是慣于人治、程序意識淡薄的社會，也是一個缺乏訴求渠道、正義無處伸張的社會。

摘自新浪《新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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