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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與中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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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與中國文化
“中庸”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是極為重要的思維方法論和踐行本體論。中庸之道不僅是儒家的思想準則，而且在中國文化上成為很多哲學流派的思想方法論，因而具有中國思想經典和世界觀綱領的重要地位。《中庸》獨特于其他經典之處在于，其所書寫的是歷代圣賢彼此心領神會相互傳承的心法。也就是說，中庸是儒家的重要道德準則，是儒家所追求的為人處世的最高規范。正是這一點上，顯示出“中庸”思想在中國文化中的特殊位置，它對古代儒家思想體系的完善和儒學教育的延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中國傳統文化博大精深，又頗有許多獨到之處，這些都與儒家所推崇的經典《中庸》的影響分不開。在新的歷史時期，研究《中庸》精神對中國文化的影響，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崇尚天人合一
中國傳統文化崇尚天人合一，強調整體同一。這與先秦時期《中庸》所倡導的天、地、人的和諧是一致的。可以說，中庸的天道人道觀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是直接而深遠的。
《中庸》開篇就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天賦予人一種人性，它是自然的、儒家強調的“善性”、“率性之謂道”，就是遵循人性之自然去延伸，不能違反人性之本有。然而人之性，由于氣稟不同，習染易壞，有不能盡循其性的，需要以道修而治之，即所謂“修道之謂教”。《中庸》又說：“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中庸》在論述了天、道、教之后，進入人的心理部分，這涉及性情本體和深層心理。朱熹解釋道：“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無所偏倚，故謂之中。發皆中節，情之正也。無所乖戾，故謂之和。”“中”是指合度，就是說喜怒哀樂在內心還沒有產生、還沒發展的時候要控制到一定的度，使其安然于感情未發的狀態。“發而皆中節”，意味著情緒可以發泄表現出來，但是要有一個度。這種有控制的狀態就是“和”，“和”就是和諧。“中”，是天下人人都有的本性，即天命之性，是道之本體；“和”，是天下普遍的原則，即率性之道，是道之用。達到“中和”的境界，天地便各在其位了，萬物便生長繁育了。天與人，天與萬物都繁榮昌盛了。
《中庸》后面又說：“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至誠”不是說一般意義上的誠，而是指達到了最高境界的誠。唯獨這天下至誠的圣人，才可以發揮他的天賦本性。圣人既能盡己之性由是推之于人，設立政教，使人人都能復其性之本然，而能盡人之性。圣人能盡人之本性，由是推之于物，而能盡物之性。由于人物皆天地之所生，圣人能盡物之本性，即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就是可以促進萬物發展，而不是去違背或對抗自然規律。這是用人的善心和誠意去促進天地之化育，生生不息的一種道。天位于上而覆物，地位于下而載物，圣人位于中而成物，以一人之身，與天地并立而為三，即“與天地參矣”，達到天、地、人鼎足并列的境界。只有順其天、順其地、順其萬事萬物規律，掌握了萬事萬物規律的人，才是一個真正懂得真理的人。《中庸》在這里強調，只有真誠才可以使自己立于與天地并列為三的不朽地位，可見真誠的功用之大。
可見，中庸之道要求在自然與社會兩個方面均要注重適度與均衡，其所構成的“天人關系”主要表現在天道與人道的合一上。所謂天道的核心在于“誠”，而人道的終極目標則是對誠的追求。在人道與天道合一中努力達到原天以啟人、盡人以合天，從而使人與自然、人與自己的天性相和諧。當人性與天性相應相合之時，人性也就與天性的至善至誠致仁相合一。這種人性與天性的和諧，對天下士子提出了內在的修為與外在的踐行高度合一的要求，成為歷代仁人志士追求至誠至仁的目標。
二、主張安分守己
中國傳統文化強調安分守己、知足常樂、隨遇而安，做好自己分內的事情，不生非分之想。這與《中庸》所倡導的“素位而行”的要求是一致的。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這里，論述君子修中庸之道的次序等問題，是說君子但因其見在所居的地位，而行其所當行的道理，未嘗于本分之外，別有所愿幕。“素位”即見在所居的地位，意味著居于什么樣的位置，就在這個位置上去行事，而不做分外妄想之事。
“素富貴”，君子在富貴的位置上就要行乎富貴。如果富貴了卻更加貪婪，總想把他人囊中之物據為己有，這就叫不行富貴之位。當今來看，如果富貴了，能做到取之于社會，又回饋社會，拿出部分錢財贊助教育、資助宗教、扶助貧困，這就叫行乎富貴。
“素貧賤，行乎貧賤”，指一個人貧窮時，應該安貧樂道，做貧賤所當為的事。可以為自己設立目標，調整自己更加努力，使社會制度更為公正，以改變現狀。但如果懷有太多的野心就會徒增痛苦，而且會嫉妒甚至是埋怨那些先富起來的人。一心怨恨社會和他人，只會使自己和他人都受到傷害。
“素夷狄，行乎夷狄”，夷狄指的是邊遠地區，不在華夏或中原等經濟文化發達地區之中。“行乎夷狄”，就是說不是去埋怨地理位置不好或條件太差，而應該腳踏實地地從本民族本地區的客觀現狀出發去做事情。
“素患難，行乎患難”，身處患難之中就應知道患難是一種多么珍貴的提升自我品質的機會。不能因為患難，讓自己喪失立場，喪失尊嚴。正是患難可以使人超越自己，讓自己成長。在患難中如果只想著讓別人來幫助自己，幻想著不經過努艱苦力就獲得平安暢達，這是與君子應有的修為背道而馳的。只有在患難中保持堅強的意志和一顆陽光的內心，才能讓自己走出困境并重新崛起。 君子身所處雖有不同，但都能盡其當為之道，所以才可以隨處安然自得，即“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
接著《中庸》說：“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于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這是君子素其位而行的實踐方法。“在上位不陵下”，處在上位，不要作威以欺凌下位的人。雖處下位，也不附勢以攀援巴結那在上的人。即上級不應該借勢壓人、仗勢欺人，而下級之人對上級也應行坦蕩的君子之風。正因為陵下不從，必怨其下，援上不得，必怨其上，所以要“正己而不求于人則無怨”。從嚴從正要求自己，從來不去求取與人，這樣也就沒有怨言了。只要心中泰然，雖然上不得于天，也能順受其正而無所怨憾于天，雖然下不合于人，也能安于所遇而無罪尤于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居易”就是居在平易安定之處，“居易以俟命”，就是說君子素位而行，隨其所寓，安居現狀等待機會。相反，“小人行險以繳幸”，小人總是鋌而走險，而且懷著僥幸的冒險心理。君子為人處世，應該堂堂正正，恪守本分，而不應該鋌而走險，讓自己陷于險境。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這里用射箭比喻君子之立身處世，一箭射去但脫靶，沒射到靶心“鵠”，不是去怪靶子不好，更不怨那勝己的人，應該檢討自己，即所謂“反求諸其身”，從自己身上找原因。這是君子之道自我內修的價值要求。
《中庸》說：“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如果不是天子君王，而是士、知識分子，他們就應該去做自己分內之事，而不能去議定制禮，不能制定法度、考訂文字。因為制禮作樂，是國家極大的事體，只有有德有位的圣人，才可以定一代之典章，齊萬民之心志。國家之制度、書寫的文字也唯有天子才有資格去制定、考證。政教出于朝廷，事權統于君上，非臣下所能干預。這就再次強調，作為一般老百姓，只能安于本分，不能有非分之想、越權之行。
《中庸》認為君子要素位而行，安于所守，這一觀點同《大學》中“知其所止”的觀點相一致。它告訴我們，任何成功的取得都基于對現狀恰如其分的適應和處置。一個人不能適應現狀，不能準確定位自己，是很難成功的。《中庸》“素位而行”的思想深深影響了中國傳統文化中一般世人的價值觀和行為準則。
三、提倡積極入世
《中庸》倡導大德受命、積極入世的人生態度，它與《易經》所說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精神一樣，深深地影響了中國文化。
在《中庸》第十六章中，孔子以舜為例對中庸之道的功效加以進一步說明。“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圣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孔子說，舜真是個最孝順的人！德行方面是圣人，地位方面是尊貴的天子，財富方面擁有整個天下，宗廟當中祭祀他，子子孫孫都繼承他的偉業。所以，有大德的人必定得到他應得的地位，必定得到他應得的財富，必定得到他應得的名聲，必定得到他應得的長壽，即“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天生我材必有用，只要你修身而提高德行，總有一天會受命于天，擔當起治國平天下的重任。到那時，名譽、地位、財富都已不在話下，而且也會因快樂而健康長壽。所以，上天生萬物，必定根據它們的本然之材質異其所加：如果根本完固，栽植而有生意的，便從而培養之，雨露潤之、日月照之；而對于那些根本動搖，傾仆而無生意的，便從而覆敗之，雪霜被之，風寒折之。圣人相信上天是公正的，要你努力并具有大德，就必然能得其位、得其名、得其祿、得其壽。只要是把自己內在的善良與真誠升華出來，個體的努力必然不負期望，會讓自己走向成功之道。也就是說，天道和人道是合二為一的，只要你努力進取，命運就會站在你這一邊。
“《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詩經》說，可嘉可樂的君子，有顯顯昭著的美德，既宜于在下之人，又宜于在上位之人，因此能受祿于天而為天下之主。上天保佑他，任用他，給他以重大的使命，使他長享福祿于無窮也。所以，擁有大德的圣人，必然受上天的眷命而為天子。一個人如果有大德，無論身處順境逆境，處江湖之遠還是居廟堂之高，他的優秀品德總是可以讓身邊的人受到感染，如沐春風，自然而然身邊的人就會賞識他，給他機會，這是“大德者必受命”的道理。君子要順其自然，不要胡作非為，不要鋌而走險。
由此看來，儒學并不是絕對排斥功利，只是反對急功近利、不安分守己的做法。換言之，儒學所強調的，是從內功練起，修養自身，提高自身的德行和才能，然后順其自然，水到渠成地獲得自己應該獲得的一切。君子只要通過修身而提高德行，總有一天會受命于危難之際，擔當起治理國家的重任。這其實也正是中庸之道的精神——凡事不走偏鋒，不走極端，而是循序漸進，一步一個腳印走下去。這一思想與孟子“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的思想異曲同工，成為中國文化的一部分，滲透進一般讀書人的心里，讓他們積極讀書，等待天降大任。
四、倡導政治倫理
中國古代社會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賴建立在宗法制度基礎上的倫理觀念而加以維系的。中國的社會倫理、國家倫理是從家族倫理演繹而來的，中國歷代的統治階級在治國方面，都注重道德感化的力量，強調勸善懲惡，見賢思齊。圣人的倫理教條，從小就加以灌輸，可謂家喻戶曉，路人皆知。并且通過禮樂并重的方式，使冰冷的政治溫情化，充滿了濃濃的人文關懷。《中庸》對政治倫理化的闡述極為深刻。
首先，通過中庸之政體現出來。
“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魯哀公向孔子請教：“人君為政的道理當如何？”孔子說，周文王、周武王推行的政事都是酌古準今，盡善盡美的，如今都記錄在當時的木板和竹簡之中，其綱紀法度，都可以從中去考察去解讀。如果圣明的君主和臣子依然存在，當時立下的政事，如今樣樣都能夠實現，文武之治，也可復見于今日。如果沒有那樣的君臣，那政事也就都滅息了。圣人賢臣施政的途徑，就在于勤于政事，讓政治立竿見影；就像在肥沃的土壤中植樹，勤于種植，讓樹很快長起來的途徑一樣，要迅速見成效，就要使政治像蘆葦一樣具有旺盛的生命力。這里，孔子提出為政在人的問題，強調執政者的修養。“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為人君者，要舉文武之政，必須擇賢臣而用。然而人君由是臣下的表率，如欲取人，必須先修自己的身。而要修身，必須對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的道理，認真去踐行。然要修道，又必須全盡本心之仁愛。這樣，以仁修道，以道修身，則上有賢君，以身取人，下有賢臣，從而舉文武之政也就不難了。 “仁者，人也，親親為大”。人之所以為人，乃在于有生之初即具仁愛之心。然而仁雖無所不愛，必先愛自己的親族，才能推以及人。也就是說，在“仁者愛人”中，愛自己的父母是仁愛中最重要之事。人應該從愛自己的父母開始，如果一個人連自己的父母都不愛，卻聲稱自己愛國人民，是虛假的、不可能的。在這個意義上，《中庸》認為愛自己的父母，是實現仁愛千里之行的第一步。
“義者，宜也，尊賢為大”。所謂義就是適宜得當，尊敬有道德的賢人稱為義。尊敬賢能是義最主要的方面。“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親愛親人有不同，如父母應當孝敬，宗族則當和睦，自有個主次。尊敬賢人也是有差別的，如大賢則以師傅待之，小賢則以朋友處之，自有個等級。這主次等級，都從天理節文上生發出來，所以說“禮所生也”。
“在下位不獲乎上，不可得而治矣。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處在下位的臣子，如果得不到處在上位的君主的信任和肯定，就不可能獲得民心，從而統治百姓。所以，君子不可不先修其身，而要修養其身，不可以不善事其親，侍奉好自己的父母和親人；而欲盡親親之仁，必須尊賢取友以知人，知人又必知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的自然天理。由知天以知人，知人以事親，則身修而有君矣。以身取人，則有臣。有君有臣，必會有文武之政的盛世。這里講的是為政要從自身做起，但并不是簡單的獨善其身，而是要在社會和人群的維度中自我提高，在孝敬父母、結交良友的過程中提高自身的修養，而這一切又最終返回到“知天”上。修身事一切的源頭，也是最后的終點。
其次，通過達道達德的社會公共價值展現。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天下古今人所共有的道理有五件，即“五達道”，而實現這五條道理的德行有三種。五達道是指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關系。在君臣則主于義，在父子則主于親，在夫婦則主于別，在兄弟則主于序，在朋友則主于信。這五件是人之大倫，從古至今，是天下人所共有的倫常關系。就如人所通行的大路一般，所以說是天下之達道。智、仁、勇是實現五達道的德行，是天下最重要的美德。知則明睿，所以知此道者。仁則無私，所以體此道者。勇則果確，搜易強此道者。這三件事天命之性，天下人所同得的，無少欠缺，所以說是天下之大德也。達道必通過大德而后行，對于如何實行，《中庸》概括為一個字，就是“誠”，這是《中庸》一書的關鍵詞。誠就是真實無偽，這樣知為實知，仁為實仁，勇為實勇，達道自無不行。
“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這里是說造道的等級。人性雖同，而氣稟有異，就知此理而言，有的生來天性聰明，不待學習自然就知之；有的通過講習討論，從事于學問然后知之；有的學而未能，困苦其心，發奮強求然后知之。這三等人，聞道雖有先后，然而到那豁然貫通義理明白的去處，都是一樣的。所以說及其知之，一也。就行此理而言，有的天生德性純粹，不待著力，黯然能行；有的真知篤好，只見得這理好，往往貪利而行；有的力未能到，必待別人勉強督促，而后能行。這三等人，行道雖有難易，然只要達到目的，也都一樣。所以說，及其成功一也。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孔子又說，人之氣質雖有不同，然未嘗無變化之術。智以明道，如果篤志好學，凡古今事物之理，時時去講習討論，不安于不知，那么聞見日廣，聰明日開，也就接近于聰明、明智了。仁以體道，如果勤勵自強，事事去省察克治，則將見本心收斂，天理復還，也就接近于仁了；勇以任道，如果能知己之不如人，而常存愧恥之心，不肯自暴自棄，也就不再懦弱，接近于勇敢。了解了好學、力行、知恥這三點，就知道應該如何修養自身。以己觀人，雖有物我之間，然而在我的道理，即是在人的道理，所以知道了應如何修養自身就明白了如何去治理民眾，去從事政治。以一人觀萬人，雖有眾寡之殊，然一個人的道理，即是千萬人的道理。所以知道了日常生活中的政治，就明白了如何去治理天下國家的要務。總之，治理天下國家，以修身為本。儒家思想強調從自身開始，從小處入手，然后去治理大國，這當然需要出于公心——“天下為公”的公心。有了公心有了公德有了好的口碑，又有了好的行政舉措和人倫秩序，就可以按照正確的步驟治理天下。
從以上可以看出，《中庸》從“仁、義”之為政根本，到五達道——五對基本人倫關系、三達德——衡量知識分子德行的三條標準，都有深厚的社會基礎和人倫道理，使中國的政治充滿濃濃的倫理色彩和人文關懷。這些理論深深影響了人們對人倫關系的認識和處世原則，彰顯了中國傳統文化所獨有的特色。
五、推崇明哲保身
中國文化中“退而保其身”的人生處世觀，影響了一代代中國知識分子。這一思想觀念有深深的歷史淵源，在《中庸》中有明確的闡述。
“是故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君子既然集圣人之道于一身，自然無處不恰當。身居高位不驕奢淫逸，身居地位不背棄背叛。“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這句話非常重要。儒家倡導的不是愚忠，不是說國有道時忠，國無道時也忠，明君也忠，昏君也忠，完全沒有個人自己的判斷力。相反，儒家強調在國家政治清明時，君子應去發表言論，表達自己的施政綱領，使國家振興發達。當國家政治昏暗時，應見機而作，不作危激的議論，這樣才足以遠避災禍而容其身。也就是說，知識分子作為文化載體、文化傳承者和思想者而存在，當政治清明時，他們的言論足以興邦，使國家興盛富強。但是當政治黑暗時，他們全身遠禍以保持自己的獨立的人格和自由的精神，啟迪感召后人。所以《詩經》上說：“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引《詩經·大雅》說，周之賢臣仲山甫，既能明于理，又能察于事，故能保全其身無有災害，大概就是這個道理吧。其實，這種非愚忠的中庸思想在孔子已那里表現非常明顯。孔子以“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作為自己的處世原則。以“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作為自己接人待物的原則。以“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作為孔子教育的辯證法。“過猶不及”的中庸之道，彰顯了儒家思想體系中重要的辯證法和走向仁愛、大同的普遍和諧觀。可以說，儒家“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的中庸之道后來與道家的養生思想、佛家的遁世思想一起，共同促成中國文化中“全身保性”觀的形成。
《中庸》的中心思想是儒學中的中庸之道，其主旨在于修養人性。它史論結合縱橫交錯，通過開掘個體身心修為之維，將外在事物和天地大道相合相生，顯示了中國哲學的思辨性和踐行性。朱熹于開篇就說：“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于書，以授孟子。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于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中庸之道主要是教育人們自覺地進行自我修養、自我監督、自我教育、自我完善，把自己培養成為具有理想人格，達到至善、至仁、至誠、至道、合外內之道的理想人物，共創“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的“太平和合”境界。它崇尚天人合一、主張安分守己、提倡積極入世、倡導政治倫理、推崇明哲保身及重視后天教育等方面極大地影響了中國文化，影響了一般世人修身、做事的原則。時至今天，我們仍然應該認真研究它，尋求其對當代社會積極的一面。
拓展：
《中庸》在世界范圍內的影響：
《中庸》世界文化有著廣泛的影響，具體來說，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說明：
對東亞文化的影響。
《中庸》作為儒家經典之一，對于東亞地區的文化傳播和交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日本、韓國等國家都曾經受到過中國文化的強烈影響，其中就包括《中庸》所代表的儒家思想。例如，日本的“和”、“禮”、“忠”等價值觀，就與《中庸》的“仁”、“禮”、“信”等價值觀有著密切的聯系。《中庸》在日本被稱為“中庸之道”，被視為日本文化的精神支柱之一。韓國的“忠孝”、“仁義”、“禮讓”等價值觀，也與《中庸》的“孝”、“仁”、“禮”等價值觀有著相似之處。《中庸》在韓國被稱為“中正之道”，被視為韓國文化的根基之一。
對世界文化的影響。
《中庸》作為一部具有普世價值的哲學著作，也對世界文化產生了積極的影響。歐美等地區的許多學者和思想家都曾經對《中庸》表示過高度的贊賞和尊敬。例如，德國哲學家黑格爾曾經說過：“中國人是最早發現了‘中’這個概念，并把它作為自己最高原則的民族。”他認為，《中庸》是一部展示了中國人獨特思維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著作，它體現了中國人對于平衡、和諧、統一、變化等事物的深刻理解和掌握。法國哲學家伏爾泰曾經說過：“中國人是最早發現了‘天道’這個概念，并把它作為自己最高法則的民族。”他認為，《中庸》是一部展示了中國人對于自然、社會、道德等規律的敬畏和遵從的著作，它體現了中國人對于天人合一、順應自然、因時而變等思想的信奉和實踐。美國總統杰斐遜曾經說過：“中國人是最早發現了‘人道’這個概念，并把它作為自己最高準則的民族。”他認為，《中庸》是一部展示了中國人對于人性、人情、人倫等問題的關注和關懷的著作，它體現了中國人對于仁愛、禮義、誠信等美德的推崇和踐行。
《中庸》在國際學術界的研究現狀。
《中庸》作為一部具有深刻哲學內涵的經典著作，也引起了國際學術界的廣泛關注和研究。目前，世界各地都有許多專門從事《中庸》研究的機構和學者，他們從不同的角度和層面探討《中庸》的思想精神和實踐意義。例如，有些學者從比較文化或比較宗教的視角，分析《中庸》與其他文化或宗教之間的異同和互補；有些學者從倫理學或政治學的視角，分析《中庸》對于個人道德和社會秩序的指導作用；有些學者從心理學或教育學的視角，探討《中庸》對于人的心智發展和教育理念的啟示；有些學者從生態學或經濟學的視角，探討《中庸》對于人與自然和人與人之間的和諧關系的建設的貢獻。總之，《中庸》在國際學術界的研究是一片繁榮和活躍的景象，也反映了《中庸》在當今世界的重要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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