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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規制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績效分析
摘要：分析了環境規制通過消費需求、投資需求、技術創新、壁壘效應、國際貿易等中間變量影響產業結構的作用機理，構建計量模型采用省際面板數據測算了環境規制基于不同途徑對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影響績效，經驗分析表明，環境規制基于投資結構途徑對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影響績效最大。
關鍵詞： 環境規制；產業結構；優化升級
中圖分類號：F062.9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3-7217（2013）05-0085-05
一、引言
在經濟發展水平較落后時期，環境效應較差的工業會有較大的發展空間，隨著經濟的高速發展，人們將更加關注資源利用和環境改善，而發展環境效應較好的產業成為必然選擇，因而“調結構”成為我國建設“兩型社會”的重要手段。事實上產業結構的調整就是平衡經濟增長與環境保護之間的關系，而這種調整是離不開政府介入的，政府可以通過制定環境規制來影響市場行為，不斷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
李瑾（2007）研究發現嚴厲的環境規制政策會促進清潔技術的不斷創新，因而有利于整個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1]。而李強（2009）在李瑾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從產業結構調整的視角，研究發現環境規制政策能夠激發企業進行技術創新，優化升級產業結構[2]。李春米（2010）通過實證發現環境污染治理投資是產業結構變動的格蘭杰原因[3]。王詢等（2011）研究發現產業結構水平是工業污染的重要因素，環境規制力度越高，環境污染水平也就越低，并認為這主要是因為在嚴厲的環境規制下，產業結構得到了優化升級[4]。梅國平等（2013）研究了環境規制對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傳導機制，提出了環境規制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內涵式發展模式[5]。
現有文獻大都是實證研究環境規制對產業結構是否存在影響，鮮有文獻從產業結構變遷的理論角度系統研究環境規制對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影響。本文分析了環境規制對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影響機理及其效果，測算了環境規制基于不同途徑對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影響績效，并對此進行比較分析尋找環境規制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有效途徑。
二、環境規制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機理
分析
根據產業結構理論，影響產業結構變遷的因素主要有需求因素、供給因素和產業政策等，我們基于這三個主要因素研究環境規制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影響機理。在環境規制約束下，企業必須為自己的生產活動所產生的污染進行投資治理，在追求最大效益的驅動下，企業必須想方設法地消減這種非生產性的成本增加。一個簡單有效的方法便是轉嫁給消費者，因而這類產品的價格便會上漲，消費者便會少消費這種產品，抑或尋找其替代品，因而消費需求受到影響，居民的消費結構也隨之發生變化，進而影響產業結構。還有一種行之有效的方法便是企業通過采取一定措施真正降低產品的生產成本。首先，企業可以通過進行產業轉移降低環境規制成本。企業可以充分發揮比較優勢理論，將本國環境規制較強的產業轉移到規制較弱的他國以降低環境規制所帶來的生產成本增加，產業的轉移必然會影響到一國的產業結構。如Xing & Kolstad（2002）[6]、朱平芳等（2011）[7]的研究。其次，企業可以通過技術創新以彌補成本增加。因為技術的創新可以提高企業的生產率，較高的生產率通常意味著較少的投入卻有著較高的產出，因而技術創新能夠消減環境規制所帶來的成本增加，而技術的不斷創新也能夠促進產業結構的不斷變遷，如Porter等（1991，1995）[8，9]；張成等（2011）[10]的研究。如果這些措施還是無法消減環境規制所帶來的成本時，那么企業就可能減少其投資，甚至改變其投資方向，從而經濟系統中的投資需求或投資結構將會發生改變，產業結構也將隨之改變。
此外，環境規制約束下所帶來的生產成本增加對潛在企業來說可能是一個沉沒成本，從而對新企業形成了壁壘效應，這種壁壘可能是資本層面上的，也可能是技術層面上的，從而阻止了新企業的進入，而受規制影響較小的行業相對來說就獲得更多的進入機會，從而影響著產業結構。
總之，環境規制可以通過施加更加嚴格的環境標準來改變企業的成本收益而影響企業的行為選擇和產業績效，進而影響產業結構，其作用機理可用以下簡單的流程圖來表示（見圖1）。
三、實證研究
以下基于中國2000～2010年的省際面板數據分別構建環境規制與中間變量、中間變量與產業結構優化升級以及環境規制與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計量模型對此進行詳細分析。
（一）數據來源及主要變量說明
文中數據主要來源于《新中國六十年統計資料匯編》以及2001～2011年的《中國統計年鑒》、《中國環境年鑒》。其中2000～2008年的城市化進程數據來源于《新中國六十年統計資料匯編》，2009年的相關數據來源于《2010年中國統計年鑒》，2010年的數據來源于《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主要數據》；企業進入數據、國際貿易、經濟開放度、消費需求、投資需求、工業成本費用利潤率、經濟發展水平、平均工資水平以及技術進步新相關數據均來源于2001～2011年《中國統計年鑒》；環境規制的相關數據來源于2001～2011年《中國環境年鑒》。所涉及到的外匯數據均使用當年的平均匯率進行了換算，與產出相關的經濟數據也以2000年為基年使用國內生產總值平減指數進行了折算。
環境規制變量（er）：用各省份治理工業污染的投資完成額來度量環境規制。
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指標（cy）：本文借鑒徐德云（2008）的研究結果[11]，用以下計算公式來刻畫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cy=∑3i=1li×i=l1×1+l2×2+l3×3，其中cy表示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指數，li為第i產業的就業勞動力與整個就業勞動力的比值。cy的取值范圍為1～3，如果該指標越接近1，則意味著一國或地區產業結構層次越低，反之，其越接近3，則表示該國或地區的產業結構層次越高。 中間影響變量的度量。（1）需求因素：消費需求（xf）使用城鄉居民生活的恩格爾指數來表示；我們使用投資結構優化升級系數來刻畫投資需求（tz），具體計算公式：tz=∑3i=1ti×i=t1×1+t2×2+t3×3，其中ti為第i產業的投資在總投資總額中的占比，tz越大表示投資需求結構越高。（2）供給因素（技術進步（kj））：采用被批準的專利數來表示。（3）產業政策：使用外商直接投資來度量國際貿易（fdi）；產業的進入壁壘比較難刻畫，我們采用企業進入（qy）來表示此變量，因為企業進入數量多就表示壁壘效應小，反之則壁壘效應大。我們用各地區規模以上的工業企業數來刻畫這一指標。
此外，計量模型中還會涉及到的一些控制變量：經濟發展水平（agdp）采用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來刻畫，工業成本費用利潤率（lrl）使用各地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成本費用利潤率來表示，以商品進出口總額占GDP 總額的比例來表示經濟開放度（kfd） ， 以城鎮集體單位職工年均名義工資來近似代替工資水平（gzsp） ，采用城市人口占比表示城市化進程（csh）。
（二）計量結果分析
從定性的角度來說，選擇固定效應會更適合本模型的估計， Hausman 檢驗結果也支持固定效應模型優于隨機效應模型。因此，這里只給出七個計量模型的固定效應結果。模型的調整R2都在0.88以上，這表明模型的擬合度較好；P值也顯示計量模型在統計學意義上是顯著的。因此，可以用以上模型的計量結果進行分析，具體結果見表1及表2。
模型1的結果顯示環境規制的實施有利于消費結構的升級，控制變量人均GDP的系數為負也表明隨著經濟的發展，居民的消費結構也會不斷升級優化。模型2的結果顯示，隨著環境規制嚴厲程度的不斷增強，投資結構系數會趨向高級化；控制變量人均GDP的系數為正也表明經濟的發展有利于投資結構的優化升級。因此，我們應加強環境規制對居民消費以及投資需求的引導作用，同時大力發展生產力，保持經濟平穩快速增長，充分發揮環境規制以及經濟增長對消費結構和投資結構優化升級的促進作用。
模型3表明環境規制對工業企業的進入并沒有形成壁壘效應，可能是我國還處在工業化進程當中，較弱的環境規制并沒有在技術或資本等方面對工業企業的進入形成阻礙作用。因此，我國工業化進程中，必須加強環境規制建設，充分發揮環境規制在技術或資本量方面對工業企業進入的壁壘效應，引導企業向高級化方向發展。模型4的結果顯示環境規制對技術創新具有激勵效應。在環境規制約束下，企業會通過技術創新來增強單位治污支出的治理效果以彌補成本損失。經濟開放度的提升有利于企業生產技術創新，但統計意義上并不顯著，而經濟發展水平對技術創新表現為顯著的正向促進作用。因此，我國在加大開放力度，積極引進境外的先進技術，充分發揮境外先進管理經驗和先進生產技術對本地技術創新溢出效應的同時，更應注重本土經濟發展水平對科技創新的促進作用，充分發揮本地的自主創新能力。
模型5的結果表明，目前我國較弱的環境規制并沒有阻礙外資的進入，而是吸引外資進入的一個重要因素。
模型6顯示我國環境規制對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具有顯著的正面促進作用，在環境規制約束下，由于消費需求結構、投資需求結構的升級優化以及技術進步和國際貿易等影響，產業結構不斷優化升級。
模型7的結果進一步表明除了工業企業進入不利于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之外，消費結構、投資結構的升級、技術創新以及國際貿易對產業結構的高級化發展都有正向促進作用，但國際貿易的促進作用在統計學意義上并不顯著。模型結果還表明城市化進程以及經濟開放度的提高有利于我國的產業結構優化升級。
（三）環境規制影響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績效分析
以上計量分析結果表明環境規制能夠有效影響中間變量（消費結構、投資結構、企業進入、技術創新以及國際貿易），通過中間變量進一步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但是，環境規制對中間變量的影響績效存在差異，而且中間變量對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影響績效也各不相同，因此，基于不同中間變量，環境規制對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影響績效也應該存在差異②。
環境規制基于不同中間變量消費結構、投資結構、企業進入、技術創新以及國際貿易對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影響績效分別為：0.001575、0.017342、-0.0069、0.001217和0.000114。環境規制基于工業企業進入對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績效表現為負數，這主要是因為我國現在正處于工業化進程中，環境規制并沒有對工業企業的進入形成壁壘效應，環境規制能夠有效地通過投資需求、消費需求、技術進步和國際貿易來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且影響績效依次遞減。環境規制是政府為了保護環境而采取的對社會經濟活動具有限制性的一切措施、政策、法律及其實施過程，首先，一方面，環境規制對投資結構的影響有直接效應，政府為了保護環境，往往會直接制定政策引導資本的流向，進而影響產業結構；另一方面環境規制的實施進一步加劇了不同產業間的生產成本的差異，那些產出高、污染少的產業將進一步具有成本優勢，資本將流向這些產業，因此，環境規制基于投資結構對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具有較大的影響績效。其次，環境規制約束下，產品的生產成本不斷提高，為了抵消這種生產成本的提高，一方面，廠商將部分成本轉嫁給消費者，提高產品的消費價格，這樣勢必影響居民的消費需求，進而促進居民消費結構升級，另一方面，廠商積極進行技術創新，通過技術創新提高生產率，降低生產成本，無論是消費結構的升級還是技術創新都將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因此，環境規制也能基于消費結構和技術創新對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產生正向的影響，但這種間接的影響績效不大。再者，中國較弱的環境規制對外資具有吸引作用，大量污染較重的加工業進入我國，不利于我國的產業結構優化升級，但在外資進入的同時，國外的一些先進生產技術等也隨之被引入，又促進了我國的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因此，在這種正負效應的綜合作用下，環境規制基于國際貿易途徑對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績效較小。 四、主要結論及政策建議
本文首先基于產業組織理論分析環境規制作用于消費需求、投資需求、企業進入、技術創新以及國際貿易進而影響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機理；其次，測算了環境規制基于不同途徑對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影響績效，經驗分析結果表明：環境規制能夠有效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其中，環境規制通過投資需求途徑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績效最大，其次是消費需求和技術創新途徑，基于國際貿易途徑的影響績效最小。
因此，我國應繼續加強環境規制建設，進一步提高環境規制強度以促進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在設置環境規制時應注重優化環境規制形式，正確利用好環境規制基于不同途徑對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影響差異。首先，應充分發揮環境規制對投資結構的促進作用。政府一方面可以通過行政命令等環境規制政策積極引導企業資本流向能耗低、產出高、污染少的產業，另一方面，也可以通過排污費——返還機制和稅收——補貼機制等市場型環境規制手段加劇產業間的生產成本差距，間接引導企業資本流向，優化投資結構，從而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其次，應積極引導環境規制對消費結構升級的促進作用和激發環境規制對技術創新的激勵效應。政府一方面可以通過加強對綠色消費、環保健康生活等環境規制的宣傳，促進居民消費由生存型消費向發展享受型消費升級以帶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另一方面，應通過環境稅、排污權交易系統等市場型環境規制手段積極激發企業的技術創新以促使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再者，正確引導環境規制對國際貿易的正向促進作用。積極引進那些技術含量高且外溢效應明顯的產業以促使本土產業的進化，從而進一步推進整個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
注釋：
①此處用經濟學中的彈性來刻畫績效，基于不同中間變量環境規制對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績效就可以界定為中間變量關于環境規制的彈性乘以產業結構優化升級關于中間變量的彈性；雙對數模型的估計系數即為彈性，而對非雙對數模型，彈性系數也可進行簡單推導計算，囿于篇幅限制，本文不作詳細推導，有興趣的讀者可來函索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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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漆玲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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