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視而不見”的教育

和往常一樣，我身披晨曦，步行到操場上去看學生做早操，卻在半路上隱隱看到教學樓的窗口里跳出來一個孩子。我很想趕上前看個究竟，但終于還是忍住了。那孩子邊跑邊穿外套，從模樣上看是個女孩。她似乎也感覺到了后面有人，回頭一瞧竟是校長，于是立刻加快了步伐，鉆進操場隊伍中去了。

看到這一幕，我不覺笑了：身為管理者，許多時候對師生的言行，就應該選擇性地“視而不見”，或“充耳不聞”。古諺中有“察見淵魚者不祥”的說法，一個校長要是時時處處都太精明，其實是很可怕的。況且，站在發展的角度說，人的習慣一旦形成，就會作為某種思維自覺和行動自覺而固定下來——撼泰山易，撼習慣難呀！尤其是個性影響下形成的習慣，它是需要慢慢影響、慢慢改善的，有些習慣甚至一輩子也改變不了，因為它還有一個風俗或文化的問題，比如，你一定要想讓回民吃豬肉，可能嗎？道德嗎？

每每在校園里行走的時候，我們總是會發現許許多多不順眼的事，但是，當當事人已經意識到不妥的時候，我們就應該“視而不見，充耳不聞”。因為對方已經覺察到了，與其戳破窗戶紙，讓雙方陷入尷尬的境地，倒不如裝裝糊涂，甚至不妨繞道走。教育的智慧就在于“點化”，而巧妙的點化和粗暴的說教，雖然看似差之毫厘，而將來的效果卻相距千里。管理者的問題在于總是將自己擺在一個權威的位置上，從道德高地和學術高地頤指氣使，而很少去顧及具體情形。教育的麻煩也就在這里：我們總是想用自己的一套“標準”去模刻每一個生命的個體。

誠如德國教育家雅斯貝爾斯在《什么是教育》中所說，“針對不良傾向、嬉鬧和渙散所制定的工作紀律是必需的，紀律能控制濫用自由的任性”，但是我們若太過迷信紀律，以及建立在這之上的“標準”和“權威”，時間長了，教育被人所詬病的機械、僵化等問題就出來了。更重要的是，少有人注意到雅氏的下一句忠告：“人們從小不假思索學到的東西將影響他的一生。”也就是說，孩子們身上許許多多的毛病，都有其根源，改變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如果我們從這個方面來理解“教育是慢的藝術”，就別有一番意蘊。

我們為什么習慣于呵斥的教育？那是因為長期以來，在我們的學校里“游蕩著權威的幽靈，對此學生也不反抗”，這種“權威的思想”已經“深深地印在他們稚嫩可塑的本質里”了，這樣的教育必然使他們將來“在下意識里只知道服從與固執，卻不懂得怎樣自由地去生活”。于是，中國教育就成了某種自上而下的馴化術，校長是“廠長”，教師按技術的熟練程度，被分成“熟練工”和“初級工”，學生則是流水線上的“工業產品”。整個生產過程是遭到嚴密監控的，任何不和諧的雜音、任何鋒利的棱角都必將被權威的“諄諄教導”所同化，待到在同一個煉爐中格式化后，再澆鑄成千人一面的“標準件”。

而教育真正要努力使我們和學生明白的是：“我們之所以為人，是因為我們懷有一顆崇敬之心，并且讓精神的內涵充斥于我們的想象力、思想以及活力的空間。”教育，永遠是屬于“人之為人”的事業，而在人與生俱來的權利中，自由（包括思想的自由和意志的自由）是最為珍貴的，“如果教育成了權威，那它就失敗了”。如果我們對那些“看不慣”總是喋喋不休，那我們的師生最終的走向，就有可能成為只聽使喚的工具了，我們所期待的獨立精神和創造力也就無從談起了。但真正叫人心痛的是，這些道理正如杜威所說“理論上無人不知曉，實踐中又無人不違背”。

一個人如果不能與一個更明朗、更充實、更多元的世界合為一體的話，他就不可能做真正的自己。所以，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不妨沉下心來，褪去“權威”“專家”的光環，俯下身來，慢慢去等待，細細去提醒。當生命漸漸覺知時，不要急著去打擾，而是喬裝不知不覺，從而不察不問，任其自然地生長和壯大；只在某個關鍵的節點，悄悄用手扶一扶，用肩頂一頂，用目光、用言語暖一暖，讓生命長成其本然的樣子，讓生命真正在自己的天命里找到各自的價值和歸屬。

做“視而不見”的教育，不正是想成全這一點嗎？

（作者地址：江蘇省南通市通州區二甲中學 郵編：226321 插圖：陳 罡）

責編：周正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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