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倫五德源流

作者：章啟輝

河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15年08期

中圖分類號：B82-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2359(2015)03-0082-06

五倫五德是以人倫道德為本位的傳統儒家學說和古代中國社會的核心價值觀，是中華民族的基本生活準則和中華文明的基本范式。五倫五德的形成，經歷了三代春秋源起、戰國秦漢間初形、兩漢完型和立法三個歷史階段，形成了五倫五常、三綱五常兩個思想體系。在這個漫長的理論演變過程中，孔子是理論奠基的代表，孟子是理論倫常化的代表，董仲舒是理論綱常化的代表，《白虎通德論》是理論完型和立法的標識。

一、五倫五德源起

五倫五德源起于三代及春秋時期。《尚書·舜典》贊舜帝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載舜帝對契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春秋左傳·文公十八年》釋“五典”“五教”為“父義、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孔穎達《尚書正義》區別“父母兄弟子”為“五品”，“義慈友恭孝”為“五教”，并名為“五常”。

《尚書·皋陶謨》載皋陶為禹詳述人的基本德性和德行：“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禹曰：‘何？’皋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彰厥有常，吉哉!’”“九德”即“九常”，即人的九種基本德性和德行。皋陶的“九德”“九常”說表明，人的德性諸內而非虛玄，必諸外而見于德行；德行諸外而非無據，必諸內而本于德性。

《尚書·洪范》載箕子用“洪范九疇”“五事”“三德”回答武王“彝倫攸敘”之問：“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祀，次五日建用皇極，次六曰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征，次九曰向用五福，威用六極。……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洪范九疇”為九則天地大法，“彝倫攸敘”為人倫秩序，“五事”為五種基本德行，“三德”為三種基本德性。作為“洪范九疇”的組成部分，箕子的“五事”“三德”，即倫理道德規范，具有兩個思想特征：其一，是人倫大法；其二，本于天道五行。

文獻表明，遠在三代上古時期，先民們就有了自覺的人倫道德意識和倫常理論抽象，諸如“五典”“五品”“五教”“九德”“五事”“三德”之類，就是當時對基本人倫道德的認識，抑或就是當時的倫常規范。

迄至春秋，作為以倫理道德為本位的儒家學說的締創者，孔子全面總結和發揮了三代以來的倫理道德思想，廣泛論及人倫關系和道德規范，基本奠定了五倫五德的思想內容和思維模式。

如論人倫。《論語·學而》：“弟子入則孝，出則弟。”《八佾》：“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公冶長》：“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子罕》：“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顏淵》：“齊景公問政于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微子》：“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

如論仁義禮智信。《論語·顏淵》：“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樊遲問仁。子曰：‘愛人。’”《里仁》：“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憲問》：“見利思義。”“義然后取，人不厭其取。”《學而》：“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八佾》：“孔子謂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公冶長》：“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寧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為政》：“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顏淵》：“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總體合觀，關于后來“五倫”所系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孔子不但反復論及父子、兄弟、君臣、朋友四倫，業已有了比較明確的父子兄弟、君臣父子之類二倫思維，關于后來“五德”所系仁、義、禮、智、信，孔子也有豐富而深刻的原則論述：仁是最高道德標準，仁的本質是克己復禮和愛人；義是判斷善惡是非的尺度，義的本質是人群共同利益；禮是社會等級制度、法律規定、倫理道德規范的總和，禮的本質是等級、和諧、文明；智是道德認識和道德智慧，智的本質是隱微不惑，聞一知十，審時度勢，安身立命；信是立人之道和立政之本，信的本質是誠實不欺。由此觀照傳統“五倫五德”，孔子奠定其基本思想和思維模式應該無疑。

二、五倫五德初形

戰國秦漢間是五倫五德的初形時期。《孟子·滕文公上》：“人之有道也，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于禽獸。圣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告子上》：“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學界以孟子二說為“五倫五德”初形的標志，并以為是雙向、平等的人倫道德原則。

實際上，戰國秦漢間的經典文獻有不少類似論說。綜觀之，此時期的倫理道德學說有四個理論特征。

其一，價值取向決定社會秩序的基本人倫關系和道德法則，普遍有了“倫常”意識。如，《荀子·王制》：“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始則終，終則始，與天地同理，與萬世同久，夫是之謂大本。”《韓非子·忠孝》：“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順則天下治，三者逆則天下亂，此天下之常道也，明王賢臣而弗易也。”《禮記·中庸》：“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謂“大本”“常道”“達道”“達德”，從淵源上說，是《尚書》“有常”“洪范”、《論語》“大倫”思想的綿延。

同時，“倫常”之立論，經傳多從《周易》《尚書》的陰陽五行說。如《周易·系辭上傳》：“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系辭下傳》：“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說卦傳》：“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禮記·禮運》：“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故圣人作則，必以天地為本，以陰陽為端，以四時為柄，以日星為紀。”《喪服四制》：“凡禮之大體，體天地，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

而且多有了親疏、遠近、上下、尊卑、貴賤之分。如《春秋左傳·昭公二十九年》：“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貴賤無序，何以為國？”《周易·系辭上傳》：“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禮記·曲禮上》：“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辨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文王世子》：“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焉，而上下之義行矣。”《樂記》：“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則性命不同矣。”《祭統》：“皆以齒，明尊卑之等也。夫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疏之序而無亂也。”

特別是，從變與不變論倫常，以倫常為不易之理，不變之道。如《禮記·月令》：“毋變天之道，毋絕地之理，毋亂人之紀。”《大傳》：“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其不可得變革者則有矣，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樂記》：“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這一思維方式對后來董仲舒的倫常說產生了深刻影響，所謂“天不變，道亦不變”，成為其基本理論法度。

其二，“五倫”內涵已成共識，只是順序有不同。從起始來看，或始于夫婦。如《荀子·大略》：“《易》之《咸》見夫婦。夫婦之道不可不正也，君臣父子之本也。”《周易·說卦傳》：“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序卦傳》：“有天地然后有萬物，有萬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婦，有夫婦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禮義有所錯。”《禮記·中庸》：“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昏義》：“男女有別，而后夫婦有義；夫婦有義，而后父子有親；父子有親，而后君臣有正。故曰：‘昏禮者，禮之本也。’”

或始于父子。如《孟子·滕文公上》：“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禮記·王制》：“七教：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文王世子》：“學之為父子焉，學之為君臣焉，學之為長幼焉，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禮運》：“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

或始于君臣。如《春秋左傳·隱公三年》：“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襄公三十一年》：“《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呂氏春秋·壹行》：“先王所惡，無惡于不可知，不可知則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妻之際敗矣。十際皆敗，亂莫大焉。凡人倫以十際為安者也，釋十際則與糜鹿虎狼無以異。”《禮記·禮運》：“玄酒在室，醴盞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陳其犧牲，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鐘鼓，修其祝嘏，以降上神與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所。”《祭統》：“夫祭有十倫焉：見事鬼神之道焉，見君臣之義焉，見父子之倫焉，見貴賤之等焉，見親疏之殺焉，見爵賞之施焉，見夫婦之別焉，見政事之均焉，見長幼之序焉，見上下之際焉。”《大學》：“為人君，止于仁；為人臣，止于敬；為人子，止于孝；為人父，止于慈；與國人交，止于信。”

大體說來，三者區分，同一文獻二分，不是理論矛盾不一，而是要求和依據不同。如論人倫的自然性，依據人倫的自然秩序而始于夫婦；論人倫的社會性，依據人倫的社會秩序而始于父子；論人倫的政治性，依據人倫的政治秩序而始于君臣。

其三，“五倫”說已有推重君臣父子夫婦三倫及其倫理政治化的理論傾向。如《荀子·天論》：“若夫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則日切瑾而不舍也。”《呂氏春秋·處方》：“凡為治必先定分：君臣、父子、夫婦。君臣、父子、夫婦六者當位，則下不逾節而上不茍為矣，少不悍辟而長不簡慢矣。”《用民》：“用民有紀有綱。壹引其紀，萬目皆起；壹引其綱，萬目皆張。”《韓非子·忠孝》：“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順則天下治，三者逆則天下亂，此天下之常道也，明王賢臣而弗易也。”《禮記·樂記》：“圣人作為父子君臣，以為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

四者都是對《周書》“洪范”、《論語》“大倫”思想的承接。其中尤其有理論范式意義的是“三順”說和“紀綱”說。《樂記》承《呂氏春秋》“用民有紀有綱”，以父子君臣為“紀綱”，深入表達了父子君臣二倫的綱紀關系，對于理解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言，是學理和思維模式的強化。《韓非子》的“三順”說，則是另一種強勢。一則推重三倫，不是平論君臣、父子、夫婦之義，而是強調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之“順”；二則將“三者順”推崇至極，以為“常道”和“不易”。由此觀照后來董仲舒的“三綱”說，《韓非子》的“三順”說和《樂記》的“紀綱”說，應該是直接的思想淵源。比如《春秋繁露》辟有“順命”篇，專門論述“三綱”的天命之道。

站在時代的這頭看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似乎有三點已經比較明確：一是有推重君臣父子二倫的意向；二是沒有完成這種推重；三是以其思想的整體上的倫理道德政治化，有完成這種推重的內在要求。《禮記·哀公問》：“公曰：‘敢問為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三者正，則庶物從之矣。’”或許即是補正。

其四，“五常”意義的道德說相對薄弱。這主要表現在兩方面。一方面，基本道德規范體系尚不完整。比較完整的表述，僅有《孟子》《禮記》。《孟子·告子上》：“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禮記·喪服四制》：“仁義禮知，人道具矣。”另一方面，《中庸》雖然將孔子并論的“知、仁、勇”提升為“三達德”，但作為基本道德規范體系，內涵明顯不足。《春秋左傳》雖然多有“四德”說，但內容因時而異。如《僖公十四年》：“背施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四德皆失，何以守國？”以親、仁、祥、義為“四德”。《僖公二十四年》：“庸勛，親親，暱近，尊賢，德之大者也。……鄭有平、惠之勛，又有厲、宣之親，棄嬖寵而用三良，于諸姬為近，四德具矣。”以庸勛、親親、暱近、尊賢為“四德”。《文公六年》：“置善則固，事長則順，立愛則孝，結舊則安。……有此四德者，難必抒矣。”以置善則固、事長則順、立愛則孝、結舊則安為“四德”。《襄公九年》：“《周易》曰：‘《隨》，元亨利貞，無咎。’……有四德者，《隨》而無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以元、亨、利、貞為“四德”。顯然，在概念和內涵上，四則“四德”都與“常”相去甚遠，都難以成為基本道德規范。

其五，倫理、道德缺乏觀念、規范的辨析和分別，基本上多有交叉。如《孟子》的“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與其“仁義禮智”有“義”的交叉，與其雖然沒有歸入“四端”，即“四德”，但仍然作為一般道德原則的“信”，也有交叉。較之孟說，眾說在五倫之理的基本原則上，即親親尊尊長長有別，少有歧義；但是，于五倫十際的具體道德規范，則紛紜莫衷，且多與“仁義禮智信”有程度不同的交叉重疊。如《春秋左傳·桓公六年》“六順”：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荀子·君道》：人君以禮分施、人臣忠順不懈、人父寬惠而禮、人子敬愛致文、人兄慈愛見友、人弟敬詘不茍、人夫不流有辨、人妻柔從自竦，《禮記·禮運》“十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大學》：君仁、臣敬、子孝、父慈、國人信，《昏義》：男女有別、夫婦有義、父子有親、君臣有正。顯然，這些人倫規范非常復雜，而且與仁、義、禮、信直接交叉。這種倫理不一、倫理與道德不分，以及上述的基本道德規范體系不完整，相對于普遍的社會實踐，有理論上的不成熟，也內在地規定了理論的發展方向。

三、五倫五德完型和立法

兩漢時代是儒家思想成為中國古代國家意識形態和社會統治思想的確立期，也是中國古代核心價值觀的確立期。相對來說，西漢董仲舒是五德完型和五倫五德綱常化的代表，東漢《白虎通德論》是五倫五德完型和立法的標識。

首先，董子提出和完構了道德“五常”。《天人三策》之一：“夫仁、誼(義)、禮、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飭也。五者修飭，故受天之晁而享鬼神之靈，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1]1099相對于孟子的“四端”，以及前前后后的“九德”“五事”“四德”“三德”“三達德”之類，“五常”概念更準確地表達了基本道德規范的內涵；相對于《孟子》的“仁義禮智”，《喪服四制》的“仁義禮知”、“仁義禮智信”更完整地表達了自孔子以來儒家關于基本道德規范的理解。

其次，董子提出“三綱五紀”，推重君臣、父子、夫婦三倫無以復加。《春秋繁露·觀德》：“君臣父子夫婦之道取之，此大禮之終也。”《深察名號》：“性有善端，動之愛父母，善于禽獸，則謂之善，此孟子之善。循三綱五紀，通八端之理，忠信而博愛，敦厚而好禮，乃可謂善，此圣人之善也。”《基義》：“君臣父子夫婦之義，皆取諸陰陽之道。君為陽，臣為陰；父為陽，子為陰；夫為陽，妻為陰。……王道之三綱，可求于天。”《順命》：“天子受命于天，諸侯受命于天子，子受命于父，臣妾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不奉其天命者，皆棄其天倫。”[2]269,309,349,410

“三綱五紀”的“五紀”是什么？董子沒有說。依據緊接的“八端”之數，應該類于之前《禮記·樂記》的“紀綱”說和之后《白虎通德論》的“三綱六紀”說，屬于人倫范疇。也就是說，君臣父子夫婦三倫為綱，其他五倫為紀。因此，所謂“大禮之終”，由“紀”而“綱”；所謂“圣人之善”，由“五倫”而“三綱”；所謂“可求于天”，由“人倫”而“天倫”。相對于《荀子》的“日切瑳”、《呂氏春秋》的“先定分”、《韓非子》的“常道”、《禮記》的“紀綱”，董子的“三綱”說更具至上性、終極性、絕對性和神圣性。抑或因為發明如斯，高論如斯，《春秋繁露》不但沒有明確“五紀”，也不言“五達道”“五倫”，很少論兄弟、朋友之倫。

再次，董子的“三綱”說以陰陽五行、陽尊陰卑、天不變道亦不變立論，賦予人倫以前所未有的等級之嚴。《天人三策》之三：“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1]1106《春秋繁露·度制》：“凡衣裳之生也，為蓋形暖身也，然而染五采、飾文章者，非以為益肌膚血氣之情也，將以貴貴尊賢而明別上下之倫。”《五行之義》：“五行者，乃孝子忠臣之行也。”《天辨在人》：“天下之尊卑隨陽而序位。幼者居陽之所少，老者居陽之所老，貴者居陽之所盛，賤者居陽之所衰。藏者，言其不得當陽。而不當陽者臣子也，當陽者君父是也。故人主南面，以陽為位也。陽貴而陰賤，天之制也。”《基義》：“天之親陽而疏陰，任德而不任刑也。是故仁義制度之數，盡取之天。天為君而覆露之，地為臣而持載之；陽為夫而生之，陰為婦而助之；春為父而生之，夏為子而養之。”《人副天數》：“心有計慮，副度數也；行有倫理，副天地也。”[2]221,320,336,350,356誠然，董子“三綱”說的本質是辨上下，明尊卑，別貴賤，定秩序；其上下尊卑貴賤觀念和立論，是對戰國以來相關論述的強化，是單向、專制的倫理規定；其政治倫理范式，是對孔子、荀子、韓非子以來倫理政治化的強勢推進。

東漢《白虎通德論》是章帝建初四年(79年)召集和主持的以五經同異為議題，最終以董仲舒的陰陽五行、三綱五常說為基礎，將社會秩序與自然秩序相比附，系統建構社會倫常的白虎觀會議的記錄。近現代學者多以《白虎通德論》為中國古代社會的倫理道德法典，比之為“國憲”。相對董說，《白虎通德論》一脈相承，但概念更為明晰，規范更為嚴謹，思想更為系統。

其一，完型“三綱”“五常”。《白虎通德論·三綱六紀》：“三綱者何謂也？謂君臣父子夫婦也。六紀者，謂諸父兄弟族人諸舅師長朋友也。故君為臣綱，夫為妻綱。又曰敬諸父兄，六紀道行，諸舅有義，族人有序，昆弟有親，師長有尊，朋友有舊。”[3]58根據學界指引，董仲舒后，《白虎通德論》前，《禮緯·含文嘉》已經明確“三綱”內涵：“三綱，謂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矣。”且，《白虎通德論·三綱六紀》“又曰”后文出自該文。根據“又曰”的語言邏輯，前面的“故”應當是與“又曰”相對的“故曰”，因而“君為臣綱，夫為妻綱”是對“三綱”的說明，“敬諸父兄，六紀道行，諸舅有義，族人有序，昆弟有親，師長有尊，朋友有舊”是對“六紀”的說明，都是出自《禮緯·含文嘉》，只是遺漏了“父為子綱”。

《白虎通德論·情性》：“五常者何？謂仁義禮智信也。仁者不忍也，施生愛人也；義者宜也，斷決得中也；禮者履也，履道成文也；智者知也，獨見前聞，不惑于事，見微者也；信者誠也，專一不移也。故人生而應八卦之體，得五氣以為常，仁義禮智信是也。”[3]60“五常”與董子同，以仁義禮智信之五德得五行之氣以為常。這樣，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之“三綱”，仁、義、禮、智、信之“五常”，便以國典抑或“國憲”的形式，定格成為國家意識形態和社會核心價值觀。又據學界指引，東漢后期馬融《論語注》注《為政》“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4]其“三綱五常”并稱是史上第一次。

其二，界定“綱紀”，更理論、更明確地表達了綱紀分說的意義。《三綱六紀》：“何謂綱紀？綱者張也，紀者理也。大者為綱，小者為紀，所以張理上下，整齊人道也。人皆懷五常之性，有親愛之心，是以綱紀為化，若羅網之有紀綱而萬目張也。《詩》云：‘亹亹我王，綱紀四方。’君臣父子夫婦六人也，所以稱三綱何？一陰一陽謂之道。陽得陰而成，陰得陽而序，剛柔相配，故六人為三綱。”“六紀者為三綱之紀者也。師長，君臣之紀也，以其皆成己也；諸父兄弟，父子之紀也，以其有親恩連也；諸舅朋友，夫婦之紀也，以其皆有同志為紀助也。”[3]58由此清晰可辨君臣父子夫婦三倫對于其他六倫的綱紀關系和內在規定性：綱為大，紀為小，綱為本，紀為末，三綱舉而六紀張；師長為君臣之紀，諸父兄弟為父子之紀，諸舅朋友為夫婦之紀，三綱主而六紀輔；君臣父子夫婦三倫陰陽相序，剛柔相配，得天地一陰一陽之道，因而不僅是人道，而且是天道，“三綱”規制“六紀”天經地義。也需要說明的是，文中對應“六紀”與“三綱”，遺漏了“族人”。遵其原則，“族人”符合“有親恩連”，當屬“父子之紀”。

綜觀《白虎通德論》，“綱紀”說有兩層含義：就君臣、父子、夫婦言，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就人倫全體言，君臣、父子、夫婦為綱，諸父、兄弟、族人、諸舅、師長、朋友為紀，所謂“三綱六紀”。這與董子的“三綱五紀”原則一致。但是，《白虎通德論》綱紀兼顧，董說則如上述，偏執三綱，輕忽五紀。

其三，“三綱六紀”兼容傳統“五倫”。這一方面表現在“六紀”包括兄弟朋友，一方面表現為論“三綱六紀”之倫理，原則上即傳統“五倫”之倫理。《三綱六紀》：“君臣者，何謂也？君，群也，下之所歸心；臣者，繵堅也，屬志自堅固。……父子者，何謂也？父者，矩也，以法度教子；子者，孳孳無已也。……夫婦者，何謂也？夫者，扶也，以道扶接也；婦者，服也，以禮屈服。……朋友者，何謂也？朋者，黨也；友者，有也。……謂之兄弟何？兄者，況也，況父法也；弟者，悌也，心順行篤也。”[3]59

這意味著，五倫五德自董子始，形成了倫常與綱常兩個理論體系，《白虎通德論》則為之整合兼容，在規制綱常的同時不排斥倫常。事實上，“三綱六紀”的內涵是將傳統“五倫”擴充為“九倫”，在“九倫”之中分別“綱紀”而推重君臣、父子、夫婦為“三綱”。也就是說，“三綱六紀”包含“五倫”，“三綱”說不否定“五倫”。因此，《白虎通德論》的“三綱六紀五常”說，實質是以“三綱”為中心的“五倫五德”說，不是綱常與倫常的分離，更不是綱常對倫常的否定。漢以后中國古代倫理道德逐漸形成三綱五常和五倫五常兩個并行不悖的歷史傳統，《白虎通德論》推重“三綱”，兼容“五倫”，法統學統治統一體，是其深刻的思想根源和國典依據。反之，這是董說的無容。如上所述，董說不明“五紀”，不言“三達道”和“五倫”，很少論兄弟、朋友之倫。《春秋繁露·深察名號》：“性有善端，動之愛父母，善于禽獸，則謂之善，此孟子之善。循三綱五紀，通八端之理，忠信而博愛，敦厚而好禮，乃可謂善，此圣人之善也。”如此區別孟子與圣人，將孟子別于圣人之外，董說有貶孟褒己之意。毛奇齡《四書剩言補》說“漢唐諸儒不以‘五達道’為五倫，不使孟子‘人倫’柬入一字”[5]，比較合乎董說，不甚合乎《白虎通德論》。

其四，全文四十四門，分門別類、方方面面地規范了社會政治、經濟、文化、民生的等級名分，令社會肌體的組織細胞，社會運行的事事處處，國人生活的衣食住行、婚姻嫁娶、生老病死，都充滿上下、尊卑、貴賤觀念。如《白虎通德論·謚》：“謚者，別尊卑、彰有德也。”《禮樂》：“夫禮者，陰陽之際也，百事之會也，所以尊天地，儐鬼神，序上下，正人道也。”“磬，有貴賤焉，有親踈焉，有長幼焉。”《衣裳》：“天子狐白，諸侯狐黃，大夫狐蒼，士羔裘，亦因別尊卑也。”《喪服》：“禮不下庶人者，尊卑制度也。”[3]13,17,21,67,77《白虎通德論》的浸透了綱常、倫常法理的四十四門規范及其理論，深刻影響了漢以后中國古代社會的結構和機理。

從春秋到東漢，是中國古代社會新經濟、政治、文化形態的形成時期。國典《白虎通德論》的以三綱為中心的三綱六紀五常說，綱常倫常兼容，法統學統治統三位一體，標志著古代五倫五德理論體系的完成。

人類的無條件的理念世界和有條件的經驗世界，對同一個對象或問題所形成的理論學說，雖然各自成立但卻互相矛盾。這是康德哲學的二律背反，是人性的內在矛盾所致。人類的無條件的理念世界表現人性的普遍性，有條件的經驗世界表現人性的現實性，人性的普遍性和現實性是矛盾的。

人性的普遍性和現實性，人類的理念世界和經驗世界，是對立的，又是統一的。對立表現為普遍理念世界側重一般原則，現實經驗世界側重具體法則，二律背反；統一表現為普遍理念世界的一般原則范圍現實經驗世界的具體法則，現實經驗世界的具體法則貫徹普遍理念世界的一般原則。

毋庸諱言，漢代的“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推重君權父權夫權，后來經戲文說書而流傳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將君權父權推至極端。因此，在人倫關系上，人性普遍性和現實性、人類理念世界和經驗世界的對立有逐漸升級之勢。這是君主專制確立和逐漸強化的產物，是人性現實性和人類經驗世界的產物。

但是，漢以后，從廟堂到民間，五倫五常與三綱五常并行不悖，五倫五德成為歷代社會普遍認同的核心價值觀。也就是說，五倫比三綱更具認同性。這是為什么？這是人性普遍性和人類理念世界的產物，是制度無法否定，為社會必然反映。

收稿日期：2014-12-01

作者介紹：章啟輝(1957- )，女，湖南湘潭人，湖南大學岳麓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中國古代哲學研究，湖南 長沙 410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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