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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心點亮創造力:內部動機和親社會動機對創造力的影響
作者:李陽白新文
心理科學進展 2015年06期
分類號 B849:C91
1 引言
創造力對人類的發展進步有重大意義,學者們對它的關注也與日俱增,特別是其影響因素和產生機制方面。以往研究從創造者視角出發,普遍得到“創造者的內部動機越高,創造力越高”的結論(Amabile & Pillemer,2012)。這類研究往往只是以新穎性來衡量創造力(Eisenberger & Armeli,1997)。而實際上,創造力要求既新穎又實用(Amabile,1996)。如果從創造結果的實用性角度考慮,要提高創造力,就不能只考慮創造者本身,而要將視角轉向受益對象,考慮實際情境的影響(Forgeard & Mecklenburg,2013)。
此外,內部動機促進創造力的觀點也受到了挑戰與質疑。有研究表明內部動機對創造力的影響并不顯著(Dewett,2007;Shalley & Perry-Smith,2001)。近期一項元分析甚至發現,當采用嚴謹的研究設計來考察內部動機與創造力之間的因果關系時,兩者的相關很弱(r=0.11)(de Jesus,Rus,Lens,& Imaginario,2013)。因而,有必要重新認識內部動機與創造力之間的關系。
最新的動機性信息加工理論(Motivated information processing model,MIP)為創造力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論框架(De Dreu,Nijstad,& Baas,2011)。該理論認為,親社會動機幫助個體跳出自身視角的局限,提高其對他人觀點、需求的敏感度,增強個體換位思考和觀點整合的能力,繼而促進內部動機對創造力的正向效應。換言之,內部動機與親社會動機共同影響創造力。初步研究表明,該理論對創造力的影響因素有很好的解釋效力(Grant & Berry,2011),但仍需要更多的實證研究來檢驗其普適性(吳夢,白新文,2012)。尤其需要指出,現有多數研究是以西方文化背景下的個體為對象,但正如Morris和Leung(2010)所指出,創造力的表現存在文化差異。在中國這種典型的集體主義文化下,兼顧他人利益的行為得到鼓勵(Hofstede,2001)。一項中美的跨文化研究發現,親社會行為在中國這種集體主義文化下更受歡迎(Li,Xie,& Shi,2012)。那么,親社會動機對創造力的影響是否會更加突出?因此,在中國的情境下探討內部動機和親社會動機如何共同影響創造力,有望對創造力研究領域以及動機性信息加工理論的發展做出貢獻。
鑒于此,本研究采用動機性信息加工理論,以中國被試為研究對象,探求親社會動機本身,以及如何與內部動機共同影響個體創造力。
2 理論基礎與研究假設
2.1 內部動機與創造力
內部動機是指為了活動本身所體驗到的快樂和滿足而從事某種活動(Ryan & Deci,2000)。Amabile的一系列研究都表明,內部動機高的個體在完成任務時,卷入程度更高,會付出更多的認知努力,且較少受到外界條件的干擾,因此,其創造力的表現也會更好(Amabile,1979,1985;Hennessey & Amabile,1998)。
但是,研究兩者之間關系的結果存在矛盾。以往研究中,實驗任務多屬于藝術類,如拼貼畫(Amabile,1979)、寫詩(Amabile,1985),或頭腦風暴類,如說出不同尋常的物品用途(Eisenberger & Rhoades,2001)等。在這些任務中,評價者往往更看重創造力的新穎性,卻忽視了創造力的實用性。但是,根據創造力的定義,對結果的評估需要兼顧新穎性和實用性。因此,當實驗任務變成問題解決類或與實踐相關的調查時,內部動機與創造力的相關就會減弱甚至消失(Shalley & Perry-Smith,2001)。薛貴、董齊、周龍飛、張華和陳傳生(2001)的研究也發現,在完成連線任務時,只需要被試打破思維定勢,找到更新的連線方式就能獲得創造力的高分,此時,內部動機與創造力之間存在顯著正相關。而在完成命名任務和故事任務時,不僅需要新穎性,還需要考慮是否符合圖片的內容和故事的邏輯性,此時,內部動機與創造力之間就不存在顯著關系了。
總的來說,盡管內部動機往往被視為創造力的促進因素,但也開始出現了一些質疑的聲音,二者之間的關系并不十分確切。因此,我們需要增加對創造力中實用性的關注,考慮實際情境,將視角轉向受益對象。
2.2 親社會動機與創造力
當將視角轉向受益對象時會發現,創造者需要換位思考,考慮受益對象的實際情境。這就凸顯了親社會動機——“幫助他人并考慮他人的想法”(De Dreu,Weingart,& Kwon,2000)的重要性。然而,以往大多數研究將創造力看做是創造者個人興趣、努力的結果,很少考慮到受益對象這一方面,很少關注親社會動機是否會影響創造力。
新近已有研究開始從受益對象這一視角出發進行檢驗。結果表明親社會動機高的個體,在實際情境中,會產生更多的換位思考(Hoever,van Knippenberg,van Ginkel,& Barkema,2012),也會有更多慷慨付出的行為,它會使個體產生積極情緒(Carmeli,McKay,& Kaufman,2013),這些都很可能會進一步提高創造力,并且還證明了內部動機與親社會動機會對創造力產生共同影響(Grant & Berry,2011)。這類研究主要是基于動機性信息加工理論,該理論認為內部動機與親社會動機共同影響創造力。當內部動機提高時,會投入更多的認知努力,搜集和挖掘更多的信息,增強加工的深度;當親社會動機提高時,能夠從自身視角移向受益對象的角度,就能提出更有實用價值的想法,這兩者共同作用來促進創造力(De Dreu et al.,2011)。①但是,這一理論主要是基于西方文化背景,而已有研究發現東、西方文化背景下的個體在創造力的表現上并不完全一致(Bechtoldt,De Dreu,Nijstad,& Choi,2010),因此,需要對其文化普適性進行檢驗。
綜上所述,創造力受到兩種因素的影響。一是內部動機,它使個體產生更多的興趣,付出更多的認知努力,促進信息的深度加工(張景煥,劉桂榮,師瑋瑋,付秀君,2011);二是親社會動機,它使個體產生更多的換位思考,更能考慮受益對象的情境(Hoever et al.,2012)。如果將創造力比作一輛行駛的汽車,那么內部動機就是發動機,內部動機越高,其動力越足,就能跑得越快,而親社會動機是方向盤,它的提高能使這輛車開往正確的方向,兩者共同作用,才能使這輛車更快更好地駛向目的地,因此,兩者結合才能促進創造力。反之,缺乏任何一種動機,都不利于創造力的表現。由此,本研究提出:
研究假設:內部動機與親社會動機共同影響創造力,當內部動機與親社會動機都高時,創造力的表現最好。
3 研究方法
3.1 研究對象及程序
在一所綜合性大學的校內網上招募了80名大學生參與研究。其中,男生32人,女生48人,平均年齡為22.21歲(SD=1.73)。
采用2(高內部動機vs.低內部動機)×2(高親社會動機vs.低親社會動機)的組間設計,將被試隨機分配到其中一組中(變量操縱見3.3部分)。首先請被試填寫基本信息;其次,完成解決“校園內賣舊書”的任務;最后,填寫與實驗過程相關的問卷。
3.2 實驗任務
要求被試解決校園內賣舊書的問題,背景為“‘大學生勤工助學服務中心’是一個公益性組織,其工作內容之一就是為高校大學生解決勤工助學的相關問題。近期,該中心的網站上‘助學問答’版塊中,有一則留言是來自于一名在校大學生,他/她從大四的學長學姐手中收購了一批舊書,想通過賣舊書的方式來賺錢。現在,該中心委托我們找同學來出一些點子,進而幫助該同學。”
3.3 變量操縱
內部動機的操縱。當個體對是否從事某項活動以及怎么進行某項活動等感受到有足夠的自主性及強烈的興趣時,會產生高的內部動機(Deci,Koestner,& Ryan,1999)。基于此,我們借鑒Grant和Berry(2011)的方法,對興趣和自由選擇進行操縱,以誘發不同水平的內部動機。首先操縱任務有趣度,所有被試都會看到如下信息:“本次實驗共有兩組任務,我們將給你提供一些信息,以便你能選擇自己更想參加的任務。根據前期調查,我們請其他同學為這兩組任務的有趣程度進行了打分,滿分為7分,結果如下:A、‘校園生活’任務——同學們認為它的有趣度很高,其平均得分為6.28分;B、‘學校事件’任務——同學們認為它很無聊,其平均得分為1.54分”。被試可以自己選擇進行哪一種任務,最終結果發現,90%的被試都是先選擇了A任務,即有趣度高的任務。②接著操縱自由選擇,隨機選定一半被試,告知他們可以按照其選擇的有趣任務繼續進行;另一半被試則被告知,選擇“校園生活”任務的人已滿,他只能選擇有趣度低的“學校事件”任務。這部分被試被要求返回上一階段,重新選擇B任務,然后進行下一階段的實驗。因而,自由選擇了從事有趣任務的組別為高內部動機組,而無法自由選擇、只能從事有趣度低的任務的組別為低內部動機組。
親社會動機的操縱。通過對實驗任務中求助者的信息描述來設置親社會動機情境的高、低(Grant & Berry,2011)。在高親社會動機組中,被試看到的背景描述是“這名同學希望能通過在校園里賣舊書的方式來賺下一學年的學費和生活費。根據進一步了解,他/她的家庭經濟條件很不好,且近期家中又突遭變故,父母很難再拿出多余的錢來供他/她下學年的各項花銷,所以他/她急需用賣舊書的方式來為自己賺取學費。”在低親社會動機組中,被試看到的背景描述是“這名同學希望能通過在校園里賣舊書的方式來賺一些零花錢。根據進一步了解,他/她的家庭條件還不錯,只是希望通過賣舊書的方式來獲得更多的零花錢。”
3.4 創造力的測量
首先,由于部分被試所寫的一個描述中包含多條不同的點子,為保證點子的獨立性,請兩名評價者對321條原始描述進行拆分,要求使拆分后的描述只包括一個獨立點子,且意思完整,不改動原話的含義。經過訓練后,兩位評價者單獨拆分其中的15條描述,一致性系數達到0.85,在接下來的一輪訓練中,一致性系數穩定(0.91),因此將剩余的原始描述分成兩半,請兩位評價者分別進行拆分,最終得到574條獨立的點子。每個被試平均的點子數為7.13個,最小值為1個,最大值為20個。
然后,請四名具有豐富校園銷售經驗的同學擔當評分者,組成兩個兩人小組,分別評價每條點子的新穎性和實用性。四位評分者均不了解研究目的和實驗條件。采用5點評分(1=完全沒有新穎性/實用性,3=有一些新穎性/實用性,5=非常具有新穎性/實用性)。計算組內相關系數(Intraclass correlation)來衡量兩者評分的一致性(Shrout & Fleiss,1979),發現新穎性的ICC(3,2)為0.74,實用性的ICC(3,2)為0.79,均達到良好的一致性水平。因此,計算兩者的評分均值作為每條點子的新穎性/實用性得分。
創造要求“新穎且實用”,因而參照Zhou和Oldham(2001)的方法,將每條點子的新穎性和實用性得分的乘積作為每條點子的創造力得分。最后將每名被試所有點子的創造力得分平均,作為其創造性得分。
4 結果
4.1 操縱檢驗
本研究通過自由選擇和有趣度來操縱內部動機(內部動機高是指被試可以進行自己想要選擇的有趣度高的任務),分別用一道題來檢驗內部動機的操縱是否有效。要求被試評價下列描述是否符合自己在實驗過程中的感受,采用七點量表(1=完全不同意,7=完全同意),下同。其中,反映自由選擇的題目為“我沒有選擇權,只能做這項任務”(反向計分),內部動機的主效應顯著(=4.30,=5.30,F(1,76)=8.32,p<0.01,partial =0.099),而親社會動機及二者的交互作用均不顯著。反映有趣度的題目為“我認為這項任務很無聊”(反向計分),其內部動機的主效應不顯著(=4.93,=5.25,F(1,76)=1.50,ns,partial =0.019),親社會動機及二者的交互作用均不顯著。總體而言,對內部動機的操縱在一定程度上有效。
本研究通過求助者的需求程度來操縱親社會動機(親社會動機高是指求助者的信息描述中透露出其更需要得到幫助),用兩道題目來檢驗親社會動機的操縱是否有效,分別為“我在做任務時是很想要幫助該同學的”和“我想通過做這個任務想點子來造福于該同學”。在這兩個題目上,親社會動機的主效應均顯著(=5.10,=5.65,F(1,76)=4.60,p<0.05,partial =0.057;=4.82,=5.65,F(1,76)=7.61,p<0.01,partial =0.091),而內部動機及二者的交互作用均不顯著,這說明對親社會動機的操縱有效。
4.2 假設檢驗
由于性別、年齡、年級、專業、是否有相關經驗等變量與創造力得分的相關均不顯著,因而在后續分析中不再考慮這些變量的影響。
為檢驗內部動機和親社會動機對創造力的影響,我們進行了兩因素方差分析,結果表明內部動機的主效應不顯著(=5.90,=6.18,F(1,76)=0.70,ns,partial =0.009);親社會動機的主效應顯著(F(1,76)=4.37,p<0.05,partial =0.054),親社會動機高組的創造力得分(M=6.38)顯著高于親社會動機低組(M=5.70);內部動機和親社會動機對創造力的交互作用顯著(F(1,76)=4.96,p<0.05,partial =0.061)。簡單效應分析發現,當親社會動機低時,內部動機高(M=5.47)和低(M=5.93)兩組之間的創造力得分無顯著差異(F(1,76)=0.97,ns,partial =0.013);而當親社會動機高時,內部動機高組的創造力得分(M=6.89)顯著高于內部動機低組(M=5.88),F(1,76)=4.70,p<0.05,partial =0.058。詳見圖1。
圖1 內部動機和親社會動機的交互作用對創造力的影響
我們還假定,當內部動機與親社會動機都高時,創造力表現最好。事前檢驗(Planned contrast)的結果表明,兩種動機都高組的創造力得分(M=6.89)顯著高于其他條件的得分(M=5.76),F(1,76)=8.87,p<0.01,partial =0.104。本研究的假設得到了驗證。
5 討論
本研究通過情境設置對內部動機和親社會動機進行操縱,檢驗二者對創造力的影響。結果表明,內部動機與親社會動機存在交互作用,當內部動機與親社會動機都高時,創造力的表現最好。
本研究的理論貢獻在于為創造力的研究提供了一種新的思路。以往研究的視角大多局限于創造者,探討內部動機對創造力的影響(Eisenberger & Aselage,2009)。但是與以往研究結果一致(Dewett,2007;Perry-Smith,2006),本研究也發現個體的內部動機對創造力的影響不顯著。這可能是因為個體在實際情境下從事創造活動時,其要求不僅是新穎性,更要從創造者本身中跳出來,看到受益對象所處的情境,考慮創造產出的實用價值。從這個新的視角來開展研究,兼顧新穎與實用,不僅能增強創造力研究的生態效度,而且解釋了內部動機與創造力之間的關系為何不一致,即:兩者之間的關系還要受親社會動機的影響,只有在親社會動機高的情況下,高內部動機的個體才會在創造力表現上顯著優于低內部動機的個體。
第二,本研究也為動機性信息加工理論提供了新的實證依據,作為一個新的理論模型,其大部分實證研究都是在西方背景下進行的(De Dreu et al.,2011)。但東西方文化存在明顯差異,兩者相較,西方文化中更強調個體主義,而東方文化中更強調集體主義(Hofstede,2001)。東方文化下的個體因為受到集體主義的影響,特別是在中國,強調“助人為樂”的精神,在社會規范中,對親社會行為十分重視(Li et al.,2012),就會更易受到親社會動機的影響。因此,需要對動機性信息加工理論在東方文化下的適用性進行驗證。從本研究的結果來看,不僅存在內部動機與親社會動機對創造力的交互作用,而且,親社會動機對創造力的主效應亦顯著,而Grant和Berry(2011)的研究沒有發現這一點,這可能說明親社會動機會對集體主義文化下個體的創造力有更強的影響。另外,集體主義文化的核心特征之一是明確區分圈內人與圈外人,個體更愿意去照顧與自己有關系的圈內人(Wang,Leung,See,& Gao,2011)。正如本研究中,受助對象是一名與被試同學校的同學,屬于有一定關系的圈內人。因此,本研究也為探討創造力及其影響因素的文化差異提供了新的方向。后續研究值得系統地探討受助對象的身份不同,如圈內人或圈外人,親社會動機對創造力的影響是否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別。
本研究對親社會行為領域的研究也有所貢獻。在該領域內,往往是研究親社會動機對親社會行為,如幫助、合作、共享行為等的影響(Penner,Dovidio,Piliavin,& Schroeder,2005),而很少關注對創造力的影響。本研究的結果發現親社會動機確實能促進個體創造力,因此,本研究是為親社會行為領域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
在實踐意義方面,本研究的結果表明親社會動機和內部動機共同作用于創造力。因此,在實際的生產、設計、服務等過程中,都需要考慮施用對象的特點和情況,以此來進行相應的開發與實施,而不能僅從企業自身的角度來考慮。就像時下新興的職業“用戶體驗”等一樣,要更多地從客戶的角度來考慮,才能產生更好的想法和解決方案。特別是在當今社會,創新已成為國家發展進步的強勁動力,能夠找到對創造力有促進作用的因素,無疑具有非常重要的實踐意義。
本研究也存在幾點局限性。第一,本研究是一項實驗研究,未來可以通過現場研究的方式來提高其外部效度。第二,未來研究可借鑒Grant與Rothbard(2013)的方法,提高對內部動機操縱的效度。第三,本研究對內部動機和親社會動機影響創造力的中介機制缺乏探討,后續研究應該對中介變量進行直接測量,揭示其作用過程。第四,本研究沒有探討親社會動機與內部動機的關系。親社會動機既可能是內部取向(如:價值觀),也可能是外部取向(如:職業技能的提升)(Finkelstien,2009),需要專門的研究對此進行查證。
①親社會動機中包含表達個人價值、增加自我價值感、減輕負罪感或壓力、建立和強化人際關系、自我提升、增長職業技能這六類動機(Clary et al.,1998)。其中,有學者認為增長職業技能與外部動機的相關顯著,而其他五類動機與內部動機的相關顯著(Finkelstien,2009)。但是,本研究通過實驗操縱兩類動機的高低,而兩者的關系并不是本研究關注的重點。
②將直接選擇有趣度低的B任務的被試去掉,實驗結果保持不變。
作者介紹:李陽,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北京 100101,中國科學院大學,北京 100049;白新文(通訊作者),中國科學院大學,E-mail:baixw@psych.ac.cn,北京 100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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