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關聯與公司盈余管理稅收成本的文獻綜述

【摘要】企業背景直接影響其稅收的游說與談判能力，因此政治關聯企業與非政治關聯企業的盈余管理稅負效應是不同的。而中國特殊的國情正好能夠提供研究不同背景企業盈余管理與公司稅負研究的樣本。本文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前人在這方面研究的空缺，考慮了“全部成本”研究理念下的“稅收成本”的問題。

【關鍵詞】盈余管理；政治關聯；稅收成本

一、盈余管理相關文獻綜述

盈余管理是一個中性詞，一方面，由于存在合約的剛性，它成為管理層自我保護、提高股東價值的一種手段。比如在一定程度上平滑公司收益能夠降低股票的波動性，降低股權資本成本，提升公司市場價值。但另一方面，管理層為了某些私利從而有意操控財務報告過程，導致會計信息質量水平降低，這又會損害股東的利益。目前學術界已存在對盈余管理的大量研究成果，并大多集中于探討盈余管理的動機、影響因素、手段、市場反應、經濟影響等。雖然盈余管理各方面的文獻雖多，但良莠不齊，且很少從稅務角度來研究。其原因可能是會計準則與稅法存在差異，大多數應計項目盈余管理很少能夠影響公司應納稅所得額，因此部分學者可能會忽略盈余管理與稅務關系這個出發點。

盈余管理是指企業管理人員通過會計選擇或者構建交易等行為來改變財務報告數據，以誤導投資者或其他信息使用者對公司業績預期，或者以期通過報告的盈余數據來影響以盈余為基礎的合約.另一方面，盈余管理，尤其是向上的盈余管理會給公司帶來稅收成本，如所得稅成本或流轉稅成本（主要是增值稅成本）。許多研究表明， 所得稅成本確實影響公司的盈余管理行為。hackelford and Shevlin（2001）在對過去的所得稅研究綜述后提出，所得稅成本會影響公司的盈余管理水平，所得稅成本越高，盈余管理的動機越低，則公司越沒有傾向進行盈余管理。葉康濤，朱凱（2011）研究指出，在以流轉稅為住的我國，不同的盈余管理手段將導致不同的稅收成本，其中所得稅成本依然是主體，而且增加增值稅成本的操控手段同時也會增加所得稅成本。

二、政治關聯概念界定

政治關聯通常指的是公司管理層曾經或者正在擔任政府部門職位。它可以看成時政府部門對公司進行行政干預的方式， 也可以理解為公司尋求政府部門支持的渠道。已有研究結果表明：政治關聯既可能增加公司利益，也可能損害公司價值。一方面，我國市場經濟體制尚不完善，政府主宰了重要資源的分配權限，政治關聯能夠為企業帶來這些關鍵資源從而獲得超額租金。另一方面，政治關聯企業在接受其帶來的稀缺資源的同時也擔負了一部分政府本身的義務。政府會將屬于分內義務強加給這些公司。

政治關聯會通過多種渠道影響企業價值，不同的研究視角可能得出不同的結論。關于政治關聯與公司價值的關系學術界說法不一。一方面，政治關聯公司會通過與政府的關系取得更多的資源與機會。Fisman（2001）發現，印度尼西亞政治關聯公司的大部分價值來源于政治關聯。另一方面，由于這類公司能夠向政府爭取普通公司無法獲得的權益，相當的他們必須支付相當的成本費用，如支付政府尋租費用，更高的稅務支出等。再加上政治關聯企業通常都是國有企業，內部人控制嚴重，對于管理層業績考核標準更側重政治表現而非其業績表現。以上觀點也得到實證支持。

三、政治關聯與公司盈余管理的稅收成本

Franceis（1987）從公司年金政策角度來考察稅務動機與財務報告成本是否對公司多記或者少記年金產生影響。實證結果表明，邊際稅率高的公司更傾向于多記年金，而財務報告成本高的公司則傾向于少記年金。Thomas（1988）在控制了盈利能力等變量之后得出年金的確認金額與公司的實際稅負水平正相關的結論。也有其他學者從資本結構、公司剝離、資產處置等方面來闡述稅負與盈余管理的關系。Maydew（1999）發現，公司會為了美化財務報告或者現金流限制等原因放棄分拆公司這種節稅的手段而采用更直接的出售資產行為。Alford（1998）也認為公司為了提高報告盈余將會放棄節稅（如資產剝離）的交易，除非相關資產處置的稅費很高。以上的研究都表明，公司會在盈余管理與稅收成本之間權衡，尤其是在財務報告成本較高時，公司會放棄稅收籌劃行為。

關于政治關聯與稅收的關系目前還未得到一直的結論。Derashid and Zhang（2003）以馬來西亞上市公司為樣本，研究了公司稅收負擔的行業差異，它將國有股權比例作為影響公司稅負的控制變量，結果沒有發現國有股權與公司稅負之間存在顯著相關性；Adhikari et（2006）以馬來西亞上市公司為樣本，專門研究了國有股權與公司稅負之間的關系，結果發現，國有股權比例與公司稅負顯著負相關，即國有股權有助于公司稅負的降低，從而提高公司價值。但這僅是一馬來西亞的股票樣本作為研究對象，不具有普遍性。

我國學者吳聯生和李辰（2007）在研究我國中央政府取消“先征后返”政策對公司稅收負擔的影響以及地方政府和企業所作出的反應時，也將國有股權比例作為影響公司稅收負擔的控制變量，結果也沒有發現國有股權與公司稅負之間存在顯著相關性。但在其另外一篇文章“國有股權、稅收優惠與公司稅負”中，吳指出，公司國有股權比例越高，其稅負水平就越高。吳文鋒等（2009）以1999-2004 年在滬深兩地上市的民營企業為樣本，實證分析了公司高管在中央或地方政府的任職經歷對企業獲取稅收優惠的影響。結果發現，在企業稅外負擔較重的省市，高管具有政府背景的公司在所得稅適用稅率和實際所得稅率上都要顯著低于那些聘請無政府背景高管的公司。即政治關聯能夠給企業帶來更多的稅收優惠。雖然對于國有企業稅負問題的研究結論不一，差距主要源于他們在選擇樣本與控制變量的不同。吳，李在（2007）在研究企業稅負時，更多的采用全樣本，他們研究結果更多針對是國有企業。而吳（2009）僅以民營企業為樣本，將民營企業高管的政治背景作為政治關聯的變量，而非以企業的國有股權為政治關聯變量，因此研究結果存在一定差異，但并非矛盾的。

參考文獻：

[1]吳連生.盈余管理與公司稅負[J].中國會計評論，2010

[2]葉康濤.盈余管理與所得稅支付：基于會計利潤與應稅所得之間差異的初步研究[J].中國會計評論，2006

[3]王躍堂，王亮亮，彭洋.產權性質、債務稅盾與資本結構[J].經濟研究，20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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