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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施故里一奇人
越國古都諸暨，秀水靈山，名人奇士輩出。古有王冕（元代大畫家）、楊維楨（元代書法家），陳洪綬（明末清初著名畫家），良價禪師（唐代高僧）；今有趙忠堯（中國核物理奠基人）等11名中科院、工程院兩院院士，何燮侯（北京大學首任校長）、何東昌（原教育部部長）、黃奇帆（重慶市市長）、張仕波（北京軍區司令員）、何占豪（著名音樂家）、錢惠麗（國家一級演員）等，杰出人才星漢燦爛，遍及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教育、科技各個領域……
如今，西施故里苧蘿山麓，又出了一位奇人。此人姓吳名海京，生于1977年，諸暨陳宅鎮開花村人。現為諸暨市委政法委青年干部。就是這個年輕人，做出了一件人們不敢想、不敢做、也不愿做，令一些皓首窮經大半輩子的學者們欷歔不已的驚天動地的大事……
于無聲處聽驚雷
2013年初，一個驚人的消息在諸暨乃至浙江全省不脛而走——用文言文記述北宋至清朝宣統三年，凡953年、共338卷（其中宋紀117卷、元紀36卷、明紀85卷、清紀100卷）、430萬字的皇皇巨著《資治通鑒續紀》在中國文史出版社出版了。讓人吃驚的是，這部巨著的作者就是年僅36歲，平時不聲不響，專注于本職工作，極少請假，從未與人談及自己正在著書立說之事的吳海京！
這真是“于無聲處聽驚雷”。這個“突發事件“震驚了中國史學界、社科界，在全國各地激起巨大反響。同年7月31日，《光明日報》頭版頭條刊登了5000字長篇通訊《吳海京：著書的故事》——為介紹一個普通青年寫書的事跡作如此高規格的報道，在這個中央級大報還是頭一遭！
半個多月后的8月16日，來自中國社科院、北京大學、復旦大學、浙江大學和浙江省社科界的十多位學界翹楚專程趕到諸暨市，參加由紹興市社科聯、諸暨市委宣傳部和《光明日報》社記者部聯合舉辦的《資治通鑒續紀》研討會……
學界出版專著，本是平常之事，年紀輕輕的作者出版有分量的專著的事也絕非鳳毛麟角，那么，這部書的出版緣何會引起如此巨大的反響呢？
只要對該書的寫作難度及其蘊涵的社會價值進行一番估量就不難明白個中的原因了。
該書的難度之高及工程量之大前所未有。眾所周知，北宋司馬光所著《資治通鑒》是一部偉大的歷史巨著，它記述了從公元前403年（戰國時代）至公元959年（五代后周）凡16朝1362年的歷史。所用史料浩瀚而賅博，語言精練，文筆優美，取舍得當。作為大宋重臣的司馬溫公（時任樞密副使，相當于現在的中央軍委副主席），其影響力和財力不言而喻，為完成這樣一部浩大的文化系統工程，司馬光前后得到兩朝皇帝的支持。皇帝不但專門為其設置了書局，還給他配備了劉攽、劉恕、范祖禹等五名助手（其中一位是兵部尚書），這些人都是當時的學界翹楚。司馬光為專心著書，還辭去了樞密副使之職。六人齊心合力，歷時19年，方才完成此項工程。事后，司馬光在上書皇帝時稱自己是“臣之精力，僅于此書矣！”可見其工程之浩大與艱辛。如今，吳海京面對的是與《資治通鑒》相當的工程量。而且，既然是《資治通鑒》的續作，那么，無論是體例、語言、文筆、章節分割，還是史料的取舍、敘事的風格都要與《資治通鑒》相一致……這對于既非歷史專業出身，又從未系統地學習過古漢語，且沒有任何團體與個人的支持、協助（當時沒人知道他在業余時間從事如此艱辛而高難度的工作）的年輕人來說，要完成如此鴻篇巨制，豈非天方夜譚？然而，吳京海硬是憑一己之力，窮十年之功，七易其稿，用文言文獨立完成了這項浩大的文化系統工程。如此宏業，怎不令人震撼？
再說這部書的價值。毫不夸張地說，它的價值可以用“無可限量”四個字來形容。《資治通鑒》面世以后近千年間，雖續作多多，如宋李燾的《續資治通鑒長編》，清畢沅的《續資治通鑒》，夏燮的《明通鑒》等等，但這些續作的質量與《資治通鑒》相去甚遠。不是記載太過繁冗（《續資治通鑒》記載宋、元兩朝近400年歷史，字數就多達三百余萬，這與《資治通鑒》追求簡練以適合皇帝閱讀的宗旨是不相符的），就是史料缺失嚴重，人物脈絡不清（《明通鑒》對北元、女真族活動的記載都是只言片語，遺漏了很多重要史料）。從可讀性來說，由于其文辭不美，讀起來枯燥乏味，這與《資治通鑒》優雅的文筆無法相比。再是上述續作史事敘述錯誤較多，缺乏考證，特別是在敘述兩國戰爭、外交、往來史事時，往往僅據一國史料，而沒有作全面綜合的分析……
正因為眾多續作質量不高，導致自宋至清近千年的歷史沒有一部一以貫之的系統編年體史書，而吳海京的《資治通鑒續紀》記述了自宋至清953年的歷史，全書與《資治通鑒》一脈相承，以年為綱，以事為目，取其關系“國家盛衰、生民休戚”的重要內容連貫成篇。其體例、語言、文筆、章節分割以及敘事風格、史料取舍，一如司馬光的《資治通鑒》，很難看出是出于今人之手。
這部續作將散布于“二十四史”及其他各類史料中自宋至清的歷史以一部書的形式集中體現。本書通過統籌、考證、辨析，理清了自宋至清這段歷史的脈絡，條理清晰，讀者通過閱讀這樣一本書就可以通曉自宋至清近千年的歷史，而不必去翻閱汗牛充棟的史料。此書完全可以作為一種工具書來使用，讀者在引用史料時可直接拿來使用，對專家治史也有很高的參考價值……
《資治通鑒續紀》的出現，使我國自戰國至清末2200余年的封建社會的歷史無縫對接。此書不僅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而且具有較深的文化傳承意義。所以，它的出版，在學界引起強烈的震動就不足為奇了。
奇人之苦樂觀
自震撼學界的《資治通鑒續紀》出版以后，人們多稱吳京海為“奇人”。“奇”者，罕見而特殊也。吳京海的確是一個罕見而特殊的人物——
首先是膽子奇大，膽識過人。司馬溫公何許人也？《資治通鑒》又是何等著作也？吳京海，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卻敢于獨扛一鼎，利用業余時間，僅十年就完成等量工程，與千年之作交相輝映，并立于世，說其膽子奇大，實不為過。再者，《資治通鑒》問世近千年，續作不斷，洋洋灑灑，蔚為大觀，但吳京海卻能“慧眼識拙”，揭其弊端，毅然重起爐灶，并成功地另辟蹊徑，堪稱膽識過人。 奇人更奇處，在于其與眾不同的苦樂觀。
自幼嗜史如命，文史功底扎實的吳京海當然明白要續寫《資治通鑒》是一項何等艱巨的工程，要實現這個理想，要耗費多少精力，付出多少代價，而且最后能否被社會承認還是個未知數。但他還是“自找苦吃”，毅然決然地踏上漫漫征途。
上路易，走到底就難。
畢竟，寫歷史不是寫小說，可以天馬行空，發揮無限的想象力。編史需要嚴謹，必須字字有出、例例有據。
這就需要有大量的參考資料。但史海茫茫，漫無邊際，要撰寫自宋至清近千年的歷史，需要多少史料啊！其浩繁程度遠超《資治通鑒》。但吳京海不畏艱辛，通過多方尋覓，再加上自己原有的積累，搜集到兩百多種史料。當他得知最有價值的如大明、大清二朝實錄，平時都深藏于博物館之中，累累上億字，包含了很多最原始的資料，一般人根本無法接觸到，他想方設法，借助先進的電腦技術，找到上述史料，從而獲得了很多正史所沒有記載的第一手資料……
史料中，各種記載多如牛毛。有很多史料對同樣一件歷史事實就有不同的記載，甚至是正史也有很多相互矛盾、記載不一的地方。史料的爬羅剔抉，向來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浩瀚史海，搜尋難，取舍更難。要達到《資治通鑒》的境界談何容易！但歷史真相只有一個，最大限度地還原歷史的本來面目，將前后史實連貫一致，是吳京海所孜孜以求的。如《宋史》中多處提及金國有位將領叫“郎君鶻眼”，而這名字在《金史》中根本找不到。另一本雜史《三朝會盟會編卷》中曾提到鶻眼是金國名將完顏婁室之子，真名叫呼紐。再來翻看《金史》，婁室有三子，分別是活女、謀衍、石古乃。謀衍、石古乃年紀較小，其事跡與《宋史》不相符，而活女的事跡則能與《宋史》對應起來。所以，宋史所稱的鶻眼，應該就是活女。再例如，蒙、金間的野狐嶺之戰是一場蒙古傾其國力，以十萬大軍攻擊金兵四十萬的大戰，直接關系到兩國的興衰成敗，其重要程度不亞于赤壁、淝水。可對這場戰役的記載，《金史》中僅片言只語提及，《元史》只零星散布于幾個人的列傳之中，且還記載不一。吳京海只有通過綜合各種史料，細細地推敲戰役發生前后的歷史事實，最后通過各類考證去還原這段歷史，從而使這場被塵封多年的大戰役能重新展現在讀者眼前……
在浩如煙海的史料中遨游，辨別、考證、過濾、去蕪存精，發掘歷史的真相；構思、品味、歸納、整理、提煉，找到最佳的語言表達形式；初稿形成以后，吳京海又花了近兩年的時間不厭其煩地一遍又一遍地通讀、校對、補充、修訂……
青燈照壁，冷雨敲窗。推掉一切應酬，摒棄一切娛樂活動乃至放棄天倫之樂的享受。八小時工作之外，一頭扎進故紙堆中，全身心投入，“閉門造車”，長年累月過著一種苦行僧式的生活（其妻實在受不了這種生活，帶著女兒與他離了婚）。一個二三十歲的小青年，為著一部書，冷板凳一坐就是十年，在人心浮躁、急功近利、誘惑多多的當今社會里，實乃奇事一樁。然而，吳京海不以為苦，反而是樂在其中。他這樣描述自己近十年來的心路歷程——
下班回家，吃過晚飯，泡上一杯清茶，坐在書桌前，打開電腦，一字一句慢慢地編寫……這不是一個吃苦的過程，而是一種享受。“此間樂，其樂無窮”。每當我坐在書桌前，心里總會感到一種春風拂柳般的坦然，一種超脫于世俗之外的寧靜。當書稿在我手下慢慢地拓展時，覺得自己也逐漸地融入到自己所寫的那段歷史中去了。當寫到司馬光為了堅持自己的信念，放棄做樞密副使，以垂老之年隱居洛陽，潛心編撰《資治通鑒》時，我似乎能感覺到自己就在司馬光身邊，與之把酒笑語，一起討論歷史問題，一起討論編寫體例；當寫到岳飛進兵朱仙鎮，宋高宗十二道金字招牌將之召還，我似乎看到了萬千中原百姓跪在岳家軍前請求其不要離開，“哭聲震野”的場景，不禁欷歔不已；當寫到成吉思汗的鐵蹄馳騁于花剌子模，千千萬萬的柔弱百姓慘遭蒙古人無情屠殺時，我仿佛能看到那些孤兒寡母絕望和無助的眼淚；當寫到明孝宗以六歲之齡初次認父，胎發沒剪，“發披地，走投上懷”之時，我又流下為人父母的憐愛之淚；當寫到南明遺臣瞿式耜拒絕清朝招降，慷慨赴義，二十年不見雪的桂林，“是日雪霰大作，天打雷電，空中震擊者三，遠近稱異”之時，我不由潸然淚下；當寫到康熙之世，君明臣賢，“士敦詩禮，民安耕鑿”，我不由得悠然神往……
這就是奇人不同凡響的苦樂觀，也是奇人的成功之道。
千里馬幸遇伯樂
世上到底是先有千里馬，還是先有伯樂？唐代大文學家韓愈在《馬說》中開宗明義：“世有伯樂，然后有千里馬。”此說一出，引來千年爭議。一些自詡“唯物主義者”的人更是嗤之以鼻：物質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不論有無伯樂，千里馬總是客觀存在著的，堂堂大文豪，怎么連這個也不懂？
如此高論，實在令人啼笑皆非。千里馬與伯樂孰先孰后，吳京海的例子最能說明問題。
《資治通鑒續紀》成書以后，吳京海曾向國內幾個在文史出版方面比較知名的出版社投過稿子，說明了來意，并表示愿意自己出錢出這本書。但無一例外，都被這些出版社拒絕了。原因只有一個：這本書沒有任何的市場價值。這使作者感到絕望，仿佛自己的作品成了一件白送上門甚至倒貼錢都無人肯收的一堆垃圾。
但吳京海是幸運的。在這關鍵時刻，他的第一個伯樂出現了，他就是作者所在的單位——諸暨市市委政法委副書記楊永水同志。當他得知作者想出書并了解了書的基本內容后說：“你盡管放心，出版費用你不用擔心，我幫你去拉贊助。”后來通過他的“游說”，浙江東方環保設備有限公司王澍先生明確表示愿意資助作者。正因為有楊書記的這句話，不但給作者解決了資金方面的困難，而且還給作者帶來了信心和希望。市政法委其他領導及諸暨市的四套領導班子，還有社科界的眾多專家學者知道此事后，都全力予以支持。吳京海由此明白，這個社會并不是只有金錢和銅臭，也有人始終默默地在堅持資助文化事業而不求任何回報。正是基于這樣的信念，他通過網絡，找到了北京點擊成金文化傳播有限公司，在與該公司老總吳光利接觸交談之后，吳總表示，這本書雖然市場效益不好，但價值很高，他愿意代理出書。當時，因為考慮到這本書銷售量可能會很有限，所以決定把書都贈送給一些知名學府及圖書館。
吳光利可算得上是吳京海的第二個伯樂。
于是通過吳光利，作者與中國文史出版社達成了出書協議，當作者把書稿交給中國文史出版社時，第三個伯樂出現了——他就是該出版社的馬合省編輯。馬編輯慧眼識英才，經過審稿，他認為該書有一定的價值，因此建議作者先不要贈送，可以走走市場，馬編輯還通過努力，把這本書列入了2013年的出版社推薦目錄。
伯樂一個接一個地出現，終使《資治通鑒續紀》一書于2013年3月由中國文史出版社正式出版。
我們可以設想一下，如果沒有眾多的伯樂，那么，《資治通鑒續紀》價值再高，也只能埋沒于塵土之中；吳京海這匹千里馬再能跑，也只能“駢死于槽櫪之間，不以千里稱也”。
沒有伯樂就沒有千里馬，又何來“先后”之分！
盛世修史，吳京海輩得其所哉！
編輯：黃靈 yeshzhwu@fox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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