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義務教育新版圖浮出水面

　　6月13日，下午五點多，張元(化名)發來一條微信，“剛從鄉政府出來，貌似希望很大”。雖寥寥數語，但“希望很大”四字，仍難掩其心底激蕩。因為兩天之后，就要決定他的女兒今年能否在北京上小學。

　　李婷(化名)則有另一番困惑，她是位北京母親，兒子本來可以上一所知名小學，但是現在，并不是那么板上釘釘了。

　　1963年，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氣象學家洛倫茲發現了一個很有趣的現象，一只南美洲亞馬孫河流域熱帶雨林中的蝴蝶，偶爾扇動幾下翅膀，可能在兩周后引起美國德克薩斯引起一場龍卷風。這種現象，被命名為“蝴蝶效應”。

　　顯然，最近幾個月，北京市的義務教育領域正在發生一場類似“蝴蝶效應”的轉變，這場轉變從現有義務教育階段入學途徑調整開始，再到區域內優質教育資源均衡化，最后指向了更大范圍內的跨區域間的教育資源均衡。

　　很多人都被裹挾進這場轉變當中，他們或喜或憂，但已很難抗拒洶涌而來的變革大潮，而北京的義務教育新版圖，亦在這場變革中孕育生長。

　　卡住張元的社保

　　張元沒想到，自己會卡在社保上。

　　他是河北人，2005年來京，自由職業者，以從事金融交易為生。張元在北京東部的朝陽區擁有一套住房。兩個女兒，大女兒6歲，小女兒1歲多，太太在家全職照顧孩子。

　　今年五一節過后，他開始給已到上學年齡的大女兒辦入學手續，突然發現，麻煩來了，一家人靜謐的生活自此被打亂。張元居住的小區里有一所公辦小學，條件雖一般，但他也不準備挑，“沒想給孩子擇校，只想就近讀個學校”。

　　5月初，張元來到學校去咨詢入學的相關事宜，學校負責人告訴他，等學校貼出報名海報，拿著借讀證、房本、戶口本直接過來就行了。

　　隨后，張元到社區給孩子辦借讀證，在社區看到了一份名為《關于朝陽區開具外省市戶籍適齡兒童少年“在京接受義務教育證明”辦理相關事項的通知》，通知要求家長帶著五證到相應部門區提出審核申請，辦理時間是4月25日至5月25日。

　　張元說，這張五頁粉紅色紙的通知書，他看了好幾遍，尤其是上面關于五證的要求。

　　所謂五證，是指非戶籍孩子想要入讀北京公辦校，家長必須要提供包括在京暫住證、在京實際住所居住證明、在京務工就業證明、戶口所在地鄉鎮政府出具的在當地沒有監護條件的證明、全家戶口簿在內的五份證明文件。

　　據官方統計數據顯示，截止到5月底，北京上小學的學齡兒童總數達15.4萬，其中有5.8萬人是非京籍兒童。這些孩子要進入到北京小學讀書，必須要出具包括五證在內的一系列文件。

　　然后，當張元在社區準備給孩子辦理借讀證時，社區工作人員要求他出示夫妻二人在京繳納社保的證明。他一下傻了眼，根本沒想到需要出具兩人的社保。

　　“去年就是怕孩子上學出事，專門給我老婆在朋友公司那邊掛了一個正規社保，繳了兩年了，結果卻栽在我的社保上。”張元說，由于他是自由職業者，其社保一直是在老家繳納。

　　對于社區的要求，他不能接受，理由是《通知》里根本就沒有提及“社保”兩個字，更讓他郁悶的是，他想補繳社保都不被允許。

　　張元覺得很委屈，“去年的小升初的情況我并不了解，但沒想到要雙方社保，這是往年沒有過的，我今年沒想到這么嚴。”

　　但事實上，從去年開始，為了應對外來人口不斷膨脹的壓力，包括朝陽、昌平在內的北京幾個外來人口大區都開始實行“五證+雙社保”的新規定。

　　有教委工作人員接受采訪時表示，由于公立小學容量有限，“五證”之外再要求父母雙方出示“繳納三險”的憑證，是控制外來人口涌入過多的一種“調控性手段”。

　　張元所居住的北京市朝陽區，在去年就明確規定，在辦理幼升小借讀手續時，“非農戶口需繳納三險證明”。

　　而在今年年初公布的一份名為《2014年外省市戶籍適齡兒童少年在朝陽區開具借讀證明須知》中，也明確提出：

　　在京務工就業證明有以下兩種：適齡兒童少年父和母(或其他法定監護人)雙方分別與用工(或聘任)單位簽署正規的勞動(或受聘)合同;及學生的父和母雙方(或其他法定監護人)在京繳納社會保險證明。(需提交最近三個月的在京社會保險證明)。

　　顯然，五證+雙社保，成為朝陽區非京籍孩子入讀小學的標配，張元觸碰到冰冷的政策底線。

　　張元想要亡羊補牢，補繳社保，但社區并不允許，但他看到很多租房戶在補繳稅金后順利拿到借讀證，甚至有人采取假離婚的形式“搞定”了社保難題。

　　“有朋友兩口子，像我家情況一樣只有媽媽有社保，就辦了離婚，孩子判給媽媽，這樣就符合了政策要求。如果是這樣，是不是跟補繳社保一樣，離婚也要有個期限呢?比如，半年內離婚的不算。”張元苦笑著說。

　　這個中年男人猜測，政府提高門檻的做法，是因為今年入學人數要超過學校招生名額，必須要卡掉一部分去，以滿足本區內戶籍人口的入學需求。他注意到官方披露的一組數據，4月22日，北京市教委主任線聯平做客城市廣播“市民對話一把手”節目時透露：今年小學入學人數將達到17.6萬人，比去年增加1萬人。

　　“卡掉一部分可以理解，但是你卡掉一部分人，到底有沒有標準?現在看，沒有標準，或者說標準始終在變。”張元說。

　　類似張元的想法，并非少數。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采訪的多位家長都表示了相同的看法，有人形容今年是“最難入學年”，并認為這次北京出臺的政策有兩個訴求，一是教育資源均衡化，另一個是控制人口規模，前者不過是后者的幌子，政策的主要目標還是在于驅趕外來人口。

　　不過，對于張元的說法，長期關注北京擇校問題的國家教育咨詢委員會委員、21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楊東平教授倒是覺得“這是兩回事”。

　　在楊東平看來，義務教育均衡發展都說了二十年了，包括2010年《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頒布后，教育部曾與各個省市自治區直轄市簽訂了義務教育均衡發展的備忘錄，備忘錄的截止日期就是2015年。義務教育均衡化是一個獨立的進程，也在一直推進中，只不過北京由于既得利益群體過于強大導致推進步伐較慢。

　　“為了控制人口對非京籍入學提出更嚴格的要求，則是今年的新情況、新問題，完全是兩件事。”楊東平表示。

　　據他介紹，非京籍現有5萬多孩子，其中4萬人已經審核通過，取得了電子學籍，還有1萬人在繼續核實補辦手續。有關部門最想分流的其實是那些所謂“搭便車”的，一個村子來了兩個外地老太太，帶著七八個孩子來北京讀書。

　　“管理部門把這個問題看得比較嚴重，但我個人覺得上述判斷是缺乏實證研究的。”楊東平說。

　　張元現在想的只有一件事，盡可能讓女兒能夠順利上學。為了打探消息，他不久前加入了一個千人QQ群，在這個名為“2014年朝陽區幼升小”的群里面，上千個家長不斷發布不知從哪里得知的消息。

　　“群里現在就非京籍這幫人，白天晚上都在聊，在等下周一的結果。大家快受不了了，一會好消息，一會壞消息，忽上忽下的。”張元說。

　　張元還有另一層擔憂，小女兒四年后該怎么辦?

　　“第一個都這么嚴，四年之后第二個上學估計更嚴，我做好了最壞的打算，把雙方社保都挪到朝陽，甚至都挪到這個社區里，我辦個掛靠，再不行自己注冊個公司。”張元賭氣地說，“我就辦到這種情況，讓你一點刺都挑不出來。”

　　說好的共建，哪去了?

　　北京人李婷(化名)雖然不用像張元那樣為非京籍的身份發愁，可她作為一個6歲男孩的母親，這段時間也煩惱不斷，此前已定好的兒子就讀名校的共建名額，突然變得不那么保險了。

　　突然而至的變化，也來自今年北京出臺的義務教育新政。

　　4月18日，北京正式發布了“京版”的《2014年義務教育階段入學工作的意見》。北京市教委新聞發言人李奕在解讀文件時，明確表示，在本市實施了近10年的“共建生”入學方式將正式取消。

　　“共建生”是具有北京特色的一項入學方式，所謂共建，就是政府機關和企事業單位為了滿足員工子女入學，通過單位贊助錢或物的方式，與知名中學建立“共建”的關系，共建單位的子女不用通過考試，可直接入讀這些學校。

　　而李婷是通過購買商品房的形式與開發商、學校簽訂合同，確保自己的孩子可以進入到名校就讀，這種模式在北京又被稱作“大共建”。

　　對于“共建生”入學模式的取消，官方給出了如下解讀：隨著國家對基礎教育投入增加，特別是對義務教育全面保障的實現后，學校也不再需要通過與資源單位合作來解決辦學困難，隨著國家對義務教育整體投入擴大，從學校辦學條件，到教師工資績效等都實行了國家全面保障，“共建”這一入學方式已經沒存在的意義。

　　“共建的時代使命，已經完成。”北京市教委新聞發言人李奕說。

　　針對政府的邏輯，李婷不那么認可。6年前她買下這棟價格不菲的住宅時，就是為了讓自己的孩子將來能夠就讀于與樓盤一街之隔的某所知名小學。而且，開發商在合同中跟這所小學有“共建協商預訂”的條款，并在教委做了備案。

　　“開發商的大共建，當時購房時就承諾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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