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秒必爭，持之以恒-華圖真題之申論模塊20110903例文及解析

解析

第一題、就襄樊停捐事件社會上有兩種看法，一種認為不知道感恩謝恩的人應批評，另一種觀點認為感激是感恩的一種方式而已，不能強行要求。問題：兩種觀點的共識是什么？兩種觀點爭論的焦點是什么？

這道題目相對屬于比較簡單的一道題，其實兩種觀點的共識都在于“對他人的幫助應該感恩”，而爭論的焦點是在于感恩行為是“自愿”，還是“必須”。即是否應該“硬性”地要求接受幫助者“必須”感恩。

第二題、談談對“附加條件的感恩”的看法。

對附加條件的感恩的看法，戴斌老師認為考生在回答的時候一定要辨證地看待，不應該片面地認可，或片面地反對。以下是幾個參考的答題角度：（1）對附加條件的感恩這個點，考生必須明確的是，即使是“附加條件的慈善行為”，它依然是屬于“慈善行為”的范疇之內，依然是值得肯定的事情，因為畢竟這種行為還是有利于社會的。（2）這里需要把握一個“度”的問題，即“附加條件的慈善行為”不能以侵犯受助人的自尊心為前提，倘若這種“附加條件”傷害了受助人自尊心，則不應該提倡。（3）其實“感恩”本身就是一種“份內之事”，其實根本不需要“附加條件”來限制。（4）社會應該努力營造氛圍，讓“感恩”成為一種習慣，而不是一種“被迫”的行為。

第三題、就大學校長的親筆信引起的爭論來評析感恩的匱乏是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

為什么說感恩的匱乏是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呢？這里我們可以從幾個角度展開：（1）不感恩的風氣蔓延開來，將極大挫傷許多慈善捐助的行為，而且我國目前的慈善事業是遠遠落后于經濟發展的程度，一旦在這個問題上沒有處理好，可能會導致社會“冷漠感”的劇增。（2）“不感恩”本身就代表了一種態度，一個“不感恩”的人基本上也就不大可能主動“施恩”于別人。實際上，教育一個人懂得“感恩”的同時，也是在教育其應該主動“回饋”社會。（3）“感恩”同時還是維系社會穩定的一個重要紐帶，缺少了感恩將加大損害社會的穩定性。

第四題、談談應該如何增強感恩意識。

對于如何增強感恩意識，其實對策還是很多的，主要還是集中在“宣傳教育”和“營造氛圍”這兩大角度，考生可以圍繞這兩個角度思索很多的細節對策出來。這里戴斌老師不建議考生采用立法手段去硬性規定“必須感恩”。因為“感恩”畢竟還是屬于道德領域的問題，不大適宜采用“強制性的法律手段”去調整這一社會關系。

第五題，以下兩個題目中任選一個題目展開論述，體裁不限：

1、讓世界少一份冷漠。多一份陽光2、守候期待感恩

在“滴水之恩”與“涌泉相報”間的徘徊

近日，《北京青年報》刊登了一則新聞——《鄂五名貧困生受資助不知恩被取消資助資格》，此文一出，立刻引來了大量的評論和爭議。

評論和爭議的焦點其實主要集中在一個焦點上：“這些貧困大學生不知道“感恩”，在受助的一年多里，他們沒有主動給資助者們打過一次電話，寫過一封信，也沒有感激的話語。五名貧困生該不該為此付出被取消資助的代價？”

其實對于這個點，戴斌老師認為首先要分析貧困大學生不知道“感恩”的原因所在，正如《鄂五名貧困生受資助不知恩被取消資助資格》一文中的“張先生”的觀點，他認為多數貧困生并非不知道“感恩”，不少貧困大學生因為自卑，不敢和“大人物”平等交流。對于這個原因，戴老師認為，其實我們應該抱著“理解”的角度去看待。一方面，不少貧困大學生因為“貧困”，很多時候缺乏足夠的“自信”。或許會有不少人對此有不同的看法，會有人認為“自信心”更多地是和人“性格”有關，而人的性格和“貧困與否”關系不大，很多“沒有錢的人”也可以很自信，而很多“家境富裕的人”也可能毫無自信可言。誠然，由于存在“個體化的差異”，很多時候不能“一概地”認為“貧困大學生”就缺乏“自信”。但我們要認識到，“環境”對人的影響是巨大的。在“貧困大學生”的成長歷程中，“貧困”始終是一個“不利的環境因素”陪伴其左右。當一個人為了“生存”而“奔波”、“焦慮”的時候，“自信”又怎能“油然而生”呢？而且自信是在“成功的經歷”中“不斷”“堆積”起來的。

同時，戴老師很想問的是，“被別人幫助的經歷”能積累自信嗎？“為生存而焦慮奔波的經歷”能積累自信嗎？答案是不能。但什么能“積累”“貧困大學生”的自信呢？“回報社會”，用“涌泉相報”的方式“回報社會”，就是最大的“自信”來源。但問題是為什么我們的“貧困大學生”并不是每個人都能“找到”或者是“愿意”用這種方式去找回自己的“自信”呢？

或許說到這里，不得不談到的一個問題是，當我們要求“貧困大學生”們要用“涌泉相報”的方式“回報社會”時，我們是否應該“捫心自問”：我們社會中的其他成員都能做到“滴水之恩，涌泉相報”嗎？或許很多人都做不到，但為什么我們要把焦點或目光集中“貧困大學生”身上呢？這里其實有著我們自己潛在的“思維誤區”。

我們總是潛意識地認為“貧困大學生”，尤其是接受資助的“貧困大學生”是“必然”“優秀”的，是“必然”“高尚”的，是“必然”懂得“自動感恩”的，是“必然”會“感激涕零”的。坦誠地說，我們要走出的思維誤區時，其實大部分的“貧困大學生”都不是“我們潛意識中”的“德智體都完美無暇”的“高才生”，他們中的許多人和我們其他“大學生”一樣，更多的只是一個高中畢業后踏入大學校門的普通大學生而已。他們都有著許多的不足，許多人生的“道理”還需要我們去“教”會他們。

所以當我們希望這些“貧困大學生”擁有“我們所希望他們擁有”的各種良好品質時，我們需要問的是，當社會給予“經濟資助”時，有無想過也應該給予“思想上的資助”呢？而我們從《鄂五名貧困生受資助不知恩被取消資助資格》一文中看到的，似乎除了“該市總工會給每名受助大學生及其家長發了一封信，希望他們抽空給資助者寫封信，匯報一下學習生活情況”外，我們沒有發現任何“思想上的資助”。

對此，我們不禁要思考：人的品格尤其是高尚的品格是“與生俱來”的嗎？不是的。高尚的品格需要在外界的教育與環境影響中逐步形成的。當社會的“熱心人”把“自己的財富”中一部分拿出來資助這些“貧困大學生”時，我們當然要贊揚這些“熱心人”的“善心”和“善舉”。但我們需要認識到的是，這并不足夠，遠遠不夠，甚至說這僅僅只能算是“滴水之恩”。此言并非存心“抹殺”資助者對社會的貢獻。

因為我們必須認識到，困擾“貧困大學生”的問題，不僅僅是“外在的貧困狀態”，而更多的是“內在的貧困狀態”。我們除了物質上的資助外，心理上的引導似乎更為重要。在任何社會形態中都必然存在的貧富差距下，我們需要教育“貧困大學生”們時刻保持平和的心態，認識到“貧困”的“短暫性”和“可改變性”，認識到“資助”的“非必然性”，認識到“接受資助”是為了將來的“回饋社會”，認識到“被幫助”也需要履行“社會的義務”，認識到“感恩”其實并不“難堪”……

而對于資助者來說，資助并不是一種義務，如果認為“被資助者”并沒有任何“社會責任感”或者是做人應該有的道德和品格，當然有權力取消資助。而目前的現實是，在“滴水之恩”與“涌泉相報”之間，我們常常會徘徊于其中，不知道該不該在要求“涌泉相報”，就戴老師的觀點來看，其實我們“可以”也“應該”要求“涌泉相報”。但需要注意的是，“涌泉相報”的主體不應該狹隘地局限于“資助者”，而應該是“整個社會”。“涌泉相報”也不應該是形式性的“打過一次電話，寫過一封信，或者是感激的話語”，我們真正需要看到的應該是“被資助者”用“實際行動”所體現的“涌泉相報”。

其實我們退一步想，當我們的善心人用“滴水之恩”資助“貧困大學生”的行動，又何嘗不是一種對社會的“涌泉相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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