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三國》熱看中國人的道德困境

近來不少電視臺紛紛上映新版《三國》，圍繞這部戲雖然存在不少爭議，但我依然認為它拍的不錯，因為該劇一定程度上把《三國演義》及幾百年來中國人集體創作的三國故事中被扭曲的曹操和劉備形象還原了回來。三國這段歷史之所以一千多年后仍讓人覺得蕩氣回腸，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曹操和劉備是這個時代的中心人物。他們都是畢生孜孜追求清明政治的人，兩人的區別是，曹操為實現良政目的可以不擇手段，而劉備則認為，如果手段不得當實現良政就是一句空話。因此，曹操和劉備的爭斗表面上是小人和君子之爭，實際上是實現良政的現實主義道路和理想主義道路之爭，但兩人都失敗了，反而是手段下流卻道貌岸然的司馬懿家族最終統一了中國，而這個家族建立的西晉也成為中國歷史上政治最穢亂的朝代之一。正因為如此，三國這段歷史才具有了亙古永恒的悲劇魅力，千百年來打動著一代又一代中國人的心。 三國的歷史向中國人證明了，僅靠君子之道是無法實現良政理想的，指望靠小人之道“逆取而順守”來實現良政，則難免像曹操那樣背上千古罵名，而且一旦遇到司馬懿這樣的偽君子，曹操那樣懷揣理想的“真小人”同樣會敗下陣來。或許正是因為三國這類劣幣驅逐良幣的歷史一再重演，中國人才無奈形成了柏楊所深惡痛絕的“醬缸文化”。三國的歷史經驗似乎告訴我們，理想主義不能當飯吃，虛偽是虛偽者的通行證，真誠是真誠者的墓志銘。正因為深知道德與真誠的可貴與脆弱，中國人心底里對這兩樣東西的渴望與尊重或許超越了任何其他民族，但現實生活中對這兩樣東西的堅守卻遠不及許多其他民族，至今仍在這種如魔咒般的道德困境中掙扎。 作為內心和現實妥協的產物，投機文化在中國盛行起來。《中國私有化》一書的作者之一侯偉(Fraser Howie)說，投機在中國是一種生活途徑。投機者承認規則，否則就是犯法了，但投機者又不相信規則，于是他們把規則庸俗化，把支撐規則合法性的理想主義神圣化。由于理想被抬舉到無以復加的高度，因此它就與現實社會脫節了，成了不必真正在意的東西；由于規則失去了理想主義的護佑，它就變成了可以任意變通和扭曲的權術工具。正是因為這種投機文化在中國大行其道，在《三國演義》和歷代三國故事中，理想主義色彩濃厚的劉備才被塑造成了不接地氣的“高大全”，反而讓人疑心他是偽君子；力圖通過現實主義道路實現良政理想的曹操則被塑造成了全無政治理想、一味玩弄權術的陰謀家，成了投機家可借以發現自身道德優越感的安慰劑。 然而投機畢竟屬于搗鬼之術，魯迅曾經說過：搗鬼有術，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來無有。中國目前實施的房地產新政，如果因房價企穩或全球需求顯著走軟便虎頭蛇尾，那就會淪為一種徹頭徹尾的投機行為。因為確保房價不突破老百姓的合理承受能力已經成為中國當前最迫切實施的良政，不管是不計代價堅守這一目標，還是通過迂回方式實現這一目標，都能體現政府對良政的孜孜追求，應該說，這兩條路都是險途，否則劉備和曹操也不會成為引發后世人無限感懷的悲劇人物了，但放棄這一目標而選擇投機，只會使中華民族在“醬缸文化”的道德困境中陷得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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