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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有問題—全面講述大學現狀》(熊丙奇)2004年暢銷書--netbig世界不大,網大
大學有問題
全面講述大學現狀
透視大學生態環境 沒有對大學的希望,就不可能寫這本書。寫這本書的目的,不是曝光,不是存心和大學過不去,而是說出大家想說的話。現在關心大學問題的人越來越多,這實在是一件好事,加上總結自己的發展經驗,借鑒國外的成功經驗,建立健康的大學運行體系,建設世界一流的大學將不再遙遠。
我國的高等教育正走向大眾化,這不僅反映在教育規模的持續擴大上,更重要的是,人們對高等教育的關注度大大增加。教育吸引了眾多的眼球,對于教育來說,這應該是一件好事。但是,就如“眼球經濟”如果不注意其內核的建設,很容易轉眼就成為泡沫經濟,“眼球教育”也同樣孕育著危機。
我國過去幾年的高等教育發展,其焦點是外延規模的擴大,很多事例十分刺激人們的視神經,先是在教育產業化為主的觀點支撐下,普通高等教育規模按每年30%的增速擴大,大多數高等學校在過去幾年時間中,學生規模增加了一倍甚至更多;接著是各類在國人看來新鮮的教育項目,諸如MPA、工程碩士、EMBA,接踵面市。具體到大學辦學者身上,追求“眼球效益”的事例也不鮮見,為了近期的顯示度,對論文數量、科研項目、科研經費的畸形追求在某些地方已經到了十分嚴重的地步。本不應該出現“炒作”字眼的平靜校園里,“作秀”也成了家常便飯。
教育需要理性的回歸。在精英教育時代,人們對高等教育的關注,更多是外部的,是站在城外看城內的風景,只要能把子女送進大學門檻,就把風景放進了家中。如果基于這種“時代背景”,那么,教育規模的擴大、教育品種的增加,就是最大的教育進步,就是最大程度滿足人們的教育需求,而且更多的受教育機會,促使教育更大程度地實現公平。但是,中國高等教育的任務,絕不是單純地增加教育資源那么簡單。中國高等教育已經度過了其規模快速擴張期,而且這種擴張,已使高等教育的格局逐漸從精英時代走向大眾時代。但是,我們應清醒地看到,這種快速擴張,也同時影響著教育質量的保證和提升。在大眾教育時代,大學已不再是炫目的風景線,人們有了更多的教育選擇權——選擇接受適合自己的高質量教育的權利。面對選擇,高等教育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是正確定位,二是提高核心競爭力。每所居于不同層次的學校,從北大、清華這類名牌,到大批民辦大學、高職高專,均面臨這一問題。教育者應該做教育的事。
當外觀視覺上的吸引力降低時,所有問題的焦點,現在轉移到了內部。中國高等教育將從數量時期全面進入一個質量時期,將從注重外延發展到打造內涵實質。擁有了更多選擇權的人們,開始試圖關注大學城內的風景,關注所接受教育的質量,也關注整個中國教育未來的發展。這是一個對教育問題議論鼎沸的時期,無論是教育圈子內的人士,還是教育圈外的市民,對于教育,都發表著自己的感知和見解。這是教育的幸事,也折射出教育的不安。毫無疑問,教育將一直吸引人們的關注。但教育不能一直“招惹”人們的議論,來自市井小巷對教育問題的議論,體現出教育對國計民生的重要,也深刻反映出我們教育模式、體制的不成熟、不健全。一個成熟的教育體制,一個完善的教育體制,不該引發如此眾多的議論,當然,也正是這如此眾多的議論和民聲,促使教育走向成熟和完善。
三個月前,我的朋友,文匯報教衛部主任、《每周演講》主編王捷南先生向我推薦了這本書稿。案頭的這本書,讓我有機會親歷高等學校目前存在的一系列熱點現象與問題,這些問題無一不是社會民眾所議論、所關注的。作者充分而立體地展示了來自教育前線的第一手信息與資料,有肯定,也有批評,有爭議,還有矛盾……對于教育的發展來說,這十分可貴,因為它有助于教育的決策者、管理者,展開系統、科學的思考。
是為序。
一周前我在電視上看到一則消息:上海有所中學在教室里安裝攝像機,將一男一女兩位學生在自習課上的親熱行為拍攝下來,又在全校播放。兩個孩子心靈因此蒙受極大傷害,甚至想到去死。學校的理由聽上去堂而皇之:整頓校園紀律,樹立道德新風。但是學生不服,還將學校告上法院。這場被教育者與教育者的訴訟尚未結案,我所能知道的是,在這所學校 里,無論老師還是學生,幾乎沒有人公開站在兩個孩子一邊。這兩個孩子每天感受到的,不是冷嘲熱諷就是冷眼旁觀。這是一個極端的事例,但它的確包含了我們國家教育中一些很要命的問題。現在,放在我面前的這部書稿,就是談論這些問題的。作者就職于大學,應該算是一個教育工作者。由他來檢討我們的教育,顯得特別耐人尋味。我近來常常接到一些學生的來信,他們無一例外地對我傾訴自己學習時的痛苦,傾訴對老師對父母的失望。但是我也聽到他們的老師和父母說,“這些問題我都知道,可是我又有什么辦法?”大家都在私下里發泄對教育的不滿,但是卻又傾盡全力跟著考試的指揮棒走,一旦“成功”,就有一種“解放”的感覺,失去了學習的激情,也失去了改革教育的激情——也許這種激情在很多人身上從來就沒有過。他們中間有些人是要留在學校里去教育別人的。但是在今天的大學,一個一流的人才愿意留下來做老師,并且真正把熱情傾注于教育,已經是一件罕有的事。所以我不得不說,我們的學校不僅正在讓學生為自己的優秀付出代價,而且正在失去優秀的老師。
本書的一個貢獻,在于作者很誠實地給我們描述了大學教師隊伍存在的問題,還包括一些高級知識分子乃至院士的狀態。今天的大學,學生的問題很大,教師的問題更大。因為二流的教師不可能教出一流的學生。讓我們回憶一下自己讀書期間所遇到的教師,有多少給我們留下深刻的印象?有多少值得我們欽佩?我接觸過不少做人做事都很成功的人,他們都會談到自己曾遇到好教師;我還接觸過另外一些人,他們在回憶過去時,總覺得最大的遺憾就是沒有得到好教師的教誨。事實上,我們國家能夠永留學生記憶中的好教師,真是太少了,按照我的不大完整的估算,不到總數的5%。
一個教師讓學生失望,甚至讓學生蔑視,不僅在于他的教學水平低,更在于他的做人水平低。從長遠看,真正讓學生不能忘懷的,不是教給他們如何考試的老師,而是教給他們如何做人的老師。我在美國曾看到一個七歲的孩子,上小學第一天放學回家,爸爸問,今天老師教了什么,孩子回答:“老師告訴我們不要傷害別人。不要傷害別人的身體,也不要傷害別人的心靈。”這孩子上學的第一天就是學到了這句話。很顯然,這是在教育孩子怎樣做人,怎樣與別人相處,怎樣與社會相處。而在我們的學校里,一年級孩子的第一節課上,老師一定會諄諄教誨,要抓緊時間,好好學習,爭取第一名。這種衡量成功的標準促使我們的孩子只在乎第一名,只關心自己,只追求戰勝別人。家長也在有意無意地逼迫他們走上這條道路。今天我們的國家許多地方彌漫著自私自利的風尚,彌漫著對社會、對他人,尤其是對弱者的冷漠,應當說,在我們的孩子踏進小學時就種下了禍根。可惜很少有人注意到。
育人的意義既廣大又深遠。教育出了問題,會在一代人甚至幾代人中產生惡果。事實上,我們的教育制度的確發生了一些帶有全局性的負面影響,我們的優秀人才,正在為他們的優秀付出代價;我們的社會,我們每個人,也將為此付出代價。
現在,有這樣一個人來關注、討論教育的問題,是一件好事。但是,教育不僅僅是教育者的事,不僅僅是孩子和家長的事,解決教育問題需要全社會的力量,需要每一個人都來關注。有人曾對我說,改變現存的教育制度,我們有心無力。我回答,既然我們無法改變教育制度,那么就讓我們改變對教育的看法。我看到無數例證,在同一種教育制度中,也會造就不同的人。真正優秀的人通常不是因為他們擁有不同的教育體制,而是因為他們對教育的看法不同。至少我們可以讀一讀眼前這本書,它能讓我們不再對教育的問題冷眼旁觀。
擺在我案頭的這部《大學有問題》書稿,我幾乎是一口氣讀完的!我驚訝于作者對今日中國大學所存在問題了解之細、洞察之深,我也驚訝于作者充分占有如此豐富的第一手材料,我更驚訝于作者在如此年輕之年齡、以如此無畏之氣概、用如此流暢之文筆向我們全面展示了中國大學所存在之種種病癥!
相比于我過去曾經讀過的有些亦參與寫作的中國大學教育批評論著,如楊東平教授主編的《教育:我們有話要說》與《大學之道》,這部《大學有問題》書稿不是論文集,不是眾多作者的拼盤,而是一個人的獨著。因此,它就更具有內在的一致性。自然,它是作者熊丙奇多年汗水的結晶!
丙奇同志在書中向我們系統展示了中國大學所存在的問題:從大學生到碩士生、博士生一路應試,對外語、電腦的盲目崇拜,高考錄取的區際不公,可謂“考、考、考,中國大學的法寶”;在紙上測試的品德,在嘴上說說的創新;教不成教授,教授不教書;院士頭銜的追逐;“逼良為娼”的學術抄襲,各種論文的求量不求質,高校中很少有人講真話;變味的科技成果鑒定;官學不分的高校行政級別,高校領導的非民主任命,校處領導的官氣十足,權利不受制衡,人治重于規制,校規高于國法;高校對于大學生們男歡女愛的竭力圍堵,高校性教育的貧乏;高校招生過速擴招的負效應,研究生生源質量的下降;高校的“世界一流”情結,甚至定出了17年趕超時間表;高校自主權的缺失,連專業課程都沒有決定權;民辦大學的種種尷尬與受歧視;校辦企業的弊端;高校仍在辦社會,教師仍是單位人;等等。可以說,丙奇同志的這部書稿乃是中國大學問題之集大成!
我與作者丙奇不曾謀面,居住場所相距數千里,但對于中國大學問題的共同憂患使我們有緣相識。對大學問題的研究本不屬于我的專業,只是因為在高校工作生活多年,總有一些所思所想,因而,近些年來斷斷續續寫了數篇有關教育的文章。丙奇在電話中說:“您的大作早已拜讀,受益良多。”其實,丙奇過獎了。至多,我只是比丙奇早幾年關注了大學問題。雖然先者為師,但師者不會賢于生者。論雅、論俗我是遠在丙奇之下,如果考慮到我的年齡比丙奇要大一輪多,則可比性差距更是突出。從這一點來說,給丙奇的書稿寫序我不是合適人選,只是把我讀完丙奇這部書稿所受到的啟發寫出來,可謂不吐不快。如果說有什么奢求,那也僅僅是希望以此文求教于丙奇及一切有同樣關注之同仁。
丙奇的這部書稿名為《大學有問題》,我想,進一步地應該有《問題大學》。類似于青年問題與問題青年,我們可以說“大學問題”研究的是所有大學存在的或輕或重的各類問題,而“問題大學”所要探討的則是存在嚴重問題的大學及其各種病態。從邏輯上講,進一步比較“大學問題”與“問題大學”大致可以說:“大學問題”是從病相入手,對大學之病進行充分地形象描述,對大學之病的病源、病因可以進行一定的診斷、診治,各種不同領域的人都可以指點大學問題,可以是新聞式的,可以是文學式的,可以是案例式的,可以是論文式的;而“問題大學”則是從病癥入手,對大學之病進行充分地抽象分析,對病態大學運行機制進行充分地解剖,多半只有專業人員或業余專業性人員可以介入,必須進行由特殊到一般的歸納研究,必須給出一般的處置辦法,試圖使病者恢復健康。也可以說,大學問題的視角是“健康帶毒者或健康受傷者”,而問題大學的視角是“非健康帶毒者或非健康受傷者”。一般而言,先有“大學問題”而后才可能有“問題大學”。我希望,年輕的丙奇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寫就“問題大學”之專著。我等待著!
2003年的高考,最引人注目的一樁新聞,是江蘇省高考數學試卷的一道分值為5分的選擇題,被許多老師和學生質疑為錯題。后經有關教育主管部門組織專家論證,給出了“不是錯題”的結論,但是在當年11月召開的“中國科學院院士增選會議”上,難得聚首的12名院士在會議之余簽署了一份聯合聲明,包括11名中國科學院院士、1名中國工程院院士的12位自然科學領域中的專家們,對江蘇省高考數學試卷的這道選擇題給出了一個集體“答案”——這是一道必須糾正的錯題①(①《12名院士就江蘇省高考錯題發布聲明:錯題應予糾正》,田乾峰,《京華時報》,2003年11月6日。)。
對于高考考生來說,有時1分都“性命攸關”,更何況這是5分!一個江蘇考生說,像這樣與前途、命運緊密相聯的高考試卷出現錯題,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他不愿意去想這個問題,太煩太累,即使教育部門承認是錯題又能怎樣呢?少1分未被錄取的,難道能就此邁進大學校園?而因錯得“福”已被錄取的,又難道會被堅決退回?
高考在中國社會居然扮演著“社會分工”的重要角色。屬于筆者的那場高考已經過去14年了,但我仍清晰地感受到,是高考讓人生的道路如此不同。是的,我應該感謝高考,如果沒有高考,也許至今我仍在那個偏僻的山村里,面朝黃土背朝天開墾著農田。冬天的時候,裹著一身油亮的軍大衣,蹲在門檻上大口地喝著稀粥。我的小學同學軍就是這個模樣,讀完小學就回家務農了,他沒辦法走出那個山溝,盡管交不起兩個女兒的學費,可還計劃再添一個兒子。
高中同學葉,現在在廣州打工。每次他送貨路過中山大學那個仿古的大門,就會給我打個電話,而電話里每次都會留下一句:“要是當年多考1分,我也是大學生啦!會像你一樣,坐在OFFICE里,不再這樣風餐露宿。”葉的家庭條件很差,但他勤奮刻苦,成績一直不錯,只是高考發揮失常。平時居班級前十名的他,關鍵時刻分數卻比錄取線低了1分!他好希望重讀一年,可是他的父親在這個時候卻被查出患了肝癌。一個為供他上學已經一貧如洗的家庭,現在更需要他去支撐。當我開始大學之旅時,葉也上了南下的火車,決定去打工…… 你不得不相信,這就是命運!一分之差的人生悲歡。
葉說,他是命運的棄兒。
在我們這樣一個國家,有多少像葉這樣的青年?
因此,我們很難去追蹤某一個體在所謂“錯題”事件后可能遭遇的多舛命運,我們甚至沒有勇氣去進行這樣的“追蹤”。
中國教育現在不僅需要糾正一道錯題的勇氣,更要面對一個必須進行改革的體系。
我國高考的錄取原則很“簡單”——先分數優先,接著志愿優先,再分數優先。先劃出各批次學校的錄取分數線,只有達到這一錄取分數線,才能進入這類學校的錄取視野,這是分數優先。批次錄取線是很多學生的“生死關口”,一分之差,可以決定你是進重點一本,還是一般二本;可以決定你是進本科院校,還是落入第三批高職高專。同一批次學校則實行志愿優先錄取原則,學校按照學生填報志愿的情況,按第一志愿、第二志愿等依次錄取,先滿足第一志愿學生的要求,只有當第一志愿學生未招滿時,才進行第二志愿錄取,并以此類推,這是志愿優先。而在填報同一志愿的學生中,學校又按照分數高低進行錄取,直到錄滿為止,最低的錄取分數,就是錄取分數線,這又是分數優先。
這“簡單”的錄取原則,在老百姓看來卻十分復雜——明明離北京大學的錄取分數線只差1分,北京大學不錄取,為什么不能進中國人民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的錄取分數線不是要比北京大學低嗎?“呵呵,你想得美!”主管招生工作的官員會告訴你,中國人民大學的第一志愿早就招滿了,第二志愿提都不用提。
一分之差,天壤之別。有的學生痛心疾首之余,放棄被其他學校錄取的機會,用一年時間再去復習攻讀;有的學生帶著失望和沮喪,開始大學之旅;當然也有學生把希望寄托在四年之后的另一次人生選擇——“考研”上,高考失敗了,考研重頭再來!
在中國,關于高考制度的爭論,已經有十多年的歷史了。提起高考,很多人會從不同角度編排它的不是。但事實上,高考制度也許是我國目前為止最為公平的人才選拔制度,考分面前人人平等的操作,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各類腐敗現象。有人說,恢復高考制度,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第一大成績,大批優秀人才通過高考步入大學求知成才,如果沒有高考制度,中國的高等教育就不可能有今天的發展態勢。
高考制度本身沒有錯。那么,問題在哪里呢?
問題之一,是高考的考試體系。考試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怎樣考試?考些什么?通過考試希望評價什么?這才是關鍵。二十多年來的高考,基本上把著眼點放在考察記憶能力與運算能力上,于是學生們一遍一遍地背誦,反反復復地練習,最終成了應試的高手,卻往往因高分低能而在社會競爭中處于劣勢。
問題之二,是高考的“等第”錄取原則。我國高考制度中的填報志愿一環,是一個信息不對稱的博弈,考生之間難以知悉對方的意愿,即便知道了自己的考試分數再填報志愿,也很難作出明智的選擇。一所學校的錄取分數線,與填報這所學校的學生人數、這些學生的考分情況有密切的關系,如果考分高者大多流向這所學校,就會導致該校的錄取分數線增高;反過來,即便這所學校是著名學府,如果很多高分考生由于種種原因沒有選報的話,該校的錄取分數線就有可能大大低于名氣遠不及自身的學校。雖然多年來的高校錄取規律顯示,強校恒強,也就是說好學校的錄取分數線一般較高,但是填報志愿“失誤”的事情卻也屢屢發生,著實折磨著莘莘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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