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書館文獻保護災難預案
進入雨季,我國南方部分地區遭遇洪澇災害。而隨著近年來自然災害的頻頻來襲,不少文獻保存機構從業人員心頭也被厚厚的陰霾所籠罩——那些承載著人類文明、歷史記憶的珍貴文獻、檔案在災難突然降臨之時是否仍能安然無恙?在近日由中日韓三國文獻保護專家與會的“自然因素與文獻保存保護亞洲地區研討會”上,中山大學圖書館副館長公布的一項圖書館抽樣調查得出的數據,讓人增添了更多的憂慮。
一旦災難突發,文獻搶救或將陷入無序混亂狀態
“在聽說有自然災害發生時,84%的圖書館會意識到受災地區圖書館藏文獻可能會遭受損失,并聯想到自身是否具有應對災難的能力。”說。而與這種強烈的憂患意識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只有23%的圖書館表示自身有成文的文獻保護災難預案。
的數據來自他和同事在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所做的一項抽樣調查——50家被抽樣的圖書館中有31家返回了有效問卷。雖然從抽樣數量上來看,相對于目前全國超過3000家公共圖書館、高校圖書館的總量,此次接受調查的不過百分之一,但是,在調查的圖書館名錄上我們看到,除中科院國家科學圖書館、中國民族圖書館和汶川羌族圖書館分別作為專業圖書館和典型受災地區圖書館的代表外,其余無一例外是省級或特大城市公共圖書館、高校大型圖書館——這些圖書館的文獻保護水平要遠遠高于全國平均線。
不僅如此,通過對問卷中其他相關內容的分析,表示,“在自身有成文的文獻保護災難預案的'7家圖書館中,有的所謂‘預案’,大部分是關于緊急事件時的人員安全疏散等內容,并不是針對‘文獻保護’的災難預案。”
這項調查表明——一旦災難突發,我國絕大多數圖書館的文獻搶救工作都將陷入或無序混亂或束手無策的狀態。
突發自然災害的威脅離文獻保存機構到底有多近?
在上述參與調查的31家圖書館中——2家曾遭火災,3家曾遭水災,4家曾遭地震,1家曾遭臺風,11家曾遭水管破裂,11家曾遭館舍漏水,還有8家遭遇過其他事故——只有9家目前尚未遭遇過災害。換言之,即便是這些設施條件較為優越的大型文獻保存機構,其“災難幸免率”也不超過30%,那些更基層單位所面臨的威脅可想而知。
“災難對文獻的破壞往往是毀滅性的,不管是地震、颶風等罕見的自然災害,還是電力中斷、水管破裂等日常突發事件,或者是生物危害、偷盜和故意破壞。預案設計應涉及包括水火在內的,可能對館藏造成威脅的所有類型災難。”說。
前期預防和災后應對的雙線缺失,是國內很多文獻收藏機構的“軟肋”
災難隨時可能不期而至,而缺乏前期預防和災后應對,往往讓文獻保存機構損失慘重。
年底,某圖書館地下庫房附近的熱力管道破裂,30厘米深、90攝氏度的積水迅速淹沒了地下書庫下層書架上的文獻,隨后,蒸騰的熱氣又觸發了書庫頂部的消防噴水裝置,導致放置在上層書架的文獻也遭遇水淋之災……在雙重打擊下,受損文獻數量超過2萬冊。
翻開《國際圖聯災害預防手冊》,它首先強調的就是排查隱患,并明確指出,“水災的隱患可能來自外部因素(河流、風暴、排水系統溢出);內部因素(系統故障或地震、交通工具及樹木撞擊導致的水管爆裂等)以及滅火時的用水。”看到這段文字,對照上述圖書館的遭遇,怎能不讓人扼腕痛惜?事實上,在我們的近鄰日本、韓國的很多文獻保存機構,消防系統用氣體滅火取代用水滅火已成基本配置。
汶川大地震后,在評估北川受損檔案時,面對救援人員冒著生命危險搶救出的大量受損文獻,中央檔案館研究館員王宜欣表示:“當前有必要從受損檔案中分離出一些不重要或是在其他機構有重份的檔案。由此在搶救修復時間表上有所劃分——對于永久保存的檔案,對受損嚴重的檔案,可以優先實施搶救修復。對其中有價值的珍貴檔案,更要千方百計、不惜成本地搶救出來。把人力物力財力優先用到有價值的地方去,是又好又快搶救修復北川受損檔案的有效途徑。”
的確,災難一旦發生,首先要“搶出來”哪些文獻?被“搶出來”的受損文獻哪些需要優先得到保護與修復?類似這樣的問題,事先缺乏明確調查論證,事發后將倍增珍貴文獻的搶救難度,由此造成的“人為”損失不可估量。這已是業內人士共識——在31家圖書館的調查中,所有圖書館都表示有必要制訂一個優先搶救的館藏財產名錄,但真正做到這一點的,只有兩家,僅占6%。
“或許永遠不會被實施,但仍要長期保持員工的熱情、財政的支持、災害的持續再評估和優先權”
“缺乏相應的專業人員、缺乏相應的工作程序,缺乏相應的專業設備和材料。”天津圖書館副研究館員萬群用三個“缺乏”來描述目前大多數文獻保存機構應對突發災難時所面臨的困境。“館員沒有受過專業培訓,往往不知道該怎樣預防災害,災害發生后也不知道如何處置,這些都與災害評估和管理不足有關。”
中國人民大學信息資源管理學院副教授張美芳表示,近年來,全國各地文獻保護和災害搶救專業隊伍越來越少。“遇到專門技術等疑難問題,很多從業人員無法提出切實可行的建議或方法,而基層單位幾乎不設文獻保護和災害搶救人員的崗位,平時沒有參與過保護技術的訓練,因此,在災害來臨時,很難參與到搶救與修復工作中。同時,不同技術人員配合不夠默契,降低了搶救效果最優化發揮。”
同時,張美芳指出:“我們發現,有些部門即便制訂了應急預案,也缺乏實戰性,操作性不強,比如,預案只是宏觀地提出調動一切設備、技術力量、場地等應急救援,但對如何調動、調動程序、遠距離運輸、后勤保障等問題沒有具體明確。”
經歷過災難的人,對文獻搶救有著最深刻的體會。四川省檔案局副局長張新在談到北川檔案文獻搶救工作時深有感觸地說,“減損的關鍵是準備,準備的質量決定了減災的質量。制定完備的具有實際操作性的應急預案,是最大限度地減輕災害損失最有效的辦法之一。一些發達國家的應急管理系統不是以‘反應’為導向,而是以‘籌備’為導向,這樣的觀念值得我們學習借鑒。”
制定一份周詳的文獻保護災難預案,正是國內大量文獻保存機構的當務之急,并且,像《國際圖聯災害預防手冊》所指出的那樣——“確保預防災害計劃有效的最大的問題之一是這個計劃或許永遠不會被實施,但仍要長期保持員工的熱情、財政的支持、災害的持續再評估和優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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