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晉玄言詩與佛偈

中國文學史上所謂的“玄言詩”，就它特殊的界定含義來說，乃指產(chǎn)生于東晉中期，并在作品中間大量敷陳玄學義理，以致造成其內(nèi)容與當時流行之清談混同莫分的詩歌。與這類作品相伴隨著的那股創(chuàng)作潮流，是東晉玄談引發(fā)出來的消極結(jié)果，縱嘗一度籠罩詩壇，然又明顯帶有后續(xù)力不足之征候，反映了當時士流力圖將玄理簡單地移植到詩歌里面的一次不成功的嘗試。

    玄言詩著重表現(xiàn)玄理，題材偏狹專門，但并非絕不旁及其它方面的內(nèi)容。它們時而兼包某些自然景物描摹，于中宣泄詩人的遺世情思，因此被個別研究者認為是山水田園詩發(fā)生、形成過程中“一個關(guān)鍵的邏輯環(huán)節(jié)”[1]。倘論及其基本特征，  則總是以述說形而上的玄虛哲理為其主要職志，“雖各有雕采，而辭趣一揆”[2]，“莫不寄言上德，  托意玄珠”[3]，從本質(zhì)上看，玄言詩是屬于談論至道本體的哲學詩，  “直接論道而不藉助于象征手段”[4]。它們將理旨的推演置于首要地位，黜落尋常、直觀的形象繪寫，因其語意晦澀，令人不堪卒讀。這種屢為后人詬病的詩風，大興于東晉玄學清談的高潮當中，上踵南渡初際游仙詩的尾閭，下啟義熙以還山水詩之端緒，自東晉成帝咸康年間起，前后約風靡了六、七十年左右。此中牽涉到的作家，包括王、謝、桓、庾、許、孫、張眾多名門勝流，兼有不少僧徒介入，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詩人，則是許詢、孫綽和支遁。他們沆瀣一氣，遞相仿效，共同推演出了一個詩歌崇尚玄理、舉陳要妙的局面。

    盡管玄言詩盛行時間不長，旋即淹沒在山水詩推逐競涌的潮頭中間。它們的出現(xiàn)是中國詩歌長河中一段小小逆折，隱匿著水底不同方向潛流的沖碰撞擊，殊難單用詩人一時的愛好來解釋。這么多述理詩作到東晉中期一齊破門而出，并于數(shù)十年內(nèi)成為“江左風流”形諸文字的一大標志性事物，必定有其賴以生起的各種現(xiàn)實依據(jù)和特定時代條件，這是無待煩言即能為人們所明了的。

                        一

     關(guān)于玄言詩興起之緣由，見諸六朝時代的史籍及文學批評著作，實不乏名家撰述為之探因立說。如劉勰《文心雕龍》之《明詩》、《時序》各篇，于茲即具多處評說，其《時序篇》曰：

    自中朝貴玄，江左稱盛，因談余氣，流成文體。是以世極ｚｈūｎ＠①ｚｈāｎ＠②，而辭意夷泰，詩必柱下之旨歸，賦乃漆園之義疏。

又鐘嶸《詩品序》云：

    永嘉時，貴黃老，稍尚虛談，于時篇什，理過其辭，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傳，孫綽、許詢、桓、庾[5]諸公詩，  皆平典似《道德論》，建安風力盡矣。

按：彥和、仲偉以上論述，悉皆注意兩晉士人清談在玄言詩形成過程中所起的主導作用，這一判斷抓住事物產(chǎn)生的基本原因，業(yè)已成為該類作品探涉者的一致共識。今考魏晉間名士闡發(fā)玄學思想，其早先不外乎通過口頭清談、援筆作論及注釋疏解《易》《老》《莊》等幾種形式。其中唯獨清談“剖玄析微，賓主往復，娛心悅耳”[6]，  具然而，劉、鐘兩位批評家就此發(fā)表的議論，不過是“游目騁懷”式的感觸所得，畢竟語焉不詳。他們僅僅指出了玄言詩的興起同清談有關(guān)，卻沒有接著回答讀者會理所當然地提出的一個疑問：即在同樣盛行清談的條件之下，因何玄言詩未曾生成于曹魏、西晉，而偏要遲至東晉中期方才出現(xiàn)？再說他們論及西朝、江東玄風之因循變演，有些提法猶與當時實際情況未必完全符契，更沒有就參合于這股潮流內(nèi)各種因素的相互關(guān)連進行認真檢討，充其量只是敘其大略而已。光憑上文所引的這么幾句話，讀者仍無法了知事情的來龍去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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