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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中國新聞學的啟蒙和創立
現代新聞學在中國經歷了啟蒙和創立兩個階段。這兩個階段有緊密的聯系，但在觀念體系上又有相當的差異。本文試對這個問題作一闡述。如果用一句話來表達中國新聞學啟蒙者們對新聞學的基本認識，那么梁啟超所講的“報館有益于國事”是最恰當不過了。那個時期的新聞學啟蒙者，無論在具體的政治觀點上有多大的分歧，儒家傳統中的實用理性，始終是他們從事新聞學啟蒙的出發點和歸宿。市場經濟、自由理性、現代社會對精神交往的普遍需求等等問題，在他們的論述中或是空白，或是完全以中國的方式來理解。
西方傳教士創辦的報刊在中國沿海城市出現以后，國人很自然地用中國的眼光看待這些外來事物。與這些事物最相近的是邸報，但邸報單純上對下的作用，新聞學啟蒙者們是不滿意的，于是又想到了太古采風、謗木諫鼓之類可以通上下的古訓。在他們的思維所能容納的范圍內，雖然所有人都認識到現代報紙“去塞求通”的作用，但在一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國度里，它的具體運用僅可以達到“通上下”這一點。
國人最早論證報紙意義的文獻是上個世紀６０年代洪仁干的《資政新篇》。他企圖給太平天國革命提示一條擺脫舊的羈絆的新路。２９條改革建議中，其中一條便是“準賣新聞篇”。他寫道：“要自大至小，由上而下，權歸于一，內外適均而敷于眾也，又由眾下達而上位，則上下情通，中無壅塞弄弊者，莫善于準賣新聞篇或設暗柜也。”（新聞篇即報紙，暗柜即意見箱）洪仁干并非沒有談到現代報紙其他方面“通”的作用，但現實政治的需要和傳統的上下為序的意識，終于使他把“準賣新聞篇”的作用歸結到“通上下”、“以資圣鑒”這一中國社會的交往模式上。
盡管政見不同，被清政府賞識的洋務商人對現代報紙的認識與洪仁干卻是一致的。鄭觀應在他的《日報》中吁請清政府廣設日報，他這樣寫道：“日報館每日所出新聞，必以一紙郵寄京師，上呈御覽。其有志切民生、不憚指陳、持論公平、言可施行者，天子則賜以匾額，以旌直言。不準地方官恃勢恫喝，閉塞言路，……如是，則國勢之無不蒸蒸日上”。這里，“上呈御覽”顯然是問題的中心。如果把洪仁干講的“興各省新聞官”視為最早的關于報紙監察作用的論證，那么這種監察和鄭觀應的思路十分相像。并非是報紙在監察，而是最高統治者通過報紙對官吏臣民的監察。不同點僅僅在于，一位的“圣上”叫天王，另一位叫皇帝。在這種情形下，報紙依靠“圣上”支持的“獨立性”是很可憐的。
無論如何，能夠從“通上下”的角度考察社會的穩固，畢竟是一種覺悟。通上下包括上、下兩個方面。中國新聞學的啟蒙者們大都來自中下層社會，不同程度地屬于新派人物，因而多少都偏重“下”這一方面。于是，通達民隱和教化百姓成為這些人思考現代報紙作用的重要方面，出現了“輔教化之不及”（王韜）、“對于國民而為其導向者是也”（梁啟超）等等論證。
然而，即使在最激進的維新派人物那里，這種認識仍然是一種上對下的俯視。試看譚嗣同《湘報后敘》的結尾：“人之所以能喻志興事以顯其靈，而萬過于禽獸者，以其能言者耳。而喑之，而啞之，其去禽獸幾何矣。嗚呼，‘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此周之所以亡也；‘不毀鄉校’，此鄭之所以安也；導之使言，‘誰毀誰譽’，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吾見《湘報》之出，敢以為鄉民慶，曰諸君復何憂乎？國有口矣。”在這段論述中，新的關于人的社會本性的認識和周召公、鄭子產的治人之術融會貫通，嶄新的改革結論與古老的社會陰影相伴生。也許譚嗣同真的像有的評論者說的那樣，想在中國實行民主政治，但他能夠達到的水平，卻是欲超出周召公、鄭子產而不得超出。其結論“導之使言”即白話“讓人說話”，“口”不屬于人，而屬于“國”。從民主政治角度講，這里的語態顯然顛倒了。
與譚嗣同一樣，所有新聞學的啟蒙者都不是在追求個體心靈自由的前提下，注意到現代報紙的。梁啟超的著名論文《論報館有益于國事》的結語，代表了這一代人的心態：“天下興亡匹夫之賤與有責焉已耳。”正是這種儒家士大夫的政治胸懷，使他們時時處處把現代報紙與“國事”聯系了起來，其邏輯推導雖然簡單，卻也頗具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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