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白文歷史評價的變遷

文學接受史上經常有這樣的現象，某些作品在它的那個時代曾經風行一時，洛陽紙貴，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光環逐漸褪色，它就開始淡出人們的視野，不再是萬眾矚目的中心，乃至淹沒無聞。研究這些作品，可以拂去歷史的塵埃，讓它重新放射光芒，展現自身價值，豐富文學遺產的寶藏。而研究這些作品在歷史長河中的浮沉顯晦，則能夠覘知文學風氣的變化，深化對文學史的理解，進而獲得某些認識方法上的啟示。元白的散文曾經光彩奪目，而終歸黯然失色，在歷史上的地位經歷了大幅度的跌落，正是我們分析這類接受史現象的極好個案。

　　　　一　元白文略說

　　元稹、白居易文章有些是純粹的駢文，有些則是在散體中包含許多淺顯明白的駢句，形成富艷淺易的風格特征，與當時的流行文風比較接近，在當時享有盛譽。（注：關于唐代流行文風，請參考王運熙先生《韓愈散文的風格特征和他的文學好尚》，收入《王運熙自選集》，安徽教育（www.xfhttp.com－雪風網絡xfhttp教育網）出版社1998年版。）。詩賦、策論和判是唐代科舉考試采用的主要文體，也是流行文風的重要領域。這四種文體元白都非常擅長，元白詩的富艷平易已是眾所周知，不必討論。元白的律賦也非常富艷，李調元《賦話》：“唐時律賦，字有定限，鮮有過四百者，馳騁才情，不拘繩尺，亦惟元白為然。”（注：李調元《賦話》卷四，乾隆刻本。）《唐摭言》卷三：“樂天時年二十七，省試《性習相近遠賦》、《玉水記方流詩》，攜之謁李涼公逢吉。公時為校書郎，于時將他適，白遽造之，逢吉行攜行看，初不以為意；及覽賦頭曰……，逢吉大奇之，遂寫二十余本，其日，十七本都出。”（注：王定保《唐摭言》卷三，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年版。）元稹當年應制科為第一，他的策論被《舊唐書》認為堪與王維、杜甫的詩歌相提并論，是唐代文苑的代表作（注：《舊唐書·文苑傳序》，中華書局點校本。）。《唐文歸》認為元稹的對策遠在張說之上，在整個唐代都是首屈一指的杰作（注：朱東觀《唐文歸》卷十八，古香齋刻本。）。白居易與元稹同年應制科，入乙等。《新唐書·藝文四》有《元和制策》三卷，就是專收元稹、白居易、獨孤郁三人的對策，可見元白的對策在當時很有影響。判文是唐代的一種重要應用性文體。唐代士子經過禮部考試，取得做官的資格，然后還要通過吏部的考查，方能授予官職。吏部考查的主要項目是身（長相風度）、言（語言表達）、書（書法）、判，其中判最為重要。（注：關于唐代判文的情況，參見吳承學《中國古代文體形態研究》第七章《唐代判文》，中山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白居易的判文在唐代最負盛名，據白居易自己稱：“日者又聞親友間說禮吏部舉選人，多以仆私試賦判傳為準的。”（注：《與元九書》，朱金城《白居易集箋校》卷四十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元稹也說：“明年，（白居易）拔萃甲科。由是《性習相近遠》《求玄珠》《斬白蛇》等賦，及百道判，新進士競相傳于京師矣。”（注：《白氏長慶集序》、《元稹集》卷五十一。）制誥由于其代言的特殊性質，在唐代非常受重視。元白都曾任翰林學士，掌制誥。元和末，二人一起對制誥的寫作進行改革，提倡自然流暢內容充實的風格，但并沒有改變用駢體寫作的慣例，相反，他們有的制誥還是非常精致的駢文，如元稹《許劉總出家制》，就被收入挑選非常嚴格的《唐宋文舉要》乙編（注：參見高步瀛《唐宋文舉要》乙編，中華書局1963年版。）。元白的制誥當時影響很大，白居易編成《白樸》，專門傳授制誥作法，人們“求訪寶重，過于《六典》”（注：元稹《酬樂天余思未盡加為六韻》，《元稹集》，中華書局1983年版。）策、判、制誥都是唐代非常重要的文體，也是那種富艷淺易的流行文風的主要載體，判要求用駢體來寫作，制誥自魏晉以來就經過駢化，主要也是用駢體來寫作，策論是為了考查考生對政治問題的認識能力，但長期以來受時代寫作風氣的影響，考生在文字表述時，為了增強表達效果，經常插入大段的駢句。元白在這些領域享有盛譽，主要就是因為他們的這類文章有大量淺顯的駢句，或者干脆就是駢文，與時下流行文風相吻合，本身就構成流行文風的一部分。

　　如果說策、判、制誥都是公文，元白在寫作時必須遵守當時的規則，他們這類文章表現出的富艷淺易的風格還有可能是出于對慣例的尊重，是一種被動的表現，那么他們另外一些較為私人化，因而也更能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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