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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史之學與文史之學論文
【提要】該文從史學與經學、史學與文學的關系著眼來研究魏晉南北朝史學的發展。提出了如下的觀 點：第一，魏晉時期史學雖然從經學當中獨立了出來，但事實上二者仍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史 學從經學那里，尤其是古文經學那里繼承了許多東西。第二，這一時期史學與文學也有著密切 的聯系，直到南朝，文與史的界限才得到了明確劃分。不過，這主要不是因為人們對史學有了 更多的認識，而是由于文學獲得了迅速發展，從而將“史”從“文”的領域排斥了出去。該文 的特點是不孤立地研究史學史的演變，而是試圖將其置于更廣泛的學術史的背景下來加以考 慮，在注意學術分化、演變的同時，也注意到了學術發展的連續性、繼承性。
【關鍵詞】經史、文史、史學、魏晉南北朝
較之漢代,魏晉南北朝時期史學有了長足的發展, 不論是史學著作的種類還是數量都大大增加了。《隋書·經籍志》史部所列史書共計十三類,即正史、古史、雜史、霸史、起居注、舊事、職官、儀注、刑法、雜傳、地理、譜系、簿錄。其中,每一門類除開頭一種或少數幾種為三國以前著述外,幾乎全部都是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著作。[1]史學的發展不是孤立的,它與同一時期的經學、文學都有著密切的關系。本文以下將圍繞著經史之學與文史之學這兩條線索展開討論,以期把握史學發展的脈絡。
（一）
這一時期史學發展的最大特點莫過于史學學科的獨立了。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依據西漢末劉向、劉歆父子的《七略》,把《國語》、《世本》、《戰國策》、《太史公書》等史書都附于《春秋》經之下,史學沒有獨立的地位。但是到晉代,情況發生了變化,西晉荀勗作《中經新簿》,分書籍為四部,史學著作為獨立的一類,屬丙部,東晉李充又改定次序,將其置于乙部。《隋書·經籍志》不用乙部之說而謂之史部,實質并無變化。
史學著作在圖書分類上的變動不是沒有原因的。梁代阮孝緒編制《七錄》,其一為經典錄,其二為記傳錄。他解釋說:"劉氏之世,史書甚寡,附見《春秋》,誠得其例。今眾家紀傳倍于經典,猶從此志,實為蘩蕪"。[2] 阮氏所說有一定的道理,從漢末至梁代,史籍數量確實大增, 別開一類,勢在必行。但是在西晉,新的史著并不是很多,恐怕還不能這樣解釋。
考諸史實,經與史的區分在目錄分類以外也有反映。《三國志》卷42《尹默傳》：
益部多貴今文而不崇章句。默知其不博，乃遠游荊州，從司馬德操、宋仲子等受古學,皆通諸經史,又專精于《左氏春秋》。
據陳壽所說,漢末荊州的學校不僅教授經學,而且也教授史學。對此,我們找不到旁證,姑置不論。但"通諸經史"一語,至少表明在陳壽生活的西晉時期,人們心目中經與史是明明有別的。《文選》卷49干寶《晉紀》總論李善注引王隱《晉書》稱:"王衍不治經史,唯以莊老虛談惑眾。"王隱是兩晉之際的人,他也用了"經史"一詞,可見陳壽用語不是出自個人的習慣。"經史"在唐修《晉書》中是經常可以見到的,如盧欽"篤志經史",邵續"博覽經史",王珣"經史明徹"等等。[3] 參諸上述晉人用語,這些記載應該是可信的。經史雙修實際上漢代就有,《后漢書》卷64《盧植傳》載,盧植少從大儒馬融受古文經學,后在東觀"校中書五經紀傳,補續《漢記》。"我們自然可以說他是"通諸經史",可是當時人并不這樣說。有經史之實而無經史之名,這說明在東漢人的觀念中經與史的區別尚不明確。[4] 西晉人開始頻頻使用"經史"一詞,意味著經與史發生了分離。
西晉以后,經與史的區分在教育上也有明確體現。《晉書》卷88《劉殷傳》:
劉殷字長盛,新興人也。……弱冠,博通經史,……有子七人,五子各授一經,一子授《太史公》,一子授《漢書》,一門之內,七業俱興。 《晉書》卷105《石勒載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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