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稅的具體實施探析

[內容提要]為了維護和改各環境，環境稅是主要的經濟調節措施，有著理論基礎的支持。但是在具體實施中存在一系列實施難點使得其有政策缺陷，并產生環境危害。所以我國在具體實施環境稅時要結合OECD成員國的經驗，揚長避短地制定環境稅。 

環境稅的理論基礎 

隨著工業化經濟發展到“環境經濟”，各國政府越來越重視環境的維護和改善，早在90年代初OECD成員國就已經開始陸續采取一系列的政策工具促進“環境經濟”的良性發展，主要的經濟調節措施就是環境稅。 

在理論上，環境稅是一種校正稅。首先它可以為政府取得巨額收入，特別是稅基較寬的環境稅。其次又可以改善資源配置的效率。環境稅可溯源到由福利經濟學家庇古所提出的庇古稅(Pigouivain tax)。庇古稅是解決環境問題的古典教科書的方式，屬于直接環境稅。它按照污染物的排放量或經濟活動的危害來確定納稅義務，所以是一種從量稅。庇古稅的單位稅額，應該根據一項經濟活動的邊際社會成本等于邊際效益的均衡點來確定，這時對污染排放的稅率就處于最佳水平。 

實施庇古稅后，導致生產者剩余減少，減少量表示為面積PlAFP3，其中面積P1EFP3表示為生產者對政府的稅收貢獻，面積EAF為生產者因減少有污染產出的損失。征稅又使消費者剩余減少，減少量表示為面積P2CAP1,其中面積P2CEPl表示為消費者對政府的稅收貢獻，面積CAE為消費者因減少有污染的消費的代價。通過征稅，政府獲得了面積為P2P3FC的稅收，且因為污染的產出減少而使污染造成的損失也隨之減少。這是一種環境收益，表現力菱形ASCF。可以說征稅后的社會凈收益是增加的，增加部分就是ABC。由這些分析可知，征收環境稅的效果不同于對一般產品的征稅，它沒有帶來效率損失。因此，理論上征收環境稅兼顧了效率與公平，特別受到經濟學家的推祟。 

環境稅在實際應用中的難點 

環境稅的政策目標是消除環境危害。這里的環境危害是從全社會的角度考慮，不是單純考慮經濟活動給社會帶來污染，還要考慮到給社會帶來的好處。所以環境危害指的是全社會在整體上的經濟效率損失。在實際應用政策中，會遇到各種各樣的實施難點，政策同樣會有缺陷，所以環境危害的產生根源不僅僅在于市場缺陷，政策缺陷同樣會造成危害。讓我們先來看一看現實中環境稅的應用情況。以比利時為例。比利時可以說是環境稅體系建立較好、執行較早的國家之一。為了調查開征環境稅的效果，在1994—1995年，比利時組織了一次全國性的調查活動。調查對象包括383家水污染最嚴重的廠家，其排放占全國污染總量的80%，484家廢物污染最嚴重的廠家，排放的廢物占全國污物總量的86％。該次調查的形式為：調查問卷和與公司主管人員面談。有效調查率達到80%。然后統計人員對調查數據進行了分析，結果是令人驚異的，比利時的環境稅并沒有如人們所預期的那樣給減少污染帶來直接和積極的影響。當然，我們不能說比利時的情況具有普遍性，可是我們從中也能清楚地認識到存在于現實中的問題。 

(一)環境稅的理論基礎在現實中難以實現。 

1．邊際外部成本和邊際私人凈收益難以確定，影響到環境稅的效率。環境稅的先決條件就是確定社會和私人邊際成本，這樣才能計算出準確的稅率。污染損壞的成本計算雖然現在有各種各樣的方法，例如，生產率法、機會成本法、恢復和防護費用法、工資損失法、調查評價法等等，但是計算的難度還是很大的。因為邊際外部成本的確定需要一系列的詳細信息。從企業產品的生產造成污染到這些污染在環境中長期積累并對人們產生危害再到所造成的這些危害貨幣化，是一個復雜的過程。各個環節的轉換涉及到不同利益集團的利益，所以要確定邊際成本是非常困難的。另外，要想獲得企業的邊際私人凈收益也是非常困難的。由于信息的不對稱和企業“搭便車”行為的存在，企業不會向政府提供這類信息，反而為了享受環境保護帶來的正外部性和減少或不承擔公共義務，聲稱自己對環境不構成危害，或聲稱自身對公共環境的需求不高。政府由于技術條件限制又不能對這些企業的具體信息實施有效的控制，結果是，污染企業仍然可以同樣從環境保護中得到好處，致使環境污染出現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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