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后雁行模式”時期的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

　　二戰后，作為戰敗國的日本由于成功實施了以政府主導性、出口擴張性為主要特征的經濟發展戰略，國民經濟在戰爭的廢墟上得以迅速恢復和發展。隨著日本經濟在戰后的重振，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特別是70、80年代以來，作為在東亞地區唯一的經濟發達國家，日本開始逐步向東亞地區進行直接投資，在東亞地區建立了以自己為核心的“東亞雁行國際分工體系”，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了“東亞雁行發展模式”。

　　“雁行模式”的提法起源于日本經濟學家赤松要的“雁行產業發展形態論”。在這一理論模式中，赤松要認為，日本的產業發展實際上經歷了進口、進口替代、出口、重新進口四個階段，因為這四個階段呈倒"V"型，在圖表上酷似依次展飛的大雁故得此名。

　　20世紀80年代以來，一些日本學者引用赤松要“雁行產業發展形態論”，將戰后東亞地區國際分工體系和經濟發展過程也喻為一種“雁行形態”或“雁行模式”。東亞傳統“雁行模式”的基本內涵是：戰后以來，率先實現工業化的日本依次把成熟了的或者具有潛在比較劣勢的產業轉移到“亞洲四小龍”，后者又將其成熟的產業依次轉移到東盟諸國（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度尼西亞等），80年代初，中國東部沿海地區也開始參與東亞國際分工體系，勾勒出一幅以日本為“領頭雁”的東亞經濟發展的雁行圖景，在他們之間形成了技術密集與高附加值產業－資本技術密集產業－勞動密集型產業的階梯式產業分工體系。

　　隨著東亞區域雁行國際分工體系的逐步建立，東亞地區各經濟體之間的相互依存程度日益深。縱觀整個東亞地區，就地區對外貿易來看，東亞區域內相互出口由20世紀80年代后期的30.2%增加到90年代前期的38.3%，同期的相互進口由28.2%增加到34.5%。1994年，整個東亞地區內部相互貿易的比重已占全部貿易的43%。而東南亞金融危機之所以能在短時間迅速波及到其他東亞國家（地區），也充分反映了東亞地區各經濟體之間經濟關系的緊密程度。

　　由于東亞地區各經濟體基于傳統雁行分工體系之上的經濟相互依存程度的加深，加之地緣上相近，文化傳統上相親，因此，二戰以后，在東亞地區實際上形成了一個以日本為核心的非制度性經濟圈。

　　　　二、20世紀90年代以來東亞傳統“雁行模式”的逐漸式微和弊端顯露

　　客觀地說，二戰以后以日本為核心的東亞“雁行模式”的建立以及在市場機制作用下東亞經濟圈的自發形成，的確帶動和促進了東亞地區在戰后的經濟起飛和高速增長。在這個自發形成的經濟圈中，日本已經成為較成熟的發達國家，“四小龍”已向中等發達經濟體邁進，泰國、馬來西亞等也步入了準新興工業國之列。然而，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來，東亞傳統的以垂直型國際分工為主的“雁行模式”大有式微之勢，特別是1997年東亞經濟危機爆發以后，傳統東亞“雁行模式”的一些弊端開始集中顯露，目前東亞地區正處于一個對傳統發展模式進行深刻反省與重新定位的關鍵時期。

　　　　1.20世紀90年代以來東亞傳統“雁行模式”的逐漸式微

　　東亞經濟的傳統雁行發展模式在本質上是一種以垂直型分工為主的國際產業轉移與傳遞體系，其建立與維持的前提是東亞地區各經濟體發展水平的差異性與層次性。但是，這個前提正在發生巨大的變化，首先，20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經濟已經持續10余年處于蕭條和低迷的局面，至今無法自拔，其在經濟趕超時期曾經發揮過巨大效能的政府主導型經濟體制深陷于“制度疲勞”之中，在當前以創新為主要推動力的信息技術革命的浪潮中落伍了。日本經濟的黯然衰落，使其在東亞傳統雁行分工體系中的領頭雁地位開始發生動搖。其次，東亞其他國家和地區正在加速進行經濟趕超。如今，在經濟全球化與信息革命浪潮的背景下，東亞其他各國和地區特別是亞洲四小龍正在逐步擺脫逐級跟進的傳統模式的障礙，開始跳躍式地進入知識技術密集型產業領域。日本與“四小龍”之間的分工層次差距日益縮小，同時，近20多年來中國經濟迅速崛起，加之其初步形成的從基礎技術到中間技術再到高技術產業的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在未來也有望形成一個與日本并行的產業與經濟板塊。總之，由于領頭雁的迷失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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