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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廣校讎略》和《中國文獻學》看張舜徽的文獻學思想及其淵源
【內容提要】張舜徽先生是我國近現代著名的國學大師，也是我國古典文獻學理論的奠基者。本文通過分析其文獻學理論著作《廣校讎略》與《中國文獻學》考察了他的文獻學思想。認為，張先生的文獻學思想是以“國學”為底蘊，以“史學”為歸宿的“廣校讎”文獻學思想，而這一思想的直接淵源當是“二鄭”（鄭玄、鄭樵）與梁啟超。【摘 要 題】圖書情報工作論壇
【英文摘要】The paper&nb……
著名的古典文獻學家張舜徽先生，學識淵博，貫通古今。他在文字學、史學、古典哲學等領域造詣頗深，同時，他在長期的治學生涯中進行了大量古典文獻整理工作，為其文獻學思想奠定了堅實的實踐和理論基礎。因此，從這位典型學者身上我們可以窺見20世紀中國古典文獻學理論研究發展的全影。[1]
張舜徽的文獻學思想充分體現在其80年代的一部奠基性著作《中國文獻學》中。這是一部繼40年代的《廣校讎略》之后的又一部文獻學理論專著。前者是后者的發展，是在后者的基礎上加以發凡與擴展的。不同之處在于：《廣校讎略》的體例，注重史料之引證，而觀點往往通過各章節標題注明，許多論斷具有啟發性，誠為治學經驗之結晶；《中國文獻學》改變了這種以文言與札記為主的表述手法，較多地以敘述與白話作輔助的方式闡明內容，識見較前者更加廣博深邃。另外，體例較為條理有序，并在最后兩編增加了對今后的設想。至于對文獻學之范圍劃分，二者是前后相因的。《廣校讎略》的文獻學范圍及其所及內容，囊括已相當廣泛，當是繼鄭樵、章學成之后對校讎學范圍的又一次廣而大之。80年代，張先生整理舊稿，重新補充歸納，寫成《中國文獻學》。而此時的文獻學，已是以“國學”為底蘊，以“史學”為歸宿的一部通人之學，稱其為“經、史、子、集無所不包的國學即神州之學”[2]亦不為過。這部文獻學著作最終將我國古典文獻學的范圍推至至極。張先生的“廣校讎”思想與現代倡導的“大文獻學”觀有著如此相似的情愫淵源，正契合了“文獻學”本身博大精深的學科特點，也闡釋了“文獻學”研究及學科構建之艱的合情合理性。 ’
本文試圖通過分析張舜徽的這兩部文獻學理論著作來考察其文獻學思想，并對這種思想的學術淵源略作闡述。
1 以“校讎”包舉無余的文獻學——《廣校讎略》
張舜徽在《自序》中敘述其治學生涯說，“張舜徽少時讀書，酷嗜乾嘉諸儒之學，寢饋其中者有年。其后涉獵子史，兼覽宋人經說，……亂中逃串四方，饑寒相搗，溫經校史，瀏覽百家，窮日夜不輟，積之十年，始于群經傳注之得失，諸史記載之異同，稍能辨其源流，明其體統。” 所以，《廣校讎略》是作者長期治學研究之歸納和發揮。他的撰述思路與目的是，“首證校讎之名，次辨著述之體。”[3]至于“部類分合之際”，“乃效鄭氏（鄭樵）《通志·校讎略》。”[4]其行文方式酷似鄭樵的《通志·校讎略》，讀《廣校讎略》確有讀《通志·校讎略》的感覺。
1.1“廣校讎”文獻學思想
張舜徽對于從漢代劉向開始，歷代相沿持續之校書事業，統稱之為校讎事業。他認為，“目錄、版本、校勘，皆校讎家事也。但舉校讎，自是該之。”[5]之所以得出這個結論，是鑒于學界有稱目錄學之名。作者認為，目錄學不能獨立為一學科；因為，其一，校讎的最重要作用，在于辨章學術，考鏡源流，校書成才有目錄出現，如果從學術角度看，校讎是學術，目錄是成果；其二，從歷史角度看，鄭樵、章學誠皆不用目錄之名，因目錄是從校讎而來，用校讎兩字，已包含目錄在內。[6]
從《廣校讎略》的篇目題名及所及內容，可了解其內容范圍包括：①著述體例論；②注釋流別論；③書籍流布論；④目錄體例論；⑤部類分合論；⑥校勘方法論；⑦審定偽書論；⑧搜輯佚書論。可見，其確是總體的文獻學研究，猶如現在的文獻學研究的范圍，已經屬“廣校讎”文獻學。
1.2 文獻體式研究
《廣校讎略》在文獻研究上的貢獻，首先是提出了文獻體式的研究。[7]他在《著述體例論十篇》中說，著述是一件非常嚴謹鄭重之事，而古代著述都可視為史料，“著述”的標準是研究性著作，即能作到發前人之未發，自成體系。“編述”則是參考前人著作，進行新的體系組織和內容加工；“鈔纂”則是匯輯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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