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小姐”的立場上想一想

　　俗話說三教九流各色人等，各行各業都有各種各樣的人，有正人君子，必有卑賤小人，有謹小慎微循規蹈矩者，必有膽大妄為無所顧忌的人。警察也不例外。所以要說警察違法犯罪，也沒什么特別的地方。至于個別警察成為黑社會的走卒，一些警察成為賣淫的保護傘，也不過是近水樓臺先得月靠山吃山而已。

　　我在福建的時候，曾供職的報紙曾報道了一個發生在當地的案子：某強人一而再再而三地敲詐勒索一發廊小姐及其老板，發廊老板及其小姐擔心人心不足蛇吞象，忍無可忍報了案。結果自然是可想而知，敲詐勒索者受到了應有的懲罰，發廊小姐及其老板也沒撈著便宜，罰款的罰款，關門的關門。這還算好的，弄不好把你送個勞教什么的也未必沒有可能。

　　這個案子小而又小，然而具有非常典型的標本價值，它深刻揭示了一個灰色行業的“食物鏈”：黑吃黑。如果你想按法律程序來那么一下，以為從此可以伸張正義，對不起，等待著你的必然是玉石俱焚！于是，對于“小姐”及其老板們來說，遇到地方豪強，報警是件得不償失的事情，比較劃算的是請另一幫豪強做靠山，以強制強，以惡制惡，勉強還有撐下去的希望。于是，一個黑道的食物鏈越拉越長。

　　如果“小姐”們遇到個別不守法度的警察，時不時搔擾她們一下，完事后卻分文不付拍拍屁股走人，那心中的屈辱、無奈和厭惡可想而知。而在個別警察那里，也許因為長期的“職業習慣”，也許因為別的原因使他不知不覺戴上了“有色眼鏡”，看著男的就像嫖客，看著女的就像娼妓。于是，性侵犯也好，誣人賣淫嫖娼也好，類似的侵權行為就遠非絕無僅有！而這一切，大多緣于賣淫嫖娼取證難。除非抓現行，否則要證明人家有賣淫嫖娼行為，很難，于是警察們就普遍實行“口供主義”；而公民個人要證明自己沒有賣淫嫖娼，更是蜀道難難于上青天，除非你有完完整整的處女膜！因為這時候你自證清白的“口供”

　　人家不承認。也就是說，在相應的問題上，公民只有自證其罪的權利，而基本失去無罪辯護的權利。

　　于是在很多時候，就出現了這樣一種現象：說你嫖你就嫖不嫖也嫖，說你不賣就不賣賣也不賣。

　　這就是我們在賣淫嫖娼這個難以取證的問題上難以擺脫的兩難處境：一方面是賣淫、嫖娼者（特別是前者）的權利極易受侵犯而得不到社會正常公權力的保護，而往往只能退而求其次，求得社會地下的黑道勢力的保護；另一方面是警察在打擊賣淫嫖娼過程中可能面臨著的絕非個別而是具有某種普遍性的侵權、濫權行為。

　　這種情況下，一些警察成為“保黃”運動的保護傘，正可謂雙方一拍即合。反正，只要掌握了一些反偵查的技巧，警察們自信能對付得過去――一如前面所言，“口供主義”成為警察們“掃黃”的致勝法寶，知情的警察就會告訴他的保護對象們：萬一怎樣，只要死不承認，24小時得放人。

　　在夾縫中生存，最可憐的是“小姐”。誠如政治學者毛壽龍先生在《性交易困境與公共政策》一文中所言：“禁止性交易，這樣的公共政策實際上很難得到執行，反而引起了更多的公共問題：性病流行；偏好合法經營的人會自動退出這一行業，非法經營者會進入這一行業，這個行業成為非法經營者云集的行業，成為犯罪分子聚集的場所；因管制而導致這一領域的利潤高于其他合法競爭的行業，使得從業人員因高利潤而擁有更多的資源來對付執法者，執法難度越來越高，成本越來越大；隨著整個產業的高度組織化、黑社會化，性工作者成為弱勢群體，不僅受到警察的合法打擊，還受到黑社會勢力的非法盤剝，其生命越來越脆弱，其基本的權利甚至是生命越來越難以得到保障，往往因黑吃黑而喪命，性交易者的命比紙薄，外表雖然美麗，但往往薄命；由于非法經營，一旦在服務的質量和價格方面發生沖突，不可能通過正規渠道得到解決，只能通過以暴易暴的方式擺平，社會上的暴力犯罪和惡性犯罪因此而急劇上升。”他的文章沒有提到因禁而不止導致普通公民的權利極易受到警察權侵害以及警察極易卷入相關領域的違法犯罪的問題，但如上所述，這些問題卻是非常致命的基本人權和政府形象問題。

　　所以，警察充當賣淫保護傘的問題、普通公民的權利極易受到警察權侵害的問題，根本的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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