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律師“邊緣化”之思考

　　中國律師個體乃至整個中國律師制度應處于何種地位？作為法律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律師制度處于社會中心抑或社會邊緣，事關中國法制乃至中華民族復興的根本問題。二十一世紀不僅僅是網絡、信息、知識等要素的簡單堆積，也不僅僅是加入WTO融入全球經濟共同體就大功告成，法制的完善、政治的民主、經濟的繁榮乃文明社會不可或缺的標志。法律要素絕非可有可無的工具或輔助品，法律人也不應處在社會的邊緣。因為，二十一世紀不僅是經濟繁榮的時代，更是社會民主、法制健全的時代。為此，律師應當是具有強大“交涉力”的社會治理力量，充分發揮作為社會權力制衡體系中的社會監督力量的功能，通過法律服務而成為民主與法制的捍衛者。然而，從中國律師業產生的那一天起，中國律師業就缺乏科學的定位，尤其是缺乏從律師業的制度功能上構建我國律師制度，致使中國律師業的發展呈“邊緣化”的狀態。鑒于此，為實現新世紀的法制目標，必須重塑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律師業。為此，筆者擬就此作一探討，以求教于同仁。

　　二、中國律師“邊緣化”

　　評價現行中國律師制度以及反思中國律師邊緣化需從更廣闊的歷史和社會的視野切入。中國的律師制度經歷了以下幾個階段：清朝末年，律師制度作為西方典章制度而被我國引進，這是清末修改法律運動的一個產物。當時的律師制度在立法和實踐上完全仿效西方資本主義國家。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以蔑視和批判六法全書及國民黨其他一切反動的法律、法令的精神，以蔑視和批判歐美日本資本主義國家的一切反人民法律、法令的精神”，進行了建立新型律師制度的嘗試。此時的律師制度事實上是以當時的社會主義“老大哥”-蘇聯為模本的。其主要特點就是把律師納入國家公職范圍，律師統一在律師顧問處任職，而非私人開業或合伙開業。然而，律師制度并未被社會所接受，律師制度仍遭眾多的非難和指責，如認為律師制度是資本主義所專有，律師的刑事辯護是喪失階級立場、替壞人說話等。1957年“反右”斗爭中，許多律師被打成右派，有的被判刑。律師制度因此而夭折。就直接而顯著的原因講，是當時特殊的政治氣候和新的大一統社會格局所必然滋生的權力濫用的結果；而就更深層原因講，則是因為現代律師制度在中國傳統法律文化中缺乏支撐，權力至上、權力本位思想仍強于律師制度所蘊涵的民主監督、權力制衡思想。一句話，中國律師遠離整個國家制度體系的中心，處在極為邊緣的地帶。

　　1980年《律師暫行條例》頒布，律師制度再一次以法律形式確認，律師業也再度興起。199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律師法》實施后，中國律師業逐漸脫離對國家經濟和編制等的依賴，實現了律師職業社會化。同時，通過律師協會的建立和完善，律師自治及行業化管理逐漸形成。由此，較為規范的律師制度基本形成，律師隊伍進一步壯大。特別是黨的“十五大”確立了“依法治國”的方針，極大地推動了中國律師業的發展，律師的社會地位也隨之提高。但是，由于歷史的原因，以及權力本位、國家本位、漠視制衡等傳統觀念一時難以消除，中國律師仍處于國家制度體系甚至法律制度體系中的邊緣。這種“邊緣化”的現象又反過來制約中國律師業的發展，加重整個律師制度的“邊緣化”。雖然，律師隊伍本身發展尚有嚴重不足，但律師業發展的種種錯位現象不能不說與中國律師“邊緣化”密切相關。

　　邊緣化現象之一：在與權力打交道的過程中，律師缺乏足夠的交涉力。

　　律師職業是一種特殊的社會職業。它一方面是為了滿足公民、法人（包括機關法人、事業法人以及企業法人）和其他組織對法律服務的需求，另一方面則是在社會組織和個人在遭受國家公權力侵害或與該權力部門交涉時，或者，社會弱勢群體在社會交往中其合法權益被侵害時，律師通過法律途徑最大限度地保護處于弱勢的社會群體的合法權益。例如，公民、企業法人與行政機關的權益糾紛；公民與大公司的權益糾紛；勞動者與雇傭者之間的權益糾紛等。后者所指的律師業務已不是簡單地提供法律知識，而是通過律師的交涉使權力資源、經濟實力懸殊的沖突雙方在法律上獲得平等的地位，進而阻止“強者”在法律上獲取不當利益。這就需要律師具備足夠的與權力、經濟優勢一方對話討價還價的能力，即交涉力。

　　然而，從我國律師執業的現狀看，我國律師所擁有的交涉力是相當微弱的，尤其在與權力機構打交道時，尚不足以與整個國家政治體制內的主導政治力量對話和交涉的順暢渠道及基本條件。例如，律師在辦理刑事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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