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確對待口供

　　●隨著刑事訴訟中人權觀念的興起，對被告人權利的保障，被告人成為刑事訴訟的當事人而非消極的司法客體，因而逼取口供已經不可能。

　　●被告人沒有自證其罪的義務，對于犯罪的舉證責任是由控方來承擔的，因而口供在刑事訴訟中的價值大為降抵，尤其是不能采用刑訊的方法逼取口供。

　　●沉默權制度限制了警察違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意志獲取口供的權力，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行使沉默權，那么，就不存在任何口供。

　　●“零口供”與沉默權是不可同日而語的，“零口供”只不過是貫徹刑事訴訟法關于不以口供定罪規定的一種具體措施。

　　陳興良（以下簡稱陳）：在古代司法制度中，口供定罪幾乎是刑事訴訟的規律。即使在犯罪已經有其他證據證明的情況下，口供對于定罪來說仍然是不可或缺的。因此，整個刑事訴訟活動是圍繞著獲取口供而展開的。

　　周光權（以下簡稱周）：這個時期的刑事訴訟可以說是實行口供中心主義的原則，口供至上，罪從供定。在中國古代刑事訴訟制度中，十分強調口供在定罪中的決定意義。定罪通常都必須取得被告人的“服辯”即認罪的供詞。在西方中世紀法定證據制度中，口供也是定罪的主要依據。因此，流傳著“口供乃證據之王”這樣一種說法。

　　陳：在當時的情況下，定罪之所以如此依賴口供，有兩個原因是不能忽視的：第一個原因是被告人在刑事訴訟中毫無地位，沒有任何訴訟權利，只是消極的司法客體。因此，可以對被告人逼取口供。在這種情況下，罪從供定就成為一種最節省司法成本的手段。第二個原因是當時的科學技術落后，在今天已經十分普及的痕跡檢驗、尸體解剖、血液鑒定等獲取物證的方法在當時是聞所未聞的，更不用說DNA檢測等尖端科技在刑事訴訟中的運用。在這種情況下，以口供定罪也就具有在當時歷史背景下的現實合理性。

　　周：在現代刑事訴訟制度中，口供意義的降低也同樣可以從上述兩個方面得以說明，即隨著刑事訴訟中人權觀念的興起，對被告人權利的保障，被告人成為刑事訴訟的當事人而非消極的司法客體，因而逼取口供已經不可能。尤其是在采用沉默權制度的情況下，是否供述完全取決于被告人的意愿。在一個刑事案件中，根本沒有口供也是完全可能的。另一方面，隨著科學技術在刑事司法中的廣泛采用，獲取物證的能力大為提高。正如德國學者拉德布魯赫指出，科學證據理論的現狀是：一方面從心理學上對各式各樣輕信誤解進行深入分析，從而降低了人證的價值；另一方面對例如指紋、血跡等勘查對象用改進的技術進行分析，相應提高了物證的證明價值。

　　陳：在實行口供中心主義的刑事訴訟制度中，由于口供對于定罪具有如此重要的意義，采用各種手段逼取口供就成為十分正常。在中國古代社會，審訊時為獲取口供可以依法刑訊。刑訊是獲取被告人口供的法定手段，使刑訊制度化。所謂“錘杵之下，何求不得”，就是對于通過刑訊獲取口供有效性的生動說明。

　　周：刑訊逼供在西方中世紀刑事訴訟中也是廣泛采用的。在當時的法定證據制度下，實行糾問式訴訟形式，被告人自白（即口供）被確認為完全證據，具有最高的證明力，從有罪推定出發，把被告人看作特殊的證人，是認罪的對象。因此，為獲取口供，對被告人實行刑訊也就是題中應有之義了。

　　陳：刑訊逼供本意是要通過口供獲得對案件真實的認識，但結果卻適得其反，刑訊逼供往往造成冤假錯案。對于刑訊制度的抨擊，最為有力者當推意大利著名刑法學家貝卡利亞。在《論犯罪與刑罰》一書中，貝卡利亞將刑訊稱為合法的暴行，指出為了迫使罪犯交待罪行，為了對付陷于矛盾的罪犯，為了使罪犯揭發同伙，為了洗滌恥辱——我也不知道這有多么玄虛和費解，或者為了探問不在控告之列的另外一些可疑的罪行，而在訴訟中對犯人進行刑訊，由于為多數國家所采用，已經成為一種合法的暴行。在貝卡利亞看來，刑訊抹殺了罪犯與無辜者之間的差別。這種方法能保證使強壯的罪犯獲得釋放，并使軟弱的無辜者被定罪處罰。其根據就是這樣一種明確的推理：“我，法官，責任是找出這一犯罪的罪犯。你，強壯者，能抵御住痛苦，我釋放你。你，軟弱者，屈服了，我就給你定罪。”在這種情況下，刑訊就成為冤假錯案發生的根源。

　　周：貝卡利亞對于刑訊的抨擊是極為深刻的。同樣，法國著名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也對拷問即刑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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