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法律·法官

    法治，在學者的描述和人們的理想中，是一種良好的社會狀態。在這種狀態中，人們能看到正義、自由、公平、效益等人類在歷史長河中所訴求的諸多美好的東西，它激起了人們努力追求的興趣和動力。在我國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化，尤其是我國加入wTO后，人們對法冶又有了更多的要求，法冶再次被提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然而，關于何為法冶，這是一個頗有爭議的問題，學者們對之都有自己不同的看法，他們都從各自的角度闡述了對法治的看法。二干多年前，古希臘著名思想家亞里士多德說：“法治應包含兩重意義：已成立的法律獲得普遍的服從，而大家所服從的法律又應該是本身制定良好的法律”。在亞里士多德的論述中，法律是符合社會正義的，在社會生活中，法律是一切社會糾紛的最高、最終的裁判者，這樣，正義就通過法律普及社會。現代社會已不同于古希臘，同樣中國也有別于西方，但亞里士多德對法治理解中的“良法”與依法辦事的精神要素并未過時。盡管法治的內涵異常豐富，但這兩點應該是最基本，最核心的：首先，一國的法律應該是良好的法律；其次，人們遵守法律嚴格依法辦事，

    怎樣的法律才是制定良好法律，在西方，曾有所謂“自然法觀”、“理性法觀”、“神法觀”，但這些明顯是有悖于馬克思主義的法律觀。筆者認為，良好的法律至少應該具備以下幾方面的品質：

    第一，良法必須是科學的法的。科學性是法反映客觀規律的程度。按照唯物主義的觀點，法作為上層建筑應該以社會物質生活條件尤其是經濟基礎為依據，制定法律之所以要反映客觀規律可以從法的作用來理解。法律作為上層建筑它對社會物質生活具有反作用，當法律符合客觀規律時它就促進社會的進步與發展，‘反之則是社會的枷鎖，此外法律一經制定它能否如立法者所愿在社會生活中起到實際調整社會關系的作用還有賴于司法者和守法者對已制定法的態度，如果他們對法認同，支持那就會嚴格依法辦事，否則他們就會設法規避法律。那么是什么決定他們是否認同法律、支持法律呢？每個人都是具體社會關系中的人，他們的行為選擇受到這個社會關系的影響和制約，每個人的行為都是他們根據其所處的社會關系以及依據一定功利原則而進行判斷選擇的結果，我們也知道社會中的每種關系都不是憑空產生和存在的，不管它是思想的還是物質的，客觀的還是主觀的，最終都溯及到社會物質生活條件中來。在以上人們對法律的態度，人們所處的社會關系、社會物質生活條件的這一鏈條中，我們可以看到人們是否認同支持法律從而在行動上依法辦事固然受很多因素的影響和制約，但歸根到底都是由社會物質生活條件所決定的，只是這種決定有時容易被人發覺，有時不為人所知。一國或一個法律制定的越符合社會物質生活條件它就越具有科學性，就越能被人們所遵守從而起到法律調整社會關系的職能。

    社會物質生活條件的含義是廣泛的，它既包括占主導地位的經濟基礎，也包括地理環境人口等其他因素，因而要使法律真實反映社會物質生活條件，使法律具有科學性就應該使之適應我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及經濟體制改革，適應我國生產力相對落后和多樣性，適用我國的人口數量和素質特征，適合我國政治，經濟，文化等多方面的地域差別性。總之，要適應我國目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國情，只有這樣，我們的法律才是依社會物質條件為依據的，才是科學的法律。

    第二，良好的法律應該體現人們普遍認同的諸多價值。法律反映社會物質生活條件的客觀規律，是良好法律的重要標準，但在有些情況下，如果嚴格依此制定法律，可能并不被人民所認可或認同，在許多情況下，人們對法律的態度往往還受到一些道德觀眾的影響，一定的價值觀，可能源于某個時期的物質生活條件，但它們往往并不隨物質生活條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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