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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美證據法學的理性主義傳統[四]
證明方法是證明案件事實的各種證據材料本身。這種證據材料有真有假，這種客觀存在的實際情況，會影響案件的處理結果。從圣經中所記載的蘇賽娜的故事和丹尼耳一書中的老人故事中可以看出，這種事實材料上的虛假性是具有悠久的歷史的。但是，案件事實材料虛假性的程度在不同的司法制度中是有不同的表現的。導致這種結果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有主觀原因和客觀原因兩大類型，其中一個方面就是證明方法與當事人的聯系程度。證明方法與訴訟者聯系越緊，案件事實虛假性的可能性就越大。這種影響無論在何意義上都是負面的，各國證據制度所具有的一個共同作用就是力圖克服這種負面影響。克服案件事實的虛假性，便需要消除導致案件事實虛假性的原因。克服這種負面影響的一個重要方法便是對證明方法的檢測。在英美國家，證據資料的虛假性程度最高，因而其證據法對檢測證據材料的各種手段和措施也非常重視。這些方法和措施包括：其一，對方當事人對證據資料的及時異議權和提出反對意見的機會。其二，對證人進行交叉詢問。交叉詢問對發現客觀真實具有重要的方法論意義。威格摩爾對此曾經做出過高度評價：交叉詢問是曾經發明出的對發現真實最為有力的動力機器。其三，如果證人因為突然出現在法庭上而使對方當事人毫無準備，以致使之無法有效地開展交叉詢問，那么，所進行的直接詢問則要從法庭記錄中刪除，甚至，如果作出了裁決，還要被宣布為無效審判。其四，對證人進行彈劾，是英美法庭上的一個常規性辯論內容。這個方面的法庭辯論是異常激烈的。其五，對傳聞證據的排斥。證人與當事人的聯系越是緊密，派生證據的可靠性就越成問題。立法上確立傳聞證據規則的理由有兩個：一是防止陪審團對其證明力作出過高地估計；二是出于檢測證人可靠性的需要。后者是更重要的理由。為了檢驗證人的可靠性和誠實性，有必要使目擊證人到庭。如果非原始證人到庭，則不可能對證人可靠性進行檢驗。這一點也說明了，在非陪審團審判的案件中，傳聞證據規則依然在發揮作用。傳聞證據規則直接決定著英美證據法的范圍寬窄。
在大陸法國家，由于法院對事實認定過程的極深的司法介入，其對抗性程度有所緩和。具體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證據資料一般不會遭到單方面的扭曲。其二，將證據方法交付檢驗的必要性不是太強。與英美相比，大陸法國家對證據方法的檢測有兩個特點：其一，一般不會提出對證人可靠性的異議。即使偶而提出這種異議，一般也僅僅局限于證人對事實的描述本身是否具有可靠性的異議，而不會涉及證人的一般品格問題。也就是說，大陸法國家對證人證詞提出異議，而不是對證人本身提出異議。其二，證人作證的方式是連續性的、不間斷地、夾敘夾議型的，而不是一問一答式的。證詞的描述一般是相對溫和型的，沒有各種各樣的問題穿插其間。有時甚至在當事人不在場的情況下，由法官對證詞的可靠性進行查驗證實。其三，對所提供證據不當面提出異議。對證據可以進行爭論，爭論的方式是賦予其機會提供反駁的證據，以抵消其舉證的效果，而不是要求他們在舉證之時必定在場。只有在刑事訴訟中，被告人具有對質權是一個例外。其四，傳聞證據不像英美那樣受到排斥。因為，原始證人一般不被認為是傳聞證據反對者的“庭外敵人”。
3 、對抗制對證明責任規則的影響
證明責任是一個普適性概念，各國證據法中都涉及對它的規定。西方國家的法學理論中也視之為一個司空見慣的理論范疇。從比教法的角度研究它，可知其概念內涵在職權制和對抗制中的含義并不一致。首先看提供證據的負擔。在職權制下，由于事實調查主要是法院的事項，故當事人一般不單獨承受這種負擔。在刑事案件中這一點表現得更加明顯。在刑事案件中法官有責任從事事實調查，而無論控方或辯方持何種態度。如果控方不提供任何一件證據，法官若認為該證據重要，并在控方所指控的罪行范圍內，則必須依職權調查證據。甚至在民事案件中，提供證據的責任幾乎完全在當事人身上，法官與當事人的這種責任“分享”制度也沒有完全拋棄。可見，在大陸法國家，提供證據的責任是由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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