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中國的現代化和法治

　　20世紀的中國歷史可以說就是一個現代化的歷史。然而，中國的現代化是作為近代世界性的現代化過程一個組成部分而發生的，37它也不是或至少不完全是這個社會自身的自然演化的結果，它不是而且也不可能是歐洲國家現代化過程在中國社會的一個重演。中國首先是被西方列強憑著它們的堅船利炮拉進了世界性的現代化進程；但是，現代化最終又成為中國面對西方列強殖民、擴張的一種自我選擇。中國的現代化伴隨了這個民族救亡圖存的社會運動和社會實踐，伴隨著這個民族100多年來富國強兵的夢想。中國近代以來的秩序和法治問題在這一大背景下顯現了其特點，并且也只有在這一大背景下才可能理解。

　　首先，這意味著，中國面臨的第一位的任務是必須\“變\”。或者是主動的變，或者是被動的變，無論如何她都不可能依賴舊方式，維持現狀，獨立在世界的現代化之外。的確，當外敵侵來，連老祖宗的國土都守不住了，還談什么老祖宗之法呢（康有為語）。因此，從上個世紀末開始，中國社會的統治階層和有社會責任感的知識分子一直集中關注的是\“變法\”的問題，要\“改造中國\”，使中國能夠一個現代化的強國。一個多世紀以來，這個問題一直以各種方式自覺或不自覺地延續著，改良、維新、革命、戰爭、改革無不打上這一烙印。即使本世紀末最后20年中國的改革開放，放在這個背景下，也是這一歷史的延續，是這一民族之夢想的延續。

　　但是，盡管稱之為變\“法\”，而實際的問題又決不是一個法律問題，或者是僅僅靠法律就可以解決的問題，盡管其中有法律的因素。變法不僅意味著要發展工商業、發展經濟、建立新式軍隊，而且要創造富國強兵得以實現的一整套社會條件：建立新的教育（www.xfhttp.com－雪風網絡xfhttp教育網）制度、學科體系和知識傳播制度，變革官制，移風易俗，使小農經濟下的每個人都被整合進入這個巨大現代化工程，成為現代化工程的有機組成部分。這是一個全面的秩序破壞和秩序重建，這是一個結構性的整體的變遷。用康有為的話來說，就是要\“全變\”和\“盡變\”。而在這一現代化過程中，法律的主要作用并不是要確認社會秩序，轉借孫中山先生的話就是，法律是被當作一種\“建國方略\”，而不是\“治國\”方略。因此，\“法律是主權者的命令\”的理論在中國傳統的\“憲令著于官府，賞罰必于民心\”的\“法\”文化傳統之中很快得到接受，并進入社會實踐。38法律所扮演的角色，就總體來看，就是要推進對現有社會秩序的全面改造和重新構建。即使在最講求\“法治\”的情況下，也只是國家以\“立法\”的形式來推進這一現代化工程。

　　這也就意味著，變法是與現代國家的重建、國家權力的必要擴張結合在一起的。由于歷史的不可重復性，我們今天已無從判斷，中國社會內部是否可能自發地、演進式地實現現代化，形成新的適應現代化進程的社會秩序和制度。但至少可以從社會的基本秩序必須從社會內部中產生出來、其基礎是社會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這一點推論說，在小農經濟占統治地位的中國傳統社會中，至少不可能在短期內自發地演化出現代的工商社會，形成相應的秩序。因此，我們很難想象，無須一個權力結構，無須權力的支撐，一個社會可以通過\“無為而治\”或\“自由放任\”就可以自動地在短期內實現\“全變\”。因此，變法意味著必須建立一個新的、強有力的國家政權，要建立強有力的行政管理體制、財政體制，要將國家進行社會動員的網絡或觸角向下延伸（從清代的縣延伸到鄉村），要將一個文化共同體的中國改造成一個現代民族國家，要建立一種強有力的意識形態，在每個人的心中建立一種民族國家的認同。

　　還必須注意，這一宏大的現代化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同時20世紀的世界格局也不允許中國按照既定的方略從容不迫地細致展開和落實。在20世紀的世界現代化進程中，中國不僅必須根據國際格局變化不斷調整自己的方略和計劃，同時，作為一個后進國家，中國要想救亡圖存，要想\“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要想趕上和超過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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