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法律不足以慰藉心靈時

　　吳經熊生于1899年3月28日，卒于1986年2月6日，享年八十有七。早年治律，得享聲名；中年皈依耶教，沉浸靈修；晚年授書，奔走于東西文化。其業其學其人，構成了二十世紀中國一宗饒堪回味的學術個案，透顯了法律、法學的一般品格及其在中國語境下的特殊呈現。本文截取吳氏盡棄法學轉皈靈修一節，述其梗概，鋪陳背景，而以法律和法學的品格為線索，著力分析導致吳氏遁入耶門的原因，并由此伸展開來，探索所謂“中國的”法學與法學家的意味。

　　第一節 以孟德斯鳩自勵

　　整個二十世紀，代表中國文化人在國際上拋頭露面的，“我的朋友胡適之”先生堪稱第一人，盡管未必時時處處均為最佳人選。而就法學來看，海峽兩岸，偌大中華，億萬生靈，真在國際上混出點聲名的，撒手西歸后仍然有些回響的，實際上，唯吳經熊先生一人而已。

　　“少年得志”這句話，最適合描述胡、吳二公。單就吳經熊先生來看，結束放洋，“學成歸國”之際，不過二十出頭，而旋任東吳教授。也是1924 年，同樣“少年得意”，真正獲得博士學位的還有錢端升先生。錢先生1900年生人，小吳氏一歲，是年自哈佛回國任教清華。只不過執棒杏壇，法學院當差，在吳氏人生只算是一段小小插曲，三度春秋而已；而在錢先生，“以教書為業，也以教書為生”，① 前后逾二十八載，直至掛帥右派，不獲登壇。二十世紀初葉，老大中國輾轉折騰，百廢待興，求賢若渴，也是崇洋風氣最熾之時。這一批青年才俊沐浴歐風美雨，風華正茂，摩拳擦掌，指點江山，恰逢其時，可謂談笑封侯。奈何，未幾城頭換幟，花果飄零，風流星散，雨打風吹去。錢先生幾乎銷聲匿跡，幸老來轉福，“平反昭雪”，壽終正寢。吳先生于現實和心靈的煎熬里早以皈依上主作結，更乘桴浮于海，最后落葉歸于寶島。1986年，先錢公三年，寧波吳氏德生公駕鶴登天。兩位法學先輩雖迭遭磨難，而均大難不死，得享高壽，見證了老大中國波瀾壯闊、貞下起元的二十世紀，實為同一時代諸多較為幸運的知識分子命運的縮影。

　　青年吳經熊，可謂才高八斗，雄心萬丈。生于世紀之交，正是中華民族的多事之秋。懷家國憂憤，讀書人各思報效。早在負笈密執安大學之時，吳經熊像一般青年那樣，出于崇仰，馳書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霍姆斯，訂忘年交。此后更飛鴻馳往，酬唱交加，不亦樂乎。1924年4月5日，歸國前夕，在一封致霍姆斯大法官的信中，吳經熊滿懷深情地預言：“本世紀將目睹世界上最古老國家的再生，一個中西聯姻的嬰兒的誕生，我將在這場光榮的運動中發揮自己的作用。”②

　　實際上，早在兩年前的一封信中，吳氏即已憧憬：

　　中國不但將步入一個法律的“文藝復興”——它將改變這個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而且在實現這一藍圖的過程中，我應當發揮孟德斯鳩式的作用。③

　　自期高遠，報效愿宏，實為明道救世、士志于道的一切舊知識分子新士大夫們的通性，而況身處那樣一個家國多難之秋。果然，返國后登堂開講，文論陸續刊行，一時間即在學界形成影響。那一手溫婉飄逸性靈靈的散文，非江南靈秀山水不能孕育，真是打遍“天下”。返國僅僅四年，英文論集《法學叢稿》（Juridical Essays and Studies）由商務印書館1928年刊行。中文論集《法律哲學研究》1933年由上海法學編譯社出版。法學界佳評甚眾，很有些“引用率”呢！而由于其不少作品曾以英文首先在美國面世，因而讀者中注意到“約翰·吳博士”這個“中國人”的，并包括了象施塔姆勒、龐德和卡多佐這樣的大師級人物。④ 當其時，治法學的中國學者獲聞于西方主流學界的，可能，唯王寵惠和吳經熊而已。

　　第二節 “兩個世界”中的真誠靈魂

　　但是，吳經熊的法學生涯極為短暫，沒有也未能在自己的祖國發揮“孟德斯鳩式的作用”，正像王寵惠宦海浮游終生，于法學終無建樹。“中西聯姻的嬰兒”的分娩遭遇持續陣痛自不待言，當吳氏在不惑之年結束放浪生涯，皈依基督后，幾乎盡拋平生所學，與法學徹底分手，而演繹出近世中國法學史上的一樁名案。在其后的歲月里，吳經熊翻譯圣經，研習教理，沉心歌詠，雖窮困而不棄，戰亂而不輟，一如自述，“按圣經而生活，非靠圣經來生活”。⑤其執信之切，奉獻之誠，踐履之坦蕩，在無神論者看來，幾達走火入魔。⑥

　　這一切是如何發生的？所為何來？意欲何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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