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順府在改土歸流初期城市建設的歷程與特點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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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雍正五年（1727 年）開始在湘西永順、桑植、保靖等土司區實行 “改土歸流”. 雍正七年（1729 年）設置永順府，下轄永順、保靖、桑植、龍山 4 縣。近年來，學術界對湘西 “改土歸流” 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其歷史背景、原因和目的、過程及實施的手段以及造成的影響等領域，包括 “改土歸流” 對湘西地區經濟、文化習俗、社會變遷等方面的研究，而關于 “改土歸流” 初期的該區域城市建設問題的研究較少。有鑒于此，這里試圖結合地方志及碑刻等史料，從城市地理學的角度，考察當時少數民族聚居地區城市建設的歷史背景、動力及其特點，作為地方城市史研究的補充，分析地處湘、鄂、渝、黔 4 省邊區的永順府在清代 “改土歸流” 初期城市建設的歷史過程及其特點。

永順府在改土歸流初期城市建設的歷程與特點論文

　　一、永順府城修建的歷史背景及其過程。

　　永順府位于云貴高原東側的武陵山西北與鄂西山地交界之處，系湖南省西北部武陵山脈中段、北段地帶，屬湘、鄂、渝、黔 4 省邊區。明朝初年為永順州，后為永順宣尉司。清雍正四年（1726 年）改設流官，置永順廳，隸辰州府。雍正七年（1729 年）設永順府，治所在湖南永順縣，下轄永順（今湖南永順）、龍山（今湖南龍山）、保靖（今湖南保靖）、桑植（今湖南桑植） 4 縣，屬湖南辰沅永靖道，轄境相當于今湖南永順、龍山、古丈、保靖、桑植等縣地。

　　雍正七年（1729 年）改設府縣，給永順府的城鎮建設帶來了新的契機。其時，封建領主經濟解體，重新建立起一套與漢族地區相一致的政權機構，從而從制度、政策方面給予城市建設提供了保障。 “改土歸流” 之前的永順府地區，為土司世代相襲的自立地帶，土司由朝廷任命，并且世襲。土司在轄區內任意征收賦稅，土司制定的一切法令，中央不會過問，且土司的施政方針，多只維護土司的利益。如永順土司城（今湖南永順老司城）系永順土司數百年的司治所在，雖是湘西北地區數百年政治、軍事、文化的中心，但陸路交通不便，耕地面積狹窄，直到 “改土歸流” 后，這里也不曾作為縣、鄉行政機構的所在地。雍正二年（1724 年），土司彭肇槐把衙署遷到土地肥沃、地勢平坦的顆砂，稱新司城。在 “改土歸流” 后永順新城郭（廓）未修建城池的過渡時期，郡守、邑宰就駐扎在新司城。

　　雍正五年（1727 年），彭肇槐率其子彭景煌，獻土投誠，主動地請求 “改土歸流”. 后來他在文章中描述說： “不改，有滅族之災；改，中央以禮相待，所以不得不改。” 可以看出他服從朝廷改土歸流的旨意。雍正六年（1728 年）二月，上諭： “永順土司彭肇槐，謹慎小心，恭順素著，兼能撫輯土民，遵守法度，甚屬可嘉。據湖廣督撫等奏稱，彭肇槐情愿改土歸流，使土人同沾王化。”①朝廷批復，同意彭肇槐以參將歸江西原籍，并賜以世襲拖沙喇哈番之職；再賞銀 1 萬兩，聽其在江西祖籍地方立地安居。同時，改永順司為府，附郭（廓）為永順縣，分永順白巖洞地為龍山縣。

　　“改土歸流” 初期，清政府即著手清查戶口，丈量土地，征收賦稅，建城池，設學校。同時，變革賦役方法，廢除原來土司的征收制度，與內地一樣，按地畝征稅，數額一般少于內地。在這一時期，永順府的一系列筑城活動，既體現了國家意識形態、禮儀規范、制度在地方的滲透，也體現出地方經濟、社會、文化的發展并且與中央政權開始深度互動。

　　永順府城的修建是最早完成的。清王朝出于對老司城深險環境的擔憂，并沒有將永順新城建于老司城，而是另選新址，在今湖南永順縣城。據《永順縣志》卷 1 記載： “永邑，舊土司地，亦有城垣，然負險而居，非都會之所……見猛洞之地沙明水秀，平陽曠闊，可以建城。”①老司城在地理位置上處在武陵山脈中段的黑山山脈，城址中心區所在海拔高度為 199-295m. 由永順縣北部發源的靈溪河流經老司城，在城址的西北部折向南后注入酉水。

　　老司城建在三面環山、一面臨水的臺地上，綿延的山脈阻斷了其陸路交通的暢通。據《永順縣志》記載，土司彭福石寵于紹興五年（1135 年）襲職后常感 “誓下州” 受辰州約束，于是遷其治于靈溪之福石郡，即今老司城②。考古發掘雖無法證明方志中的這一記載，但該地出土有明代早期的灰磚、瓦當及瓷片，城墻下的文化層在第 2-8 層中出土有宋元時期的白瓷片、花紋磚與筒瓦等建筑構件。這表明在宋元至明代早期的這段時期內，老司城已經有人居住，而且有高規格建筑的存在。現存宮殿衙署城墻等的修造與使用時期，則是從明王朝建立到雍正五年（1727 年） “改土歸流” 的這一時段。數百年間世代土司統治地的老司城，在政治及軍事防御的因素下成為一個繁榮的少數民族地區政治、文化、軍事中心。但在 “改土歸流” 后，老司城作為軍事性質的城池已失去了原來的意義，從此未再有大的營造活動。舊的建筑街市仍被繼續沿用，但無力重修；舊的建筑倒塌，變成廢墟，或者在其舊址上重修有簡陋的民宅；一些居民侵占原來的道路，但有些房屋建筑的地基、墻體則多沿用前代，其改建部分則明顯地變得粗陋，建筑的規格也大不如前。從出土文物顯示，清中期以后，精致的外來瓷片絕跡。原先依靠政治因素繁榮起來的老司城失去了固有的基礎，宮城、街巷也失去了往日的繁榮而返回到它的出發點：一個山多地少、封閉貧瘠、無法養活太多人口的普通小山村。

　　清雍正十一年（1733 年）永順縣令李瑾刻寫的《永順府建城碑記》記載： “時（李）瑾任沅陵……到任之日，詔發帑金，建立城池。先是巡察御史唐勘邊至永（順），以猛峒之地（今湖南永順縣城所在地）曠闊平陽，宜建城垣，先行摺奏。”③永順府城的修建始于雍正十年（1732）春，李瑾先是 “蒙各上憲簡調疏入，荷恩旨諭允”, 然后再 “率同文武等親臨相視”. 當時又遇到精通陰陽風水學的吏書姚惟孝、陳紹堯兩人，在仔細地勘察地勢之后，認為這里 “果天然一都會之地，千百年藏閟（秘）于此。” 發現這個地方很適宜建城，開始商議修筑新城，命令工匠計算、測量將要修建的城池規模和需要的材料等事宜，但后來在建造過程中發現這里的土壤含砂量很高，剛修好不久就會坍塌。經過反復商榷，改建石城，在得到上級允準后，各郡縣官員捐出部分養廉銀作為修建費用，瓦匠、石匠、木匠等匠作師傅開始修建。外城共用石頭 84 210 塊，內城全部用碎石子壘砌而成，其中混有鵝卵石及泥土，最后在其上面又鋪上石板。用磚堆砌成為城墻，城墻粉刷為白色，門用鐵包裹以便起到保護作用。還用木材制成各種器具，有的修成樓臺，有的用作車輪，有的用來制作門窗，有的做成磚模，有的做成捆綁或放東西的架子。工匠的生活費用和材料費用都很大。這次建城所用的經費，除國庫支出照原來估算在冊的上奏申報之外，所有其他零用，府庫捐銀 3 000 兩。李瑾也在其養廉銀中捐出 992 兩。經過大約 1 年時間的修建，于雍正十一年（1733 年）夏天建成。

　　永順府下轄各縣城的修建，時間不一。永順、龍山、桑植 3 縣修建時間較早，而保靖縣城的修建則較晚。桑植縣城的修建最早，于雍正七年（1729 年）由縣令連際穎主持修建，城址在明代所設安福守御千戶所（今湖南桑植澧源鎮方家坪村），即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 年）九溪衛左所千戶李樵在酉水之南瓦窯崗（今湖南桑植縣城所在地）修建的安福所城。龍山縣城興建比桑植要晚 1 年，于雍正八年（1730 年）九月開始興修。據龍山《新修城垣記》記載： “（袁）振緒以己酉令新邑龍（山），駐江西寨，安輯招徠，竊維固圉保民，設險為先。而善治之始，必得形勝宅之，然后有所憑依，以戒不虞。”④歷時 2 年，到雍正十年（1732 年）十月竣工修成。保靖修建稍晚，據清雍正《保靖卿云碑記》記載： “雍正八年歲次（1730 年）庚戌五月戊辰朔……相度建城形勢、衙署基址。” 這說明早在雍正九年（1731 年），就已經選好城址，但沒有建城。直到嘉慶五年（1800 年）知縣胡如沅才開始筑城，并 “立門樓三座，為兵民守望之所。” 至嘉慶七年（1802 年）完成。

　　二、永順府城市建設的特點。

　　從 “改土歸流” 初期永順府城市建設的歷史過程中，可以看到新城的修筑不再是土司時期的自立，不再是軍事堡壘。大致呈現出如下幾個特征：

　　其一，清政府統一規劃。永順府城與其他 3 座縣城的修建，都是在政府統一規劃下進行的。作為當時湘西地區勢力最強的永順土司， “改土歸流” 后的新城修筑 “先是巡察御史唐勘邊至永（順），爾后巡撫部院趙，安輯六里，率同文武等親臨相視，僉以為可，指示建設事宜，以（李）瑾為附郭（廓）首邑，檄令董治其事。”①龍山縣城修筑之初也是 “大府檄文再下，務宜斟酌采擇，以垂久遠。”②保靖縣城的修筑也是縣令 “會同永順協鎮楊凱、保靖營游府王進昌、千總周岐山、捕衙酈祖武、巡檢梁際世，以及鄉耆人等登此獅子山，相度建城形勢、衙署基址。”③這都是在政府的主導之下營建的，并且重新選擇了更加適宜發展的地址建城。

　　其二，大力推行文化教育等教化活動。與永順土司城只是土官辦公生活地相比，更重要的是在一系列筑城活動完成之后，都相繼進行府學、書院的修建，如永順縣建城之后于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 年）修建了著名的永順崇文書院。《郡城崇文書院碑記》記載： “湖南四大書院，皆宋儒講學之地。本朝功德偉茂，文教涵濡，省會、郡邑書院遍天下。永郡居楚邊，自建官設學，被聲名文教之化三十余載。”④因之，可以說永順府在這一時期的城市建設在一定程度上是屬于全新的的筑城，它們成為少數民族地區在中央政權深入之后中央集權統治的傳播地點和象征物。原來 “古荒服之地”, 經過興學，在永順府《建城碑記》里被描述成為： “創造城垣，山明水秀，煥發于光天化日之中，固斯民出草昧，而游雍熙之幸；亦斯地辟混沌，而入文明之會也。”⑤其他還有如永順桂香書院、保靖縣學、桑植縣學、龍山縣學等各級府縣學為主的學校教育體系，還有學宮、義學等的興辦。這些學校或書院成為地區文化傳播的中心，也是 “改土歸流” 后永順府地區大力推行文化教育的標志。

　　其三，形成為以府縣行政格局為依托，大中小各類城鎮在商貿、政治上相互聯接的城鎮體系。永順府的城市建設實際上構成了該區域以府治永順縣城為中心的城鎮體系。在這個相對完整的區域中，不同等級規模、聯系密切、互相依存的城鎮相互集合。這是清代初期經歷經濟復蘇之后的區域城鎮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手段和方法。

　　作為這個城鎮體系的核心是永順縣城，它是這個區域的行政管理中心，一個具有一定經濟社會影響力的區域中心城市，它的長官知府成為皇權的代言人。首先，與所轄的 3 縣構成行政關系，這種關系不再是以前土司與中央的關系。從城市選址、城市修建過程來看， “殊不知此皆我皇上至仁遠被，山川效靈，各上憲籌畫周詳，府憲躬親指授，故荒陬遠徼，頓成都邑。”⑥在 “改土歸流” 這一國家政策的歷史大背景下的筑城，是一定意義上的 “可持續”發展路徑，是全新的筑城。這不是在一定區域空間內分布著大小不等的城鎮，而是在政治、經濟、文化傳播等方面存在一定聯系的有機整體。史書記載當時由沅水、酉水及澧縣、沅陵進出湘西的水路、陸路上，商賈絡繹不絕，商業貿易十分活躍。 “百務咸興，攻石之工，轉植之工，設邑之工，皆遠來矣。” 而湘西的產品也借此銷售到外地，“出口貨財，日形發達。交通便易，上至川陜滇黔，下至鄂浙閩廣，咸有永商蹤跡。”⑦由于對外交通變得便利，使府縣之間的經濟聯系也更為緊密。如龍山里耶鎮，永順靈溪鎮、王村，保靖遷陵鎮， “城鄉市鋪貿易往來，有自下路裝運來者……亦有專伺本地貨物漲跌以為貿易者……”⑧商貿往來使彼此的聯系愈加牢固。

　　其四，城市主要功能由軍事向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轉變。清代社會經濟有較大的發展，城市擺脫明清政權更迭造成的破壞，逐漸復蘇。除京城和東南沿海的城市得到工商業發展的機遇外，大多數地方的城市仍處在緩慢的行政機制運轉之中。 “改土歸流” 后郡縣制代替土司制，里甲制度、綠營兵制的推行以及大清律例的實施，使永順府納入到國家統一的政治統治格局，讓各府縣城的行政管理功能加強，相互之間的從屬關系也更為固定。在經濟方面，各市鎮的工商業都有較大的發展， “攻木者雕縷（鏤）刻畫，攻金者鑄槍煉刀，及一切農器莫不精致堅牢，其他各藝皆日異月新。”①工商業的繁榮使這批新建的城鎮更加突顯其經濟功能。

　　三、結語。

　　通過解讀《永順府志》《保靖縣志》《龍山新修城垣碑記》等地方府縣志書及碑文，清代 “改土歸流” 初期永順府新城鎮的修筑，不再是過去純粹的軍事堡壘，顯示出國家政令在地方的實施，國家禮儀規范與少數民族地區歷史習俗的深層次互動。朝廷委派的地方流官在執行皇帝命令的同時，適應新的歷史發展趨勢，積極與當地人民共同尋找可持續發展的途徑。乾隆《永順府志》卷 11 中就說： “建城垣、立學校……立市鎮……勸耕稼、興黨塾……均得以被仁義禮樂之化。”②湘西地區的筑城活動，是 “改土歸流” 后國家政權在地方建立穩固統治的一個外在表現，得益于國家政權統一及 “改土歸流” 政策的嚴格執行。從而使這個 “荒服” 之地變成國家版圖，并建成了一個個 “金湯在望，磐石永奠，樓閣崢嶸，煙火稠密” 的城鎮。在 “改土歸流” 后，流官作為新的府縣長官，積極地維護國家統一，并推行國家政教，為湘西地區的城市發展注入活力，使少數民族地區不再是 “荒服之地”, 而成為 “文明都會”. 如龍山《新修城垣碑記》所稱： “自今以往，國家萬億年丕丕基。龍邑之鞏固，亦相與無終極也，豈非父老之幸歟？”

　　參考文獻：

　　[1] [清]張天如。永順府志[M].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 年）本。

　　[2] [清]李龍章，董耀焜。永順縣志[M].清同治十一年（1874 年）本。

　　[3] [清]洪際清，繳繼祖。龍山縣志[M].清嘉慶二十三年（1818 年）本。

　　[4] [清]顧奎光。桑植縣志[M].清乾隆（1736-1796 年）本。

　　[5] [清]林繼欽。保靖縣志[M].清同治九年（1872 年）本。

　　[6] 李孝聰。歷史城市地理（第一章）[M].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7.

　　[7] 成一農。中國古代地方城市筑城簡史[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

　　[8] 成一農。清代的城市規模與行政等級[J].揚州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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