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策性問題研究的一般謬誤與研究規范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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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策性問題研究的一般謬誤與研究規范論文

　　摘要：對于對策性問題的研究，一部分學者所采用的最傳統的分析思路就是先闡述現狀，通過比較分析法或實證分析法從現狀中發現問題，然后論述這些問題產生的原因，最后針對問題和原因提出自己的意見。這種屢試不爽的研究思路，被廣泛運用在對策性問題研究的文章中，許多智庫在做研究報告時也是樂此不疲。但這種研究思路在邏輯上存在謬誤，不能作為對策性研究的一般標準，更不能當作一種研究方法進行復制。本文從傳統的現狀、問題、原因和對策的分析的邏輯謬誤出發，對對策性研究的規范方法進行了探索。

對策性問題研究的一般謬誤與研究規范論文

　　關鍵詞：規范研究對策性研究研究方法

　　1 何為現狀，如何分析

　　現狀即是事實，是我們研究的問題呈現出來的現象。比如我們研究投資結構優化的問題，河北省的投資結構是怎么樣的，在主體結構中，國有經濟的投資占比是多少，集體經濟的投資占比是多少。現狀的時間跨度一向沒有嚴格的標準，有些人把時間序列分析作為現狀，分析近幾十年的某個指標的變化，這勉強可以稱之為現狀，因為在時間序列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到這一指標的發展軌跡，看到它是如何發展到今天這個地步的。

　　如果單單用一年的數據來說明現狀也未嘗不可，既然是現狀，那么就是最近的時間段內某個問題反映出來的客觀事實。現狀也可以是橫向的，比如某省某一個指標在全國比較中所處的位置，但是注意不能給出評價，因為現狀即是客觀事實，我們不能在這個比較中說明誰好誰壞。不管是縱向現狀和橫向現狀，分析起來都不會有太多內容，簡單的介紹客觀事實并不是研究的主要內容。現狀分析的目的是介紹客觀事實，讓自己的研究更加具有客觀性而已，我們的研究中往往在現狀上闡述的太多，在現狀中無意識地注入了個人的評價，因為人們往往感覺到，如果單單闡述現狀，那么在接下來的問題分析中就無法與之前的現狀部分結合起來。

　　這個問題就是現狀分析的謬誤之所在，現狀分析能否與之后的問題分析相結合呢？我們不是往往在說明問題時搬出現狀來做論據嗎？造成現狀分析存在謬誤的原因就在于問題分析中也存在著謬誤。

　　2 何為問題，如何分析

　　問題往往是不好、不合理的，我們常說一個東西是有問題的，那就說明這個東西在你心中不是理想中的樣子，也可以進一步說明，你心中誰好誰壞已經有了標準。所以，問題分析的重點在于分辨好壞的標準，我們稱之為參照系。有了參照系，才可以說明現狀是好的還是壞的。我們還以投資主體結構為例，假設國有經濟投資比重在2010年為35%，外商投資為3%，這是現狀。如何來說明它是有問題的呢？有些學者不假思索地就認為國有企業投資35%，這個比例太大，國有經濟沒有效率，所以35%這個比例是有問題的，是不合理的；外商投資僅僅為3%，比例太低。這種分析問題的思路和結論是主觀臆斷的，是不合邏輯的。國有企業就一定沒有效率嗎？35%的比重又為何是高的？外商投資3%的水平就是不合理？有很多分析都是直接給出了自己的判斷，這些判斷是有預設的，前提條件或者邏輯起點的論證不完全，得出的結論過于草率，這不該是一個學者所持的研究態度。

　　還有一部分人選擇比較的研究方法，比如通過省際間的比較來說明某某省是比較差的，或者是不合理的。比如拿江蘇來比較。如果江蘇的國有經濟投資比重為20%，外商投資比重為10%，那么就可以得出30%的國有經濟投資比重和3%的外商投資比重是不合理的嗎？這其實也是一種預設，拿自己認為發展比較好的省份作為標準是不科學的，論證是不嚴謹的。有些國際比較的研究也存在這個問題，同一個指標的高低也不能以國家作為參照系，同一個指標，發達國家指標就是合理的嗎？

　　用比較的分析方法來闡述問題是存在邏輯上的謬誤的。除非我們可以說明我們所選的參照系是科學的，比如你為什么選擇江蘇作為比較對象，為什么選擇美國作為比較對象。如果能夠證明經濟總量高的地區或國家，他們的投資結構狀況是合理的，那么我們可以把本省的結構特點與之做比較，指標超過或低于這些地區或國家的數據，就是不合理的。但是上述的證明不可能存在，我們又如何去證明經濟總量高的地區或國家，投資結構就是合理的呢？因為這個問題在大多數人看來，就是一個錯誤的命題。比如把我們的產業投資結構與北京的相比，第三產業投資比重較低，那么我們就可以說明第三產業投資不合理嗎？這個低與高是相對的，是與地區的經濟發展狀況有關系的，如果說低的話，那么北京的第三產業比新加坡的低多了，如果以此判斷的話，我們北京的經濟豈不是有問題了嗎。即便是我們承認兩者可以比較，但是兩者的發展階段可能是不同的，他們之間的差別是自然的稟賦造成的，所以根本沒有人為改進的動機，這樣一來，選取比較對象變成了一種不可能性事件。所以比較分析方法不可能對問題有科學的闡述。

　　實證的分析方法過程無可挑剔，但是邏輯起點又經不起推敲。如果能夠構建一個經濟模型來測算理想的結構，那也不失是一種好方法，至少在分析過程中抹去了主觀臆斷的因素。把模型測算的理想結構與我們的現狀作對比，給出一個評價是合理的。但是這種分析方法比比較分析方法更容易誤導讀者，因為模型雖然是客觀的，但是構建模型的人以及模型的假設前提都是主觀的，雖然過程是客觀的，但是結果總不令人信服。

　　在這個問題上大多學者寧愿選擇比較的分析方法。再者，可以重新構建一套理論，做規范性分析，比如構建結構優化理論，把理論作為參照系。但是這種方法更加復雜困難，暫且不提理論的科學與否，單單是構建過程就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我們又如何在分析現實問題時突然轉向理論研究呢？恐怕這樣一來，一項研究幾十年可能都沒有結果，構建理論又是不可能的事件。

　　參照系之難確立造成問題分析之艱巨，而多數研究者并沒有意識到這種研究思路的艱難性，反而覺得運用這種套路輕車熟路，放之四海而皆準。

　　如果沒有能力確定一個科學的參考系，那么我們只能退而求其次，換一種思維去分析問題。問題之所以稱之為問題，是因為你認為它的存在會影響到很多事件的發生，會繼而引發更嚴重的問題，所以我們可以試圖把問題作為其他更嚴重更明顯的問題的原因來分析，簡單地來說就是“把問題當原因”。比如要說明某省的國有經濟投資35%的比重是有問題的，你可以通過分析國有經濟部門在同一領域投資審批中所占的比重來說明它對民營經濟的擠出，影響了民營企業的積極性，通過對民營經濟的一些指標變化論證這一比例的不合理處；可以通過分析交付使用率來分析國有經濟部門投資是否有效率，沒有效率反而占用了資源，這可以說明不合理；可以分析國有經濟部門的勞動生產率，就業人數，來分析投入產出是否有效率，如果沒有效率，則投資比重就不應該增加等等。把上述的這些問題作為分析國有經濟部門投資比例是否合理的佐證，這樣的分析相對來說就比較嚴謹了。通過其他領域的現狀來說明投資結構的問題，用一個事實來判斷另一個事實的好壞高低，是問題分析的較為嚴謹的方法。

　　3 何為原因、如何分析

　　問題分析完之后，就應該分析問題產生的原因。在分析問題時，我們是用其他的既定的事實來識別是否是問題，這些事實佐證有些也可以稱之為問題的原因，比如剛提到的國有經濟投資比重為35%，它造成了一些民營企業得不到投資審批，我們可以說，國有經濟投資比重高是由于得到的審批較為容易，這即是原因。不過要注意，問題分析中的事實與原因分析中的原因不能重復，如果重復的話，邏輯上就說不通了。可是這里又會有許多問題出現。原因的分析程度到何種地步可以停止？因為造成一個問題的出現可能有很多個原因，這些原因之間是相互聯系的，這些原因也是一些既定的事實，這些事實的背后又會有其產生的原因，由此一來，原因分析層層遞進，難以停止。

　　我們當然不可能這樣做研究，如果一直追問下去，那么非但找不到一個原因，還把問題分析給葬送了。分析問題的原因的目的是提出解決之道，所以必須要與對策對應起來。原因可以是很直接的，也可以是深層次的，關鍵看，現實中有沒有與之相對應的客觀事實，而且這些客觀事實是可以改變的，如果這些事實不可以改變，闡述這些原因也沒有意義了。原因只是過渡性的，只是在邏輯上看著合理而已，如果專注分析原因，那自然會陷入無限的追問中。分析到什么程度，要根據客觀事實，尤其是對策可行性而決定。

　　4 何為對策，如何研究

　　我們的研究是對策性研究，最終的落腳點是如何解決問題，提出一些對策建議，我們的對策建議多數是針對*府的行為提出的，當然也會有企業的，我們僅以針對*府行為的對策為例，來闡述對策性研究的規范。作為經濟學方面的對策性研究，首先我們應該清楚提出對策的理論前提是承認市場經濟的不完善性，或者說*府制度安排是可以改變市場發展的。這一個理論前提恐怕是經過嚴格經濟學訓練的人所反對的，市場經濟中的*府行為是被嚴格限定在一定范圍內的，我們提出的一系列對策的行為是違反了最基本的西方經濟學理論的，但是在中國這種研究卻大行其道，似乎每個學者都可以對*府指指點點，提出一些希望*府去做的政策和制度安排。至少說多數的對策性研究都不是嚴格的市場經濟學者所應該做的。

　　暫且拋開*府是否應該主動采取或改變政策去影響市場，我們就以*府政策應該和可以影響市場為前提進行分析，這里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是這些對策該如何提出。

　　我們分析了問題的所在，又分析了產生的原因，那么接下來就該是針對問題提出對策建議。假大空的建議人人都會說幾句，對策往往是千篇一律，沒有使用價值，更有甚者，有些學者提出的對策讓人啼笑皆非。對策研究分為兩個大的部分，一是對對策的修正，二是提出新的解決之道。所以對策的提出首先要建立在對當前該領域的政策、法規的掌握之上。只有把已有的、已經在實施的，還有已經實施過但失敗了的政策法規全部掌握了，才有可能從舊的制度中突破，才有可能提出真正的新對策。以投資結構問題為例，國家和各級*府在投資領域頒布了多部法律，采取過多種政策，在改革領域也有許多文件出臺，這些文件加起來總有1000多頁，在提出對策之前，有必要對這些政策法規的全貌有深入的了解。由于我們沒有對這些文件做細致的研究，所以提出的對策可能是已經實施多年的政策，而你卻又一次無知地提出來，這種研究也是無意義的。

　　或者你提出的對策是曾經實施過的，在實踐中已經宣布失敗的，而你又一次無知地提了出來，也是貽笑大方了。或者是提出的對策是有針對性的，但是沒有可行性，是一句空話，那也是沒有意義的，但至少你沒有愚蠢到像上述兩種情況那樣。所以已經有的政策我們不能提，別人提過的我們不能提，沒有可操作性的不能提，提過的但失敗了的更不能提。

　　無論是政策的修正還是提出新的對策建議，在符合上述研究前提情況下，還應具備現實的可操作性和可持續性，這才是對策建議成功與否的關鍵。一條對策建議的提出要遵循個人理性，要符合多多數人的利益，也就是說沒有個人的理性就沒有集體的理性。我們提出的對策建議想要具有可行性，就必須保證它能夠得到最廣大的市場主體的支持，也就是要符合他們的利益，也要符合*府的利益。一個好的制度之所以可以持續下去，是因為人們的支持、人們自發的維護，根本不需要*府強制地去執行。一個好的對策建議是要滿足市場中各利益群體的利益訴求，或者是各方利益一種折中和妥協，只要市場擁護的制度，才有可能維持下去。好的政策建議是具有自我完善、自我維持的特性的。

　　當然，提出一個各方都比較贊同的建議是非常困難的，這涉及到機制設計等較為前沿的分析方法，要求有比較深厚的博弈論基礎。但是，有難度不是我們提出“假大空”的對策的借口，沒有“能夠提出各方利益平衡的對策”的能力，提出的對策不能穩定的、自發的運轉下去，就不要去做對策性問題的研究。當前，許多智庫的研究成果何嘗不是在錯誤的思路上大行其道的，智庫的建設首先要求在研究的嚴謹性、科學性上做足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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