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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外貿政策目標與工具的變遷論文
即使在外部經濟環境惡化、放松貿易政策呼聲上升的今天,我們仍然不可忘記,巨額貿易順差依然是宏觀經濟外部失衡的表現,不僅由此轉換而來的外匯占款是我國基礎貨幣投放和通脹壓力輸入的主渠道,而且巨額貿易順差帶來的外匯儲備增量可能讓我們面臨更多的房利美、房地美危機沖擊。
當我們討論目前宏觀經濟政策是否需要轉向之時,我們必須明確,即使內部和外部經濟環境進一步惡化到我們必須放松貿易政策,我們解救的對象也只能是符合產業政策、就業目標的出口,而不是對所有出口部門普降甘霖,不是解救貿易順差,更不是犧牲提升結構的目標。
一、貿易政策目標。
中國貿易政策的政策目標是多元、多層次的,在根本層次上的目標有長期和中短期之分。在這個全球化經濟的時代,中國貿易政策的根本目標是要充分利用國際市場、資源等為本國經濟社會發展服務,同時不斷提升本國在國際分工體系中的地位,改善本國在國際經貿利益分配格局中的地位,實現本國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為達到上述根本目標,中國貿易政策長期目標是推動國家產業結構和外貿結構提升,這是決定中國參與國際分工地位和利益分配格局的關鍵因素。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我們信奉李斯特的箴言:“生產財富的能力比財富本身更重要。”
中國貿易政策的中短期目標是維護、促進國家穩定。這里所說的“穩定”,在大部分情況下指的是國家宏觀經濟穩定性,但在部分情況下也會涉及國家的政治、社會穩定。在從屬層次上,有促進區域均衡發展等目標。
中國貿易政策具有雙重性質:一方面,作為國家政策,必須具備足夠的穩定性,否則將不必要地給市場參與者們帶來額外的困擾;另一方面,作為國家政策,必須隨著國內外社會、經濟發展全局和宏觀經濟走勢的變動而適時調整。
正是在是否需要調整的問題上,我們面臨這樣的困惑:經濟社會發展的現實要求我們深刻轉變包括外貿在內的經濟發展戰略,賦予結構優化和提高效益更高的權重;而在這些政策業已實施一段時期之后,目前遇到了有可能進一步顯著惡化的國內外宏觀經濟環境,致使包括貿易政策在內的整個宏觀經濟政策不得不在此時此刻面臨更加尖銳的“增長”與“結構”抉擇。
二、貿易政策選擇。
2005年,世界銀行按照匯率法對世界各國人均收入,其中偏低中等收入國的平均國民人均收入為1746美元,我國2005年已經達到1740美元。而且,按照通常的經濟發展規律,一國進入或接近中等收入發展中國家水平后將出現兩個特點:第一個是跨越低收入“貧困陷阱”而形成內在的經濟持續高速增長動力,出現較長時期的高速增長,二戰之后日本、東亞新興經濟體相繼出現這種局面,我國也有望同樣如此繼續保持10~20年的高速增長。另一個是經濟結構發生深刻而急劇的變化,變化覆蓋產業結構、區域結構、部門結構、就業結構等各個方面。
在新發展戰略下,與10年、20年前相比,當前時期我國國民經濟發展對外貿提出的要求有相同點,也有不同之處。不考慮國際政治斗爭問題,僅僅考慮經濟問題和國內政治,相同之處在于對外經貿發展的終極目標始終不變,即提升中國在國際分工體系中的地位;根本不同點則在于發展重心從規模轉向質量,包括:
1、外貿效益地位空前提高,其中包括企業層次上的微觀效益,也包括宏觀效益,防范出現中國式“對外貿易貧困化增長”。如果說“對外貿易貧困化增長”這個術語本來問世于一些以初級產品出口為主導產業的發展中國家,貿易條件惡化導致其出口數量增長而收入減少;那么,我國出口以制成品為主,但利潤微薄且利潤多數歸屬外資企業,同樣存在貿易規模增長但對整個經濟發展貢獻減少的風險。
2、由于我國外匯儲備已經連續數年高居世界第一,遠遠超過適度規模,且貿易順差 居高不下,“千方百計擴大出口創匯”的目標已經過去,現在不以擴大出口、獲取外匯等國際支付手段為首要目標,更多地考慮對宏觀經濟平衡的影響,避免外匯儲備增長過快導致基礎貨幣供給增長過快,進而引起資產市場泡沫,乃至全面的通貨膨脹。
3、在繼續充分發揮出口帶動我國產業(特別是先進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發展的積極作用的同時,防止過高貿易順差所代表的新的國際利益轉移機制形成并固定下來,導致我國被鎖定在不利的國際利益分配格局中。
4、維護并推進對我國有利的貿易商品結構演變。隨著我國制造業的發展,我國對外貿易通過國際分工獲取資源的指向也從原來的制成品越來越多地指向初級產品,出口制成品的層次也越來越高,我國外貿必須維護并推進這一符合我國利益的趨勢。
5、通過對外貿易發展創造體面收入就業機會,以及對外貿易發展對國內產業部門的拉動作用,促進內需(特別是國內消費需求)出現明顯增長,防止外需對內需形成擠壓/替代效應,實現內需和外需的平衡發展。
6、充分發揮對外貿易發展對國內經濟部門的拉動作用,防止外貿發展加劇國內外向部門與國內部門發展失衡。
7、防止外貿發展加劇國內社會階層分化,或是保持、增強能夠抵消這一趨勢的能力。
正是在這一背景之下,我國近年貿易政策出現了明顯的調整,“提升結構”明顯比“規模擴張”獲得了更多的權重,“減順差”成為商務部門的工作重心,出口退稅等出口激勵措施力度顯著削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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