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易學研究的新世紀——《二十世紀中國易學史》略論文

　　中國文化正處在一個繼往開來的大時代。當此之時，對二十世紀中國學術的成敗得失進行清理和總結，既是延續中華民族文化慧命、創造民族文化新的復興的基礎，也是提高民族認同感和凝聚力的需要。處于中國傳統學術之核心地位的易學，在20世紀的風雨滄桑中，經歷了巨大的變遷。盡管它再也無法享受到昔日的榮光，卻仍然是一批學人始終孜孜以求的事業，也曾經出現了幾次大的研究熱潮，提出了一些具有鮮明時代特點的新問題，“接受了各式各樣新觀念、新方法的洗禮”，與中國社會和中國文化的現代化進程仍然有著難分難解的關涉。楊慶中博士的大著《二十世紀中國易學史》（人民出版社2000年2月第1版），對二十世紀易學研究成果進行了系統、全面的總結，是當前易學史研究的所取得的一個重要成果。該書的出版，對我們理解和掌握易學對中國文化現代化的意義、理解20世紀中國學術思想的主流精神是極富啟發性的。同時，楊著把深沉的文化關懷體現在嚴謹的學術追求中的態度，對于目前的中國學術界亦不無警示的意義。

　　《二十世紀中國易學史》，是針對著20世紀易學中的一系列新問題的，如八卦是否伏羲所畫，六十四卦是否文王所重，卦爻辭是否文王、周公所系，《易經》究竟成書于何時，孔子是否讀過《易經》，《易傳》是否孔子所作，《易經》是否如歷代經學家所說的那樣，包含了深刻的哲理，《易經》究竟是一部什么性質的書，《易傳》對《易經》的解釋是否符合《易經》的本義，歷代易學家為解釋《周易》經傳所創設的種種體例是否符合經傳的精神，《周易》經傳的哲學性質是什么，研究《周易》經傳應該遵循什么樣的原則，易學與中國古代哲學特點的形成、與中國傳統自然科學的發展、與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的形成等有什么樣的關系等等。“這些問題，都是本世紀的易學研究中遇到的、為傳統經學所沒有或不太注意的問題，屬于本世紀所獨有的易學話題。如何看待這些新話題，它們與傳統易學有什么關系，對易學的發展有什么意義，與本世紀中國文化思想文化發展的主流精神有 什么關系，在本世紀中國學術思想發展史中具有什么樣的地位等，都需要作出分析和總結。”（2頁）以這些問題為對象，堅持嚴格的歷史性原則，該書客觀、準確地把握了20世紀易學研究的發展線索、內在規律和總體價值。具體說來，該書正確地把握了以下三點：1、正確地把握了易學研究與時代的思想文化背景的關系。2、正確地把握了易學發展中新舊之間、不同流派之間的批判、繼承、創新的關系。3、正確地把握了本世紀易學研究在中國思想文化發展中的地位。

　　全書分上下兩編，上編分三章論述了從1900年到1949年的易學發展史。第一章討論經學家的易學研究，如以社會學解《易》的章太炎，以《易》附會西方自然科學的杭辛齋，和發明象學的尚秉和等。第二章討論古史辨派和唯物史觀派的易學研究，主要論述了顧頡剛、李鏡池和郭沫若的易學研究之得失。第三章為“易學研究的新探索”，從《易經》注釋的新探索和《周易》義理、象數的新探索兩個方面，討論了于省吳、高亨、聞一多和蘇淵雷、金景芳、熊十力、薛學潛等人的易學思想。總的說來，這一時期的“易學研究是在打破舊文化和建設新文化的社會大背景中進行的，呈現出新舊并存、對壘和除舊布新的特征。”（8頁）下編分六章討論了從1950年到1997年的易學研究情況。第四章論述了五六十年代的易學討論，第五章論述了八十年代以來《周易》經傳的注釋與研究情況，第六章敘述了建國以來的易學史研究，重點介紹了朱伯昆先生的《易學哲學史》，第七章介紹了利用出土文物研究《周易》的情況，第八章敘述了在中西文化比較熱和民族文化反思熱的背景中，以余敦康、董光璧和張立文等為代表的一批學人對《周易》思想的現代詮釋，第九章介紹了臺灣地區的易學研究。作者認為，1949年以后，大陸的易學研究是在馬克思主義占絕對統治地位的社會大背景中進行的，雖然也存在歷史觀點上的不同和爭論，但“派在學內”。這一論斷雖然還可以討論，但作者按專題介紹的編排卻是非常合理的。

　　對方法論的重視是《二十世紀中國易學史》一書的特色之一。作者認為，20世紀中國學術思想的主流精神是理性主義。這種理性主義精神首先就表現在方法的建立上。“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的易學研究，與傳統易學研究的最大不同之處，恰恰就在于觀念的不同和方法的差異。”（534頁）就觀念說，擺脫了經學模式的束縛，打破了《周易》的神圣性和神秘性。就方法說，傳統易學的象數學方法和義理學方法在本世紀漸漸式微，代之而起的是與新史學思潮相符合的一些新的研究方法。本世紀易學研究有三種方法，大體代表了本世紀易學研究的三個發展時期的主流特征。以顧頡剛及古史辨派為代表的實證主義方法在二、三十年代最為盛行，唯物史觀的方法在五六十年代最為獨尊，邏輯分析的方法則在本世紀的后二十年最有特色。建基于方法論創新上的20世紀易學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新成就，作者對之作出了極其充分的評價。

　　當然，作者也清醒地看到了20世紀易學的研究的不足，比如片面疑古的虛無主義，“站在易學之外研究易學”的局限等。之所以沒有產生真正意義的“現代新易學”，原因就在于站在易學之外研究易學的方法與對象二分的模式存在著一定的局限性，那就是往往容易造成分析批判有余，繼承創新不足。我認為，指出這一點是很有意義的。站在易學之外研究易學固然有助于恢復學術史的本來面目，但卻不容易體會到先賢苦心孤詣創說的旨趣所在，從而難以發揚傳統思想中的真知灼見，對中華思想的創造性發展做出貢獻。所以，一定程度的“同情的了解”是不要的，否則民族文化發展的內在動力將不可避免地弱化。

　　對20世紀易學研究進行總結，是為了21世紀易學研究的進一步繁榮。作者預言：未來“易學研究的格局將豐富多彩，理性主義的新傳統在受到普遍尊重的同時，傳統經學發揮派的思維路數也將會得到許多學者的認同和實踐。”（545頁）同時，作者提出了對未來易學體系的創新與建構有重要意義的幾個方面的研究。其一，易學研究的方法論問題。其二，易學理論思維的研究。其三，易學與現代科學方法論的研究。其四，易學與中國社會主義新文化的建設問題。在此，作者的深思慧解和戰略眼光充分表現了出來。

　　楊慶中博士曾先后師從方克立先生和石峻先生研究中國哲學，在易學研究方面學養深厚，成果突出。本書體現了他一貫的治學嚴謹的風格，材料豐富，邏輯嚴密，文筆老到，評價公允，確乎是一本好書。書中發人深省之處比比皆是，使我受益非淺。當然，正如方克立先生的序中所指出，作為我國學術界第一部系統探討和總結本世紀易學研究的專著，該書也難免有一些不足之處。除了方先生所指出的，我想還可以指出以下幾點：1、和合學問題，似應由20世紀思想史或哲學史來研究。2、以佛解易問題，只提到章太炎和蘇淵雷，其實歐陽竟無、太虛、王恩洋等人都有極其重要的論述。3、對象數易和科學易的意義似未有深刻認識。但瑕不掩瑜，我相信此書的出版，將極大地推進新世紀的易學研究。

　　《復》之《彖傳》曰：“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在千年之交，每一個關心中國文化的人當關注易學的過去及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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