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梁批評家對秘阮詩與正始詩風評價之差異論文

　　摘要：齊粱批評家肯定祛、阮詩，但又對正始詩風評價不高，如鐘嶸認為正始詩風“陵遲衰徽”，劉鵡認為“浮淺”、輕澹，蕭子顯、沈約論及魏晉南朝文學流變時唯獨不提及正始詩風二對樓阮詩和正始詩風分別作出不同的價值判斷，這是齊梁批評家的共識，文章并試圖分析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

　　關鍵詞：祛阮詩 正始詩風 齊梁批評家 價值判斷

　　正始詩風是三國魏后期的一種詩歌風貌，出現于齊工曹芳正始年間�！�嚴羽在《滄浪詩話·詩體》中給正始詩風下了定義：

　　正始體，魏年號。祛阮諸公之詩。

　　嚴羽以橋阮詩為正始詩風的典型代表，現各中國文學史教材一般都沿襲此說。但是，在嚴羽生活的南宋時期，流傳下來的正始詩歌已經很少了，宋代的f祟文總目》中所著錄的先唐文集僅十五家，《直齋書錄解題》確定的舊集也不過十三部，它們中關于正始詩人的文集只有阮籍、稽康二家，嚴羽當時所能看到的也只有瓏、阮兩位詩人的別集。也就是說，嚴羽是在舊文集散失殆盡，難以看到其他正始詩人的詩歌的悄況下給“正始體”定義的。南朝齊梁人鐘嶸在《詩品序》中論述了詩歌的流變，對正始詩風的論述與嚴羽不同：

　　降及建安··一彬彬之盛，大備于時矣。而后玫遲衰橄，迄于有晉，太康中，三張、二陸、兩潘、一左，勃爾俱興，垃武前王，風流未沫，亦文章之中興也。

　　鐘嶸肯定了“彬彬之盛”的建安詩風及“勃爾俱興，踵武前王”的太康詩。但對建安之后、太康之前的詩歌，即對正始詩歌只以“而后陵遲衰徽，’六字一筆帶過，認為正始詩風逐漸倒退衰落了，基本上否定了正始詩歌。而鐘嶸在三品論人時，卻以阮籍為上品、毯康為中品。對秸詩予以贊揚：“頗似魏文”、’“托喻清遠、良有鑒裁，亦未失高流矣�！辈タ翟婎H似魏文帝曹巫，但正始詩風不能’。踵武前王”，阮籍詩列為上品，但正始詩風‘。陵遲衰微”。另外，在上品12位詩人中曹植、劉禎、王架、陸機、潘岳、張協、左思、謝靈運都是分別作為建安、太康、元嘉詩風的典型代表出現在鐘嶸《詩品序》對歷代詩歌演變的論述中，李陵、班姬的名字也列在對兩漢詩歌的論述中，惟有阮籍沒有出現，可見，在鐘嶸看來，阮籍、播康井非是正始詩風的典型代表。至少我們可以確切地說，鐘嶸對秘阮詩及正始詩風的價值判斷是不同的。從鐘嶸、嚴羽二人所處的時代、文化環境來看、齊梁時期保存的（先庸，）文集較南宋多近百倍，據《隋書·經籍志》記載，梁時著錄的別集和總集約有一千一百三十丑部，梁人著錄的正始文人的集，除裕、阮的集子外，還有何晏14卷〔錄。卷〕，劉動3卷（錄t雄夕，：曹退A卷，。應碑切卷成錄番卷，，繆襲等、還保存了夏侯玄、劉僧、鐘會等人的文集，我們可以說，鐘嶸所見正始詩文，就（隋志》存目覆按。實較后人為多，其所評論迥異嚴羽管窺帶測之談，白舞更允當可信。

　　與鐘嶸同時代的齊梁批評家劉婆也對正始詩風及播阮詩的評價不一樣�！段男牡衤暋っ髟娔仍E》云：‘’正始明道、詩雜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淺。唯裕志清峻，阮旨遙深，·故能標焉：””道”指道家思想一劉招指出當時正始詩風總的特點是浮淺的。正因為此，播阮“清峽，、’‘遙深”之詩才別開一路�？梢哉f，劉鵡對正始詩風及播阮詩也作出了不同的價值判斷。在《時序篇》中，劉舞說：何劉群才，迭相照耀。少主相仍，唯高貴英雅，顧盼含章，動言成論‘于時正始余風，篇體輕渝。而稻、阮、應、繆，并馳文路矣”。劉鰓在這里又一次指出浮淺輕淡是正始詩風的特點，代表人物是何晏、劉肋等人。與《明詩篇》一樣，劉蟋是把稽康、阮籍劃入了與何晏之徒不相類的另一路文人。這樣、劉鰓實際上以何晏為首和以稽、阮為首把正始年間的名士劃分為兩類、兩類名士實為異派，引《說新語·文學篇》中劉孝標注可證：‘’宏以夏侯太初、何平叔、王輔嗣為正始名士，阮嗣宗、松叔夜、‘。。巨源、向子期、劉伯倫、阮仲容‘王嗜仲為竹林名士，裴叔則‘樂彥輔、王夷甫、卑子毒、王安期、阮千里、衛叔寶、謝幼輿為中朝名士”。夏侯玄、何晏、王弼代表的是朝廷中的正始名士，樓、阮代表的是放誕疏狂的竹林名士，他們的思想性格、處世態度差別很大，他們的詩歌在劉娜看來，分別代表著兩類詩風：播、阮詩風’。清峻”、‘一遙深”，何晏詩風輕淡浮淺，且占當時詩壇主流地位。

　　在鐘嶸的《詩品》里，阮籍詩‘。厥旨淵放，歸趣難求，，（《詩品上》夕，袖康詩‘。峻切、評直、露才，〔《詩品中》）與劉鵡的’。稽志清峻、阮旨遙深、’評論相同。鐘嶸劉鵡分別以。‘陵遲衰徽”、“率多浮淺、、評正始詩風，可以說，在對正始詩風的整體把握及對檢、阮詩歌的評價七、鐘嶸、劉林的觀點是一致的。 對搐阮詩及正始詩風作出不同的價值判斷、這種現象不僅表現在鐘、劉二人這里，還表現在南朝同時代的其他批評家身上。梁初蕭子顯在《南齊書·文學恨器侖》中論述了魏晉南朝文學的流變：�！傲暺篂槔�，事久則讀，在乎文章，彌患凡舊，若無新變，不能代雄。建安一體，《典論》短長互出：播、陸齊名，機岳之文永異。江左風味，盛道家之言，郭璞舉其靈變，許詢極其名理二仲文玄氣，猶不盡除，謝混情新，得名未盛。顏、謝并起，乃各擅奇；休，鮑后出，咸亦標世。朱藍共妍，不相祖述。’‘蕭子顯從文學新變的角度論述魏晉南朝時文學的發展，但唯獨沒有提及正始詩文，可以說。剛剛興起玄言旨趣的正始詩風在蕭子顯心中分量不是很重二同樣，在稍早一點的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中，也沒有提到正始詩風：‘’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二祖陳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緯文。以文披質·，一降及元康，播陸特秀，律異班、賈，體變曹、王，緝旨星稠，繁文綺合，綴平臺之逸響，采南皮之高韻。、’和蕭子顯一樣。沈約也是從新變的角度評魏晉詩歌，也不愿提正始詩風：事實上。相對于建安詩歌而言，正始詩歌已經有了很大變化，表現玄學思想及人生境界的詩歌己經大量涌現，羅宗強先‘全認為：“正始文學創作的一個新傾向。便是在作品中表現老莊人生境界”、也就是說，建安正始寺風的轉變，表現為建安風骨向正始之音的轉變。從漚歌建功立業到抒寫老莊情懷的轉變。沈約、蕭子顯不提正始詩風，并非不以秸阮詩為然，《文選》選錄稽康詩《悲憤詩》一首、《贈秀才入軍》五首、《雜詩》一首，阮籍詩《詠懷詩》十七首，而《文選》選詩精審，入選詩歌多為名篇名作、可以說也代表了沈約、蕭子顯等南朝人的共識，而沈約也曾為阮籍‘詠懷詩少作注（見李善注屯文選》）也正說明了這一點。

　　這種南朝批評家在稿、阮詩及正始詩風的價值判斷上呈現出相同或近似的看法，原因君封白在于正始年向興起的玄言詩不符合南朝人對詩歌的審美理想。《文心雕龍》云：”迄自正始，務欲守文，何晏之徒，始盛玄論，干是腆周當路，與尼父爭途�！庇衷疲骸啊Ｕ�始明道，詩雜仙心�！眲⑷镏赋隽苏�始年間興起的詩是玄言詩。而玄言詩“明道”。宣揚老莊思想，容易導致文辭枯操平淡，缺芝文學意味，難以為具有高度文學自覺憊識的南朝批評家所認同。沈約贊同卜好詩圓美流轉如彈丸”（《南史、王綺傳》〕，主張“以情緯文，以文披質”，所以批判玄言詩“寄言上德，托意玄珠，道麗之辭，。無聞焉爾”（《宋書·謝靈運傳論》）；鐘嶸的詩歌審美理想是“自然英旨”，欣賞‘。思君如流水’式的直尋和“高臺多悲風”式的即目，覺得玄言詩利理過其辭，淡乎寡味，、“平典似《道德論》，建安風力盡矣”（《詩品序））；劉姆論文重視思想內容。批評玄言詩“世極速遭而辭意夷泰”（《時序篇》），即時勢世道艱難，文章辭意卻平和，‘“嗤笑絢務之志，崇盛忘機之談”（《明詩篇》）。即不關心世務，超脫于現實的人生態度：南朝批評家如此指責玄言詩風，自然也就對正始年間何晏倡導的玄言詩風持批判態度。

　　播康‘阮籍詩歌受玄言詩風影響，但他們的詩歌并不在于表現抽象的玄理、而是表現他們的志向，南朝人論磅、阮詩也是從他們詩表現志向。而不是表現玄理這一角度出發、如顏延年評玩詩�！�阮籍在晉文代常慮禍患，故發此詠耳”（見《文選》李善注），江i《雜體詩》三十首擬格詩題為“。言志”，擬阮詩題為“詠懷，’。又有‘。效阮公詩，*十五首，江淹在《自序傳》中云“王與不逞之徒日夜抗議，淹知禍機之將發，又賦詩十五首，略明性命之理、因以為諷，*，與顏延之一樣，江淹也以為阮詩是優慮禍患、明性命之理的言志之作，所以才用來諷諫劉景素。鐘賺評阮詩‘’厥旨淵放，歸趣難求。顏延之注，怯言其志”〔《詩品上》〕，劉德評“稽志清峻，阮旨遙深”也都是從他們詩耿言志這一角度出發。而今人學者論及秸阮詩與玄言詩關系時，更多是J夕思想方法來闡述，認為稽阮在言意關系的最高層面’‘言不盡意”、“得象忘言，，上表達清峻或遙深的情感，我們也注意到，這些情感井不是玄言、表現手法是一回事，詩歌內容是一回事、與其說稽阮詩是玄言詩，不如說稽阮用玄學思想方法來表達深沉復雜的情感。南朝人在松康詩中讀到詩人對現實的批判和對理想的向往，在阮籍隱晦的詞旨中讀到憤世憂世之情，這些強烈的批判色彩、沉重的優患之感正是詩雜仙心、明道的玄言詩所缺少的。對稽阮詩和正始詩風分別作出不同的價值判斷，這是齊梁批評家的共識，他們對正始詩風不予評價或評價不高，正是因為正始年間興起的玄言詩這種詩敲欠在藝術性及思想性上都不符合南朝人的審美趣味，而裕阮引人玄學思想方法，主要表達的不是玄學的哲學思辨，而是深沉復雜的情感，這又與玄詩不同，這或許正是齊梁批評家批判正始詩風而又肯定裕阮詩的深層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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