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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語方言區域劃分的原理與實論文
漢語方言分區，是參照方言形成和發展的歷史，把一些具有共同特征的方言點連成一塊方言片，再把若干個具有相似特征的方言片連成一個更大的方言區�；蛘呤牵ㄟ^可行的方式，歸納出客觀存在的方言系屬，給以一定的名稱，作出一定的說明。方言的分區，說到底，無非是把客觀存在的、不同類型的方言系統如實地揭示出來，既準確地反映方言的面貌，又全面揭示方言的歷史發展規律，闡明不同方言之間的關系，等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然而，“方言跟方言間的分界有顏色跟顏色的界限那么糊涂，而所含有的因素比顏色的分別還復雜得多�！币虼耍謪^的結果必定會顯示出不少的差異。造成這些差異的原因，跟漢語的復雜性、劃分方言的條件及角度、選材的標準、所調查的材料是否完備，等等，都有直接的關系。其中，最為關鍵的是劃分方言的原則和依據問題。關于漢語方言分區的理論和標準，其研究始于上個世紀初，發展到今天，經歷了一個從嘗試到探索，再到比較成熟的過程。
一、嘗試階段。
這一階段的代表人物是章太炎和黎錦熙。已有資料顯示，最早給現代漢語方言分區的是章太炎，他于1915年在《檢論》中提出漢語方言分區“九類說”；黎先生也在同年發表《國語運動史綱》，提出他的“十二系說”。在此暫不對他們漢語方言分區的結果作任何評價，只討論其分區標準和分區原則。對以上兩人的分區，詹伯慧認為：章氏“沒能完全做到以語言材料作為分區的主要依據”，“過于重視自然地理的因素”；黎氏“從整個分區的框架來看，似乎還沒能徹底擺脫山川地理因素的干擾”。王福堂認為，章氏“對部分方言的語言特點和形成原因作了簡單說明，其中有關社會歷史原因的分析符合史實，方音差異由水土不同而造成的看法則出于傳統，缺乏科學性”，黎氏“所分方言以江河湖海命名，也不免囿于水土之見，出發點和章太炎相同”。一句話，這種分區基本上是印象式的，受制于自然地理因素和行政區劃因素，缺乏方言本體的依據。
這一階段的特點是通過方言調查，掌握了一定的語言材料，為漢語方言分區提供了更多的事實依據。有代表性的分區意見有：七區說（1934，趙元任等著：《中華民國新地圖》第五圖乙《語言區域圖》）。八區說（1937，李方桂《中國的語言和方言》）。九區說（1939，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中國分省新圖》第四版《語言區域圖》）。十一區說（1948，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中國分省新圖》第五版《語言區域圖》）。五大支系說（1940年代，王力《中國語文講話》）。八區說（1955，丁聲樹、李榮：《漢語方言調查》）。七區說（1960、1980袁家驊等：《漢語方言概要》；1981，詹伯慧：《現代漢語方言》）。
二、探求階段。
這一階段比起第一階段有一個大的飛躍，表現在：
1、在初步調查方言現狀的基礎上，注意歸納出基本符合語言實際的特點具體表現在：李方桂在討論他所分的七大區方言時，開始用若干語音演變的現象來說明各方言的特點；王力對他劃分的五大音系的語音特點進行了描述；丁聲樹、李榮對所分的八大方言區的語音特點作了更全面、準確的描述；袁家驊等對所劃分的方言區，不但比較詳細地描述了語音方面的特點，而且還描述了詞匯和語法方面的特點。
2、進行了方言分區理論，特別是關于分區標準的探討這個時期討論得最為熱烈的一個問題，就是方言分區應該以什么為依據�！陡＝h語方言概況》編寫小組提出“以語言材料為依據，而以社會歷史資料為主要參考”，得到了黃家教、詹伯慧等的贊同。后來，他們又把分區時�？紤]的方言特點中的“語音特征”歸納為14個條目。1982年，丁邦新在《漢語方言區分的條件》一文里，提出區分“大方言”、“次方言”和“小方言”的條件：“以漢語語音史為根據，用早期歷史性的條件區別大方言；用晚期歷史性的條件區別次方言，用現在平面性的條件區別小方言”。并說明：“早期、晚期是相對的名詞，不一定能確指其時間。條件之輕重以相對之先后為序，最早期的條件最重要，最晚期的條件也就是平面性的的語音差異了�！贝送�，美國漢學家羅杰瑞（JerryNormah）提出了一套與傳統分區標準不同的新標準，這套標準包含音韻、詞匯、語法三方面，共10類，把漢語方言分為三大區。
3、逐漸明確分區結果的差異，逐步趨同一致。
三、成熟階段。
1985年，李榮《官話方言的分區》、《漢語方言分區的幾點意見》和《中國語言地圖集》的發表、出版及其“十大方言區”分區的提出，實現了漢語方言分區的新飛躍，使漢語方言分區進入更加成熟的新階段。
1、首先是分區理論的成熟主要表現在：
�、偬岢鰸h語方言分區層次的新構架，用“大區——區——片——小片——點”的五個層次劃分法，代替傳統的“方言——次方言——土語”三個層次劃分法，體現了新的方言觀，即漢語方言是由不同層次構成的系統，但就方言自身來說，并無主次、雅俗之分。
�、诿鞔_地提出劃分漢語方言大區和區的兩個基本標準：一是以古入聲字的演變為基本標準劃分官話和非官話；一是以古全濁字母字的演變為基本標準把非官話劃分為九個方言區。官話大區又以古清音入聲字的演變為標準劃分為八個區。這些標準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系統性，既比較客觀地體現了現代漢語方言的語音結構類型，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漢語語音的歷史音變。
2、分區結果的成熟上述劃分大區和區的標準同時具有很強的實踐性，大區、區和區以下的片、小片之間都有明確的分界線。
李榮先生將“晉語”從官話中分立出來，是這一階段漢語方言分區的一大內容。我們暫且不論“晉語”分立的最終結果是放在哪個層次上，但“晉語”研究引起許多學者專家的極大重視卻是有目共睹的事實�！皶x語”分立的實踐同時也表明，要從根本上解決漢語方言分區的標準問題，必須明確以下幾種關系：
�。�1）劃界標準和劃分層次標準的關系。
劃界指的是劃定某個方言區域的范圍，劃分層次是指劃出來的方言區域在方言分區系統中應當歸入哪個層次（大區、區、片或小片）。漢語方言分區的實踐證明，用來劃界的只能是語言標準。操作性最強的是單一的語音標準。用語音標準來界別方言，可能遇到以下兩個問題：一個是用單一的語音標準來劃界是否過于簡單，是否可以用兩個或兩個以上的標準？對此，朱德熙先生認為：“標準多了，要是劃出來的同言線完全重合，那么任選其中一條就夠了，其余的都是羨余的。要是不重合，那么根據不同的同言線劃分出來的方言區就不相同，彼此打架�！倍F實中漢語方言之間的情況是極其復雜的，很難找到單一的語音標準來對其劃界。另一個問題是，是有了“類”后再去找劃界標準，還是根據標準去劃“類”？其實，兩種方法往往是相輔相成的，只是有時側重點或有不同。和劃界的標準相比起來，劃分層次的標準要復雜得多。劃分層次不僅要考慮語言方面的標準，而且要考慮社會、歷史等方面的標準。語言標準不僅要考慮語音方面的標準，而且要考慮詞匯、語法方面的標準。語音方面的標準也不應是單一的，而要考慮能體現該方音語音特點的所有情況。一句話，劃分層次的標準是“多元性的”和“綜合性的”。
�。�2）語言標準和社會歷史標準的關系。
方音之間的差異表現在語音、詞匯和語法等方面，而這種差異的形成跟社會、歷史的發展是緊密聯系的。在方言分區中，劃分方言區域只需要語言標準，而劃分層次則必須堅持語言標準和社會歷史標準的統一。
（3）區別性特征和綜合性特點的關系�！疤卣鳌眰戎赜趨^別性，“特點”則側重于獨特性。
�。�4）方言現狀的結構特點和歷史演變的關系。
方言分區的問題包含空間的因素和時間的因素，空間因素指的是語言的地理分布，時間因素指的是方言的歷史沿革。這兩個因素既有密切聯系，又有區別，區別在于觀察的角度不同，前者是共時的，后者是歷時的；它們的研究方法也不同，前者采用系統學分類法，后者采用發生學分類法。漢語方言分區是對現代漢語方言進行的系統性分類�！胺謪^的最終根據只能是現代方言本身的語言事實”，“歷史標準是無法直接施之于現代語的，我們能夠利用的只是它在現代方言上的投影”。
因此，進行方言分區，首先要對現代方言進行共時的對比分析，歸納出共性和個性，使劃分出來的方言區域具有必要的與別的方言相區別的共性和個性；然后根據劃分層次的標準確定其在方言分區系統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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