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望族的譜牒文獻論文

　　作為記錄宗族活動的重要文獻之一,徽州的譜牒可謂汗牛充棟,浩若煙海:既有地域性的名門望族譜牒,也有跨地域的單姓望族的統宗譜,至于各類房派支系的譜牒,更是數量眾多。

　　徽州譜牒是研究徽州宗族社會及其社會變遷的不可或缺的極其重要的文獻資料。本文擬對現存的1200余種徽州譜牒文獻的特點和學術價值,進行簡要介紹和初步探討,不當或訛誤之處,敬請批評指正。

　　徽州譜牒文獻的主要類型和基本內容

　　徽州譜牒文獻主要是指聚居于徽州各地宗族(含支族、房派等)編纂的各類族譜、宗譜、支譜、房譜和祠譜等譜牒文獻的總稱。

　　徽州譜牒文獻數量眾多,內容豐富,類型繁夥。根據我們對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輯委員會編的《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及國家檔案局、南開大學歷史系、中國社科院歷史所圖書館編纂的《中國家譜綜合目錄》和王鶴鳴主編的《上海圖書館館藏家譜提要》,結合安徽大學圖書館、安徽大學徽學研究中心特藏室以及黃山學院徽州文化資料中心相關資料統計,海內外目前公藏機構收藏的徽州譜牒文獻達1342種。在這些譜牒中,最早的刻本為元泰定年間刊刻的《新安旌城汪氏家錄》七卷,最晚的是2000年編印的祁門《善和仁山門宗譜》。

　　徽州譜牒的編纂體例,大體仿照宋歐陽修、蘇洵所修譜牒之兩種體例而綜合之。就類型與形式而言,徽州譜牒既有非血緣性地域望族匯譜,如陳櫟的《新安大族志》、程尚寬的《新安名族志》和曹叔明的《休寧名族志》等,也有跨地區的具有血緣性質的某姓族譜,如《考川胡氏統宗譜》、《歙淳方氏柳山真應廟會宗統譜》和《汪氏統宗譜》等。不過,明清徽州譜牒中數量最多的還是某地一宗一姓的單一姓氏譜牒或支譜。就譜牒的名稱而言,也可謂名目繁夥、豐富多采,既有稱宗譜、族譜、房譜、支譜,也有家乘、家記、家典、世典(諸如萬歷休寧《茗洲吳氏家記》、雍正《茗洲吳氏家典》和《胡氏世典》)等名目。至于與正本譜牒相對應具有草譜性質的各種添丁紅簿等,更是所在繁多。作為大譜牒范疇之內的譜牒,徽州還有所謂的祠譜、祠志、墓譜等名色。

　　明清時期,徽州譜牒的內容大都十分豐富,其中既有相對較為簡單、俗稱“譜書”的敘述式譜牒,也有俗稱“譜單”的圖表式譜牒。一般譜牒大體包括譜序(含舊序)、凡例、族(家)規、輩分字號、世系圖、祖墓圖、列傳、著述、后序(跋)等內容,有的譜牒還在卷首錄有皇帝恩榮、誥命等文字,以示宗族輝煌之歷史。由于明清徽州社會與宗族的發展相對較為繁榮,因此,尚有不少族譜別開體例、充實內容,以使譜牒真正如《史記》等正史和方志那樣,形成與國史、郡志并列的體例完備之家族史志,如明代萬歷年間程一枝纂修的休寧泰塘程氏宗族族譜《程典》就別出心裁,以典的形式來顯示族譜的威嚴。該典廣征博引,其中引用家譜41部、錄書13部、志書24部、經書2部、史書20部、子書5部、集書5部和雜書3部等共113部各類典籍,并采用史志體例,編成擁有序、凡例和系譜4卷、表4卷、世家2卷、列傳6卷、志9卷、圖4卷、錄3卷及其附錄等多卷在內的體例完備、內容豐富、風格獨特的泰塘程氏族譜。另如休寧《茗洲吳氏家記》、《茗洲吳氏家典》等譜牒,都是內容豐富、體例獨特、形式靈活的徽州著名宗族譜牒。

　　徽州譜牒文獻的特點

　　作為一種家族歷史和文化的記錄,徽州譜牒文獻呈現出諸多迥異于其他地區譜牒文獻的特點。趙華富教授曾用“數量大和善本多”來概括徽州譜牒文獻特點。這是有一定道理的。

　　綜合我們所了解的徽州譜牒文獻情況,我們以為,徽州譜牒文獻具有以下一些重要特點。

　　首先是善本多。關于善本的標準,我們這里姑且不去討論,但就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輯委員會編的《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史部傳記類二之宗譜和雜錄(我們一概稱之為“譜牒”類)統計,全國譜牒類文獻共有684種(含復本),其中屬于徽州的即有360種(含復本)之多,占一半以上。這里尚不包括收藏譜牒文獻數量最多的上海圖書館的全部統計數據。就目前存世的宋元譜牒文獻而言,較為明確的元代刊刻譜牒,徽州即有《新安胡氏歷代報功圖》、《新安汪氏族譜》和《新安旌城汪氏家錄》等3種被保存了下來。至于明代刊刻的徽州譜牒文獻善本,據不完全統計,目前尚有378種存世。

　　其次是數量大。徽州歷史上宗族控制嚴密,向有編纂譜牒的傳統,自宋元以迄民國,徽州各地宗族編纂的譜牒總量不下萬種。經過歷史的滄桑巨變,保存至今的各類譜牒,尚有1342種,這還不算收藏在徽州民間的譜牒文獻。這1342種譜牒文獻,其編修時間如下表所示。

　　由此表統計數字,我們不難看出,徽州歷史上的譜牒編修是十分繁榮的,在徽州,向有“三世不修譜,逆莫大焉”的忌諱,因此,聚居各處的宗族對編纂譜牒特別重視,正如明末王成瑾在為崇禎《海陽吳氏族譜》作的序中所云:“(家譜)無之,將見貴不齒賤,富薄其貧。吾恐昭穆不分,尊卑失序;宗法不立,嫡庶奚明?勢不至等,親又為陌路,而視陌路為親親者,幾稀矣。吾知譜之所系匪細也。然家之無譜,不猶國之無史乎?國無史,無以紀歷代,無以征文獻;家無譜,無以明世系,無以溯淵源。譜之時義大矣哉!”徽州的譜牒編纂就是這樣遵循著傳統,一代一代地承續了下來,成為徽州譜牒數量多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徽州宗族收藏譜牒的傳統,則保證了徽州譜牒大量存世。

　　最后是類型豐富。徽州譜牒不僅善本多、存世數量大,而且類型極其豐富。關于徽州譜牒眾多而豐富的類型,上文已有揭示,此處從略。

　　徽州譜牒文獻的價值

　　同所有地區的譜牒文獻資料一樣,徽州譜牒文獻資料具有重要的價值。這些價值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文獻價值。譜牒作為一種歷史文獻,具有重要的文獻價值。現存的徽州譜牒特別是元明時期編修和刊刻的譜牒,不少是傳世孤本,它集中代表和反映了徽州印刷業的成就。元代的徽州譜牒,無論從版本上說,還是從印刷技術上說,都是一種難得的第一手歷史文獻。通過這些譜牒,我們可以了解元代徽州的出版和印刷技術,進而對徽州出版印刷成就作一深入了解和研究。

　　其次,對歷史研究的學術價值。譜牒作為一種歷史文獻,對研究歷史具有極其重要的學術價值。徽州譜牒文獻,為我們進行徽州歷史特別是宗族制度史和徽州社會經濟史研究,提供了極為珍貴的第一手文獻資料。譜牒文獻是宗族和家族史的重要記錄,盡管其中不乏攀附名人和荒誕不經之記載,但就總體而言,譜牒所記錄和反映的徽州宗族和社會經濟史基本是真實的。它對徽州宗族結構、功能、變遷及其運行,記載尤為詳細。透過它,我們可以對徽州宗族的個案進行深入的剖析和探討。而譜牒中大量關于徽商經營的記錄,則為我們從事徽商研究,帶來了極大的方便。另外,徽州譜牒關于徽州大姓望族的遷徙記載,則為我們進行徽州移民史研究提供了最為可信的原始記錄,使我們得以窺見徽州歷史上人口遷徙和分布的詳細過程。

　　復次,尋根文化價值。譜牒是一家一族之歷史記錄,姓氏源流、世系傳衍、居地遷移,均可從譜牒文獻中找到依據。中國歷史上經歷多次動亂,民族遷徙頻繁,徽州大姓望族大都來自中原地區。利用現存的徽州譜牒,我們可以找尋到徽州大姓望族的源頭。因此,徽州譜牒對目前方興未艾的尋根熱潮,是一種極為難得的重要歷史根據,對繁榮尋根文化和增強民族凝聚力,具有不可低估的實用價值。

　　再次,傳世的徽州譜牒還能為地方編史修志提供最為詳細的可信資料。徽州各地編史修志的不少材料是來自于徽州譜牒資料的,畢竟譜牒資料對一個村莊、一個家族的歷史變遷,是迄今為止村莊和家族歷史的最為原始的真實記錄。徽州各地在編史修志過程中,大量使用譜牒資料,從中找出徽商、徽州名人和家族的詳細記錄,這是其他資料所難以比擬的。假如沒有數以千計的徽州譜牒作為參考,那么要想編纂出一部內容豐富翔實的徽州方志和地方史,將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情。

　　最后,徽州譜牒還對民俗史、社會史、經濟史、人口史、科技史、宗教史、婦女史和法制史等研究,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就科技史而言,我們知道,作為宋代科技成就的重要標志之一,就是膽水浸銅法,張潛父子曾對這一成就進行了記錄和總結,寫成《浸銅要略》二卷。但遺憾的是,這部珍貴的科技史著作早已散佚。我們在乾隆婺源《星源甲道張氏族譜》中,發現了《浸銅要略》的兩篇《序》,這一珍貴的發現,對我們了解和探討宋代膽水浸銅法及其《浸銅要略》,提供了極其難得的依據;更為難得的是,該族譜還載有張潛的傳記。所有這些,都有力地說明,盡管徽州譜牒文獻中還存在諸如攀龍附鳳、隱惡揚善和蒙冒濫承等不實甚至荒誕不經記錄等弊端,但只要我們慎重加以使用,去偽存真,詳細考辨,還歷史本來面目,這些珍貴的歷史文獻,其學術價值應當說還是十分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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