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地緣政治研究進展與中國海洋地緣環境研究探索

作者：韓增林彭飛張耀光劉天寶鐘敬秋

地理科學 2015年04期

修訂日期：2014-07-16

中圖分類號：K901.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0690(2015)02-0129-08

政治地理學以研究人類社會政治現象的空間分布、聯系和差異形成規律以及與地理環境關系為主要內容，是政治學和地理學之間的邊緣學科[1-3]。政治地理學是人文地理學的一個重要分支，地緣政治學的相關研究又極大的深化了政治地理學的理論研究體系[4]。地緣政治是指國家間、地區間或民族間基于地理區位、地理空間和歷史地理等因素而形成的政治軍事聯合、結盟(政治和軍事集團化)或政治對立乃至遏制或者戰爭的相互關系態勢及演變過程[5]。與經濟地理學、城市地理學、旅游地理學等分支學科的迅速壯大相比較，中國政治地理學(地緣政治學)的發展不溫不火且形式大于實質[6]，海洋地緣政治亦既無明確的學科定義，也沒有明晰的理論研究體系。目前，海洋地緣政治是地緣政治學發展中極為重要的方向之一，關于海洋地緣政治研究中的“海洋”既是對該學科研究方向的定位，即海洋權力與海洋權益；同時也闡明了政治地理學在“海洋”領域的空間尺度，即海岸海洋與人類政治活動的相互作用；深海海洋與人類政治活動相互作用；全球海洋環境變化與人類政治活動的相互作用——驅動、影響和響應[7]。海洋政治地理學研究對象的性質決定其具有歷史性、政治性和綜合性等多個方面的特征[3]。

國家的生存與發展同周邊地緣安全環境有著極為密切的關系，中國的周邊外交戰略要堅決服從和服務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8]。中國與8個國家(朝鮮、韓國、日本、菲律賓、馬來西亞、文萊、印度尼西亞和越南)海上相鄰，海岸線總長約3.2×(其中大陸海岸線1.8×，島嶼海岸線1.4×)，海洋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面積約300×，中國的海洋周邊鄰國在國家變遷、社會制度、民族宗教與發展水平存在較大差異，地緣環境錯綜復雜。除中韓蘇巖礁之爭、中日釣魚島爭端、中日東海大陸架劃界問題以及南海問題爭端等直接沖突之外，朝鮮半島核危機、日俄北方四島之爭、日韓島嶼之爭等潛在危機也同樣加劇了中國海洋地緣安全的威脅[9]。復雜的海洋地緣環境與日益擴大的中國國際影響，迫切要求海洋地緣政治在學術層面上予以回應，迫切需要具有中國特色的地緣理論提供科學支撐。然而，中國海洋地緣政治的發展無論從研究條件還是研究進展都遠遠落后于中國海洋周邊地緣研究的發展需求，學科發展的現狀更是無法滿足與21世紀中國崛起的特殊敏感時期的“維權、維穩、合作、發展”的外交任務。為此，近年來，中國地理學會，特別是世界地理專業委員會通過舉辦學術會議等方式強化了對政治地理學研究的號召，北京師范大學率先通過3次舉辦“周邊地緣環境”相關議題的國際研討會初步確立了“地緣環境”研究的理論體系，全國相關的各大院所也相繼加強了對地緣政治、經濟、文化的相關研究[10～17]。但總體來看，國內學者對于海洋層面的地緣政治研究重視不夠，相關的研究成果仍十分薄弱。鑒于此，本文將中國海洋地緣政治放入西方政治地理學研究的脈絡體系中，結合中國的國情，探索中國海洋地緣政治發展的新方向。一方面，總結和歸納西方海洋地緣政治與中國海洋地緣政治的發展歷程與特征，反思中國海洋地緣政治的發展現狀與不足，從而提出發展“海洋地緣環境”的研究方向；另一方面，通過對“海洋地緣環境”的內涵分析、空間尺度分析以及未來主要研究內容的展望，初步構建中國海洋地緣環境的研究體系，以期豐富中國海洋地緣政治理論體系與實現海洋強國戰略提供科學決策之目的。

1 國內外海洋地緣政治研究進展與不足

1.1 西方海洋地緣政治的發展歷程回顧及其特征分析

海洋地緣政治問題包含在地緣政治研究體系之中。在過去的一個多世紀里，傳統的地緣政治理論以其宏觀的思維模式、鮮明的理論格調和對現實國際問題的敏感關注，在理論和實踐上都極大地影響了世界歷史的總體進程，成為近代以來思想傳統中值得關注的一支[18]。然而在本世紀初，隨著科技革命帶來的沖擊以及全球化進程的不斷深入，不同尺度地緣體間“相互作用”的時空維度都大大縮小，傳統的地緣政治思想面臨著嚴重的挑戰，批判地緣政治通過對地緣政治本體論、認識論和思想史的重新審視，顛覆了傳統研究中的物質決定論與“科學”萬能論觀點，新地緣政治學[19]思想接踵而至。鑒于此，文章通過總結和歸納西方地緣政治思想中涉及海洋地緣思想的脈絡，西方海洋地緣政治學的演變過程可以按照不同時期研究主體的特征劃分為4個階段，且每個階段具有不同的方法論和理論發展特征(表1)。

1)海洋地緣政治理論形成階段(1890s前)。任何一個理論體系都有自身的思想來源，海洋地緣政治也不例外。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中通過解釋米諾斯城邦成為海上霸權的地理環境基礎，首次展示了未成體系的海洋地緣思想[20]。柏拉圖則提出了“海洋決定論”的思想：海洋使國民的思想中充滿了商人的氣質以及不可靠、虛偽的性格等。法國哲學家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一書中將“氣候決定論”思想表現得淋漓盡致。直到1897年，地緣政治學的先驅者、德國地理學家拉采爾(Ratzel)出版《政治地理學》并提出“國家有機體”學說，標志著海洋地緣政治思想初步確立[2]。

2)傳統海洋地緣政治理論發展階段(兩次世界大戰前后)。西方許多經典的海洋地緣理論在此階段誕生，并通過兩次世界大戰把海洋地緣政治學經典理論從象牙塔帶到了實踐的舞臺，從此，海洋地緣政治學的發展也達到了歷史的鼎盛時期。1916年，“地緣政治學(Geopolitics)”一詞由瑞典政治學家Kjellen首次提出，并被定義為“把國家作為地理的有機體或一個空間現象來認識的科學”[21]。19世紀末20世紀初，美國歷史學家Mahan提出海權理論并將地緣政治思想運用于國家關系分析，指出控制海洋是掌握世界權利優勢的關鍵。20世紀初，英國地理學家Mackinder[22]提出“陸心說”，他認為“誰統治東歐，誰就能控制大陸心臟(歐亞大陸)；誰統治大陸心臟，誰就能控制世界島(歐亞非大陸)：誰控制世界島，誰就能統治全世界”[23]。20世紀20年代，德國地緣政治學家Haushofer提出“生存空間論”，主張國家是一個必然擴大或死亡的有機體，可以不顧“無力開發自己領土的國家”的主權[24]。1942年，美國國際政治學家Spykman提出“陸緣說”和“邊緣地帶”理論，認為位于“心臟地帶”與海洋邊緣之間的歐亞大陸邊緣地帶(納粹德國)是控制世界的關鍵，只有英美兩國的海權和蘇聯的陸權結合起來才能征服德國對世界的統治[25]。二戰之后，由于地緣政治的“德國化階段”因素的影響，西方地緣政治學迎來了歷史上最灰暗、飽受爭議的20a，轟轟烈烈的“計量革命”也將地緣政治學作為了主要的“批斗對象”[6]。然而此時，“美國實用主義地緣政治學”在二戰后的冷戰時期逐漸興起。

3)海洋地緣政治理論現代化階段(1960s～1990s)。海洋地緣政治理論在該階段的主要特征是世界體系理論的引入以及地緣政治的“尺度變化”盛行，“尺度變化”既包括空間尺度的伸縮，也包含研究內容的轉換。20世紀60年代末，西方海洋地緣政治思想開始由冷戰時期的兩大陣營向世界多極化和區域化轉變，具有代表性的思想有美國學者Cohen[26]提出“地緣政治戰略區模型”以及“多極世界”，并進行多次修改以適應時代發展，他將世界劃分為地緣戰略區和地緣政治區2個等級，地緣戰略區包括依賴貿易的海洋世界和歐亞大陸世界兩部分，中東地區是2個地緣戰略區之間的破碎地帶，而南亞為獨立的地緣政治區[27]。Bruce[28]指出國家的地理位置同時決定了貿易和沖突的水平，因而影響沖突的主要因素不是貿易關系，而是地理位置。20世紀80年代，Taylor[29]根據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理論提出了整合多尺度政治地理學研究的三層次空間結構分析體系：中心-半邊緣-邊緣、世界經濟-國民國家-地方的多尺度分析。美國新自由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的代表Robert等[30]則在《權力與相互依賴—轉變中的世界政治》中，將海洋問題與貨幣問題并列作為闡述其相互依賴理論的典型個案，成為其國際制度理論分析的一個重要路徑。澳大利亞學者Prescott[31]所著的《海洋政治地理》揭示了世界各國在日漸形成的領海、漁區、大陸架、公海等領域的國際海洋制度上的不同主張及其成因。美國地緣政治學家Brzezinski[32]的學說代表了現代美國的地緣政治思想，他認為美國主要的地緣政治表現是美國在歐亞大陸所發揮的前所未有的作用，并將歐亞大陸作為美國最重要的地緣政治目標。總體來看，該階段的海洋地緣思想重新強化了全球宏觀尺度的研究，但是，與傳統海洋地緣政治理論相比，研究的重心由指向外交、軍事政策的應用轉為世界經濟與政治動態的空間分析以及法律與制度框架內的海洋政治理論[33]。

4)新海洋地緣政治理論探索(1990s后)。后現代主義的引入引起了地緣政治研究視角的變化，尤其表現在批判地緣政治學的發展[34]。批判地緣政治學理論研究強調人的主觀因素對世界地緣政治的影響，主要體現在文化差異、政治認同、民族性、價值取向、倫理判斷等方面。其中，代表性的著作有Samuel的《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35]、Moi-Si的《情感地緣政治學》[36]等，分別強調文化(海洋文化)、人類的情感(恐懼、羞辱、希望)等因素在世界地緣(海洋地緣)政治中的主導作用。近年來，海洋地緣政治的批判性研究剛剛起步，研究視角的多樣化和人文化是未來海洋地緣政治研究的方向。

1.2 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海洋地緣政治的理論探索

與國外相比，中國的海洋地緣發展起步較晚，林則徐的海防觀念與孫中山的海陸空權并重的地理政治觀是中國近代以來最早的海洋地緣政治思想啟蒙[37]。自新中國成立以來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中國海洋地緣政治在中國政治地理學發展歷程的大背景下進入了30多a的空白期[38]。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在中國老一輩地理學家(李旭旦、鮑覺民、吳傳鈞等)大力支持與號召發展中國政治地理學以及中國全面向“海洋進軍”的大背景下，中國海洋地緣政治的研究成果不斷增多。各領域學者分別從中國海洋地緣政治理論的內涵、內容、方法等方面進行探索，但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論體系。①對于內涵的探索，1996年，地理學者張耀光首次提出“海洋地緣政治”的概念，認為海洋地緣政治是海洋國家(沿海國家或島嶼國家)之間由其所處地理位置和海洋地理緊密相關的其他因素引起的結盟或對立乃至戰爭的發生、發展及其演化規律的科學[39]。隨著區域化、全球化進程的深入，地緣經濟與地緣文化等在塑造地緣政治格局中的作用受到國內外學者的高度重視，海洋地緣政治的內涵因此而寬泛化[5，40]。②對于研究內容的探索，不同學科研究的視角和方法有較大差異。地理學者注重從歷史地理演進的方法研究中國海疆格局的時空演變過程、格局、機理以及基于國家海洋安全的地緣政治、經濟、文化研究[21，41]；法學學者則注重國際海洋法律、海洋制度的相關研究，從而基于法理的角度維護國家海洋權益[40，42]；國際關系學者更加注重海洋權力理論的探索以及基于國家角度的海洋戰略性問題研究[43，44]，中國海洋可持續發展面臨諸多問題的挑戰，國家海洋安全(海洋經濟安全、海洋能源、資源安全、海洋領土安全、海洋生態環境安全等)日益受到各領域地緣學者的重視[45]。③對于研究方法，近年來，國內學者利用定性和定量相結合的方法探索地緣政治問題，嘗試通過模糊數學綜合評判法測定國際地緣關聯度以劃分地緣經濟板塊[46]，設立事件影響力轉換公式來衡量由事件引起的既有雙邊關系分值的變化[47]，有的學者則提出應將社會網絡關系以“關系”見長的特點與地緣政治中對國際關系的研究結合起來，深入分析網絡形成的背后因素以及網絡對國家間政治經濟關系與國家經濟發展的影響[48]。

1.3 國內外海洋地緣政治研究存在的不足

西方海洋地緣政治取得豐碩成果的同時，也存在發展的不足：首先，由于地緣政治學長期游離于多學科知識體系之間以及缺乏一種普遍科學的分析框架，嚴重阻礙了地緣政治研究的發展，海洋地緣政治也不例外，近年來盛行的批判地緣政治思潮(“意識至上”和虛無化傾向)更加加劇了學科建設中存在的這一問題；其次，當今世界海洋地緣格局的影響因素呈現出多元化和復雜化等特征，某一地緣問題的解釋和解決可能需要地緣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生態等多要素視角的綜合分析以及研究手段(如整體性思維、綜合分析、區域研究、單元考察)和研究方法的多元化處理，因此，傳統的西方海洋地緣政治理論“說服力”進一步下降，亟需新的理論體系的健全和完善；最后，當代西方海洋地緣政治的研究存在理論與實際脫節的傾向，例如，西方學者提倡的超國家、亞國家地緣主體的研究由于領土空間屬性模糊，其地緣政治意識和實踐是否存在值得懷疑，即使存在，對于其研究方法較多采用歷史追憶和文本敘事的科學性有待商榷，包羅萬象的同時難免陷入“東拉西扯”的困境。

目前，中國海洋地緣政治研究還未得到足夠的重視，海洋地緣政治的發展與中國在世界上的“海洋地緣環境”現狀嚴重不符，地理學視角下的相關研究十分匱乏，這與長期奉行的“實用主義”哲學思維以及政治地理學一直未能找到發展的市場需求而缺乏實踐應用課題支持有關。另外，中國海洋地緣政治研究缺乏相關學科理論的支撐和整合，難以形成完整的理論體系，并且研究手段也較為單一并缺乏建設性的實證研究。中國海洋地緣政治研究在安全轉向的過程中非傳統安全研究與傳統安全研究融合明顯不足，例如，海盜和海上恐怖勢力泛濫、海洋災害、海洋環境污染、海洋生態危機加劇等與國家海洋權益之間的關系、作用機理等研究十分匱乏。當今世界，海洋地緣格局的變化受多重地緣要素的影響，海洋地緣理論的研究視角也日益多元化。因此，面對地緣政治的“多尺度轉向”，未來海洋地緣政治的研究應當強化對海洋地緣政治的綜合、系統研究，探尋海洋地緣政治格局形成、演化機理以及與海洋地緣政治、軍事、經濟、社會、文化和資源環境的空間關系；面向國家戰略需求，要敢于挑戰西方政治地理學的經典理論，探索中國特色的海洋地緣政治學研究，并提高研究成果直接轉換為應用成果的程度以及面向政府決策層的服務能力。鑒于以上分析以及在國際、國內雙重發展背景下，海洋地緣環境研究呼之欲出。

2 中國海洋地緣政治發展展望——海洋地緣環境探索

“地緣環境”這一術語在社會科學研究領域最早出現在1994年北京召開的“二十一世紀中國的環境與發展”研討會上，北京大學楊吾揚做了題為“論中國發展的地緣環境”發言，并指出地緣環境是放大了的地理環境，它既包括人類生存環境的有形實體，也涉及介入其中的無形關系，其所闡述的地緣環境主要由地緣自然環境、地緣經濟環境和地緣人文環境3部分構成[49]。1999年姚曉瑞深入探討了俄國海軍地緣環境制約因素，地理環境特征是主要分析視角，特別是地理的絕對位置和相對位置，缺乏對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資源環境的探討[50]。2000年后，以“海洋地緣環境”作為研究主題的相關研究明顯增加，特別是2012年關于“地緣環境”的國際研討會召開之后，相關研究論文數量劇增(圖1)。研究內容主要涉及到海洋地緣戰略[51]、海洋地緣安全[52]、海洋地緣經濟[53]、海洋周邊地緣環境[54]、海洋地緣政治[55]、海洋地緣沖突[56]、海洋資源地緣格局[57]等。這些文獻主題雖然涉及到了“海洋地緣環境”，但是還未有學者真正探討海洋地緣環境的概念、內涵，更沒有海洋地緣環境相關的理論研究體系來指導海洋地緣政治研究。大多學者將海洋地緣環境與海洋地理環境、海洋地緣政治相混淆，甚至相等同。近年來，通過在北京師范大學召開的主題為“地緣環境解析”的3次國際研討會，“海洋地緣環境”作為一個學術名詞被賦予了新的內涵，與過往的海洋政治地理研究相比較，其內容也有了新的突破。

圖1 中國各年份研究主題中含有“海洋地緣環境”的論文數量

Fig.1 The number of researches that the topics containing "marine geopolitical environment" in China

2.1 海洋地緣環境內涵解析

海洋地緣環境是人海關系地域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海洋地緣環境的研究隸屬于海洋政治地理，作為一門交叉學科，海洋政治地理涵蓋了海洋學、地理學、經濟學、國際關系學、社會學、歷史學等，并擁有較多難以辨析的基本概念和術語。吳傳均曾對“人地關系”中“地”的內涵做出精辟的解釋：由自然和人文要素按照一定規律相互交織、緊密結合而構成的地理環境整體[58]。人海關系地域系統是“擴大了的人地關系地域系統”，與人地關系相對應，海洋地緣環境中的“地”特指“海洋地理環境整體”。而“緣”字就是要表達特定區域尺度政治與“地”之間的相互關系。Cohen在其論著《地緣政治學——國際關系的地理學》中所界定的環境(setting)為，由地理特征、模式和這兩者形成的多層次地區組成[26]；Cohen沒有用“environment”，而是選擇了使用“setting”這個詞語，可能有意將地緣環境與地理環境相區別。因為，從地理環境的定義可以看出，地理環境與這里界定的地理特征、模式和這兩者形成的次地區組成還是相差非常大的。除地理特征能夠納入地理環境之外，地理模式和地理特征與模式組成的次地區就無法歸并在地理環境之中。因此，地緣環境包含地理環境，地理環境是影響地緣環境中地緣關系的一部分。我國地理學者胡志丁在《我國政治地理學研究的新發展：地緣環境探索》一文中對“地”、“緣”、“地緣”、“環境”、“地緣環境”等基本概念做了詳細的辨析，并認為地緣環境是指地理上相鄰近國家或國家之下的部分區域組成的地緣體的地緣關系，以及由地緣關系組成的地緣體的地緣結構、功能和影響地緣體的地緣關系的所有內、外部地理環境條件的總和[59]。海洋地緣環境中的“海洋”既是對地緣環境研究中研究目標的拓展，也是對地緣環境研究尺度的延伸。因此，海洋地緣環境是指地理上相鄰近的海洋國家或海洋國家之下的部分區域(陸地和海洋)組成的地緣體的地緣關系，以及由地緣關系組成的地緣體的地緣結構、功能和影響地緣體的地緣關系的所有內、外部海洋地理環境條件的總和。理解海洋地緣環境的內涵首先要明確海洋地緣體的概念，即海洋地緣共同體，是指由地理上相鄰近的海洋國家、海洋國家之下的部分區域或海洋國家之間的接壤區所組成的區域政治共同體。而國家間的海洋地緣關系主要以地理位置、綜合國力、距離等為基礎所產生的國家之間的海洋地緣政治、海洋地緣經濟、海洋地緣軍事、海洋地緣文化、海洋地緣資源環境等作用關系。

從海洋地緣環境的內涵剖析，海洋地緣環境是由區域地理環境、海洋地緣體所構成的地緣關系、海洋地緣體的地緣關系所形成的地緣結構與功能所構成。第一，區域地理環境能夠反映地緣體在地緣環境中的基礎條件，既包含海域地理環境又包括陸域地理環境，即地緣體所處的地理位置以及與此相聯系的各種自然、經濟、社會文化環境的總和。第二，海洋地緣體的地緣關系主要是指不同空間尺度海洋地緣體間產生的地緣政治、地緣經濟、地緣軍事、地緣文化、地緣資源環境等作用關系。不同學者對于各地緣關系側重點不同。例如，Samuel[35]，Moisi[36]側重于文化因素、情感因素對世界地緣秩序的塑造作用。第三，區域地理環境不同以及地緣體、地緣體之間的地緣關系存在差異，直接導致不同的海洋地緣體形成不同的地緣結構，進而產生不同的地緣功能。

2.2 海洋地緣環境研究的空間尺度

海洋地緣環境是人海關系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海洋地緣環境研究的空間尺度既有大小之分，又有橫向空間尺度與縱向空間尺度之分：橫向空間尺度包括人海相互作用的3個空間層次，即海岸海洋、深海海洋、全球海洋環境變化與人類的相互作用——驅動、影響、響應[60]；縱向空間尺度主要包括全球尺度、地區尺度、國家尺度、區域尺度[9]。全球尺度海洋地緣環境研究重點集中在以地區為整體的海洋地緣體的政治區域上，該地緣體的地理區位、地緣政治、經濟、軍事等深深影響著該地區的地緣環境變化。地區尺度的海洋地緣環境分析重點集中在以海洋國家為整體的地緣體的政治區域上，國家間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等軟硬實力對比在塑造整體地區地緣環境結構、特征、功能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國家尺度的研究集中于國家內部的沿海地區行政區的政治區域上，國家沿海地區內部的民族、宗教、地緣經濟等問題成為國家尺度的研究方向。海洋地緣環境在區域尺度的分析重點集中于邊疆地區以及沿海地區邊境與邊界的研究，邊界與邊境問題在塑造國家海洋地緣環境的空間結構與地區穩定中起著重要作用，國家間海洋邊界的劃分也是當今世界海洋地緣問題研究的核心。

2.3 海洋地緣環境近期重點研究方向展望

作為海洋地緣政治研究的新方向，海洋地緣環境是以人地(海)關系為基礎，強調海洋地緣政治、軍事、經濟、社會、文化、資源環境間的時空關系，探索海洋地緣環境的發展過程、演變機理、及其新格局。海洋地緣環境研究目前還處于探索和發展階段，未來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于以下幾個方面：①深化海洋地緣環境理論基礎及研究方法。地緣環境是一個復雜的巨系統，現有的研究還未形成被廣泛接受的研究體系，應當加強地理學與其他相關學科的融合，完善地緣環境研究的基礎理論。過去對于海洋地緣政治的研究側重于軍事安全和國家戰略研究，并產生了“國家有機體論”、“海權說”、“邊緣地帶”等經典理論，而地緣環境研究內容的擴展必將產生地緣政治的新理論[61]。目前，已有的地緣政治學文獻仍以定性研究為主流，對于定性與定量研究相結合以及將3S技術應用到地緣環境的研究還十分薄弱，建立和完善地緣環境數據庫，并將最新的3S技術應用到地緣政治領域已迫在眉睫。②加強不同尺度的海洋地緣環境時空分異格局及其形成機理研究。人類社會政治現象在不同時空尺度下的形成過程、格局、機理研究是政治地理學的主要研究內容。海洋地緣環境的研究也不例外，對于不同地理尺度海洋地緣環境的嵌套和不同地緣安全領域的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等一系列過程都需要深入的研究和分析。另外，如何將海洋地緣環境這個多元的復雜系統納入一個統一的分析框架并集中探討系統各元素間的作用機理以及所形成的地緣結構等科學問題是今后研究的重點和難點。③安全轉向背景下的多尺度海洋地緣環境系統脆弱性研究。隨著國際安全研究由經典現實主義與理性主義安全向建構主義安全研究的轉向[9]，中國海洋地緣安全因子逐步由軍事、政治領域為主向經濟、社會、環境等領域拓展。脆弱性是系統安全研究的重要范式，隨著脆弱性研究內容的不斷豐富[60，62，63]，脆弱性與政治地理學的地緣環境系統相結合研究將是未來的研究重點之一。海洋地緣環境系統脆弱性(Vulnerability)是指海洋地緣體在內外環境各要素的擾動下，由海洋地緣環境系統自身所具有的敏感性(Sensitivity)與應對性(Resilience)之間相互牽制所表現出的結構或功能易受到損害的一種系統屬性。因此，中國海洋政治地理學應當加強對多尺度背景下的海洋地緣環境系統脆弱性研究。④結合中國實際，加強邊境與邊界研究。邊界和邊境是世界政治地圖極為重要的兩大特色，在傳統政治地理學中有著悠久而豐富的歷史，一直以來是政治地理學研究的焦點。近年來，世界各國學者都在通過各種方式多維度探索和闡釋邊界在地區地緣政治歷史和當代語境的重要性。另外，邊界與邊境問題對一個國家的民族團結、繁榮穩定、權益維護意義重大。因此，結合中國實際，加強邊界與邊境研究迫在眉睫。

作者介紹：韓增林(1956-)，男，山東商河人，遼寧師范大學海洋經濟與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區域發展規劃、交通運輸地理及海洋經濟地理等研究，E-mail：hzl@lnnu.edu.cn，遼寧 大連 116029；彭飛，遼寧師范大學海洋經濟與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遼寧師范大學城市與環境學院，遼寧 大連 116029；張耀光，遼寧師范大學海洋經濟與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遼寧 大連 116029；劉天寶，遼寧師范大學城市與環境學院，遼寧 大連 116029；鐘敬秋，遼寧師范大學城市與環境學院，遼寧 大連 116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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