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協和醫學博士自白：我為什么沒當醫生

　　17歲那年，出于對某種生活的模糊憧憬，我報考了中國最好的醫學院，

一個協和醫學博士自白：我為什么沒當醫生

。直到交志愿表的前一個月，我還沒想到自己有朝一日會成為醫學生。就在這時，朋友向我說起她看過的一個紀錄片，說的是協和醫院婦產科名醫林巧稚，說她如何醫術高超，做人一品，說那灰磚綠瓦的醫學院如何著名，如何培養一流的醫學生。幾句話勾勒的圖畫，在一剎那擊中了我的某根神經。因為17歲的我，一直希望自己能走一條不同于別人的路。我一邊覺得這8年醫學生活會充滿艱辛，一邊又覺得它將不同尋常、不落俗套。

　　同級的30個新同學見面后，便開始交換理想，大部分女生都是受了林巧稚的鼓舞進了協和醫院，并立志要做當代名醫。只是很快，這些輝煌與欣喜便被稀釋，接下來是真實生活一波接一波的長久考驗：我們宣誓過希波克拉底誓言，硬著頭皮解剖了半年的尸體，早上睡眼朦朧地給全病區的病人扎針抽血，搶著給闌尾炎病人做手術，每晚自習到深夜12點以后。直至最終，我們把幾年學過的內外婦兒幾本大厚書摞在一起，把自己困在教室里一個月，昏天黑地。然后熬過了冗長的畢業考試。

　　我數了一下，除了選修課之外，8年下來大大小小總共考了59科。而在這8年中，我一直在想一個問題：如果說醫學本身是門并不完美的科學，那么從事醫學的醫生，就是選擇了一份背著人道主義重擔、過程卻冷暖自知的職業。這份職業，承擔著來自病人類似上帝的期待，卻脫不了一個凡人的身份，脫不了身邊需要面對的瑣碎現實。

　　8年后我畢業，沒有做醫生。畢業那天，我穿著博士服，導師則打著印有YALE(耶魯大學)字樣的領帶。我們合影，然后說再見。早年畢業于教會學校的導師看著我，忍不住說：“你不做醫生，很可惜”。

　　那段時間，媽媽經常在電話里說上樓很吃力，這表明她的風濕性心臟病加重了。我讓她來北京復查，如果可能就做次介入性的球囊擴張術，強度也不大，還能解決點問題。靠著在醫院積累的關系，我事先進行了周密的安排。但就在治療前，一項必須的檢查除了發現重度二尖瓣狹窄外，還發現她的瓣膜有血栓。醫生說這種情況肯定不能做球囊擴張了，如果要做，必須是開胸手術。在拿到檢查單的那一刻，我的眼淚忍不住落了下來。

　　對當時月生活補貼僅200多元的我來說，5萬元的手術費，是個龐大的數字，去哪兒籌這筆巨款呢?那晚，按照實驗計劃，我必須去豐臺區大紅門屠宰場取10只豬眼睛回來做實驗。與外面漸歸寂靜的世界不同的是，屠宰場上班的時間是午夜。我先在漆黑的夜里等了一個小時。待工人上班后，我穿過血流成河的地面，聽著豬臨死前凄慘的哀鳴，看著工人麻利地用刀剜出5頭豬的眼睛。我飛快地付了50元錢，逃離了現場。

　　我拎著盛著豬眼睛的冰盒回到了昏暗的實驗室，強忍著瞌睡，在地下實驗室一直忙到天亮。等我回去時，媽媽還在等我。她態度堅定地告訴我：“我想好了，暫時不做手術。”作為一個醫學生，我沒能說服媽媽。當然媽媽和我都明白：即使媽媽被我說服了，我也付不起這筆巨額手術費。

　　這一夜對我來說，刻骨銘心。

　　第二天中午吃飯時，導師對我說：“聽說科里名額緊張，今年的已經用掉了。現在有些事很亂。不過沒事，你看這樣行不行?我的科研經費賬戶里還有差不多3萬美金，我可以去跟院長說，要求你留在眼科，我用科研經費付你工資，帶你看門診。這樣，以后咱們爺兒倆每周可以抽兩個半天去圖書館，一起討論問題，把我會的全教給你。我相信你會是個很有前途的醫生。”他描述的生活讓我有一刻的向往和動心，但很快就被現實淹沒了。

　　我不敢看老人的眼睛，真不知道怎樣告訴他。就在昨天，我已打定主意，離開醫院去美國做科研。我最終還是咬咬牙告訴導師：“我不打算做醫生了。”

　　“多可惜，為什么?”老人很驚訝。

　　為什么不做醫生?有的理由我無法跟老人說。他一生思想那么單純，心態那么樂觀。他能懂得身處在我們這個年代，一個平凡醫生精神和物質分裂的矛盾嗎?他會認為現在醫學需要解決的不僅僅是技術和知識，還有其他問題因為過于宏大過于龐雜而無法解決嗎?他能接受張孝騫、林巧稚時代已經像一個純真的童話年代一去不返了嗎?他能告訴我一個有宿命感、同時又追求豐富性、多樣化的年輕醫學生，怎么在以醫學為職業的一生中得到內心的幸福和平靜嗎?

　　8年前，我因為林巧稚、琉璃瓦、救死扶傷選擇了學醫。8年中，我也曾品嘗過學醫的幸福，也像我的同學一樣，為學習醫學知識付出常人難以想像的艱辛。但是這幸福這艱辛，最終在渺小個人、龐大社會、迅變時代、科學進展的雜燴湯里被漸漸稀釋。

　　鮮為人知的隱痛

　　在一次同學聚會上，一位在急診輪轉的同學問大家：“一個車禍外傷大出血的病人被送到急診，沒有擔保人，沒人交住院押金。經濟情況不明，給不給他治?”如果按照上學時我們所受的救死扶傷的教育，當然無需思量，馬上搶救。但按照現實醫院的教育結果，首要的問題則是醫療費由誰來付?假使當班醫生被油然而生的責任感驅使，不問費用便救死扶傷，最后極有可能挨醫院訓斥。

　　此外，假使這個病人因沒錢而取不到藥，單單指責這個醫生不救人就有點冤枉。眾所周知，現代醫院分工嚴格，醫生只是大體系中的一個小分子，他不能指揮整個醫院，甚至連藥房他都使喚不了。與以往在家看病抓藥的老中醫的權限不可同日而語。但在報紙的社會新聞版上經常可以看到這樣的報道：病人性命攸關，醫生見死不救。仿佛醫生個個都是勢利眼，只給富人治病，不給窮人看病。

　　在看病這件事上，我們往往簡化為醫生和病人兩個人之間的事，而忘記了醫患身處的醫療環境。我們能看見的只是醫生，醫生是代表醫療露臉和我們面對面的那個人。但不應將患者對醫學、醫療、保險體系的不滿和怨憤，統統轉嫁到醫生身上。

　　有一項調查其中問道：“你是否在臨床工作中遇到過醫患糾紛”?在被調查的200多位醫生中，大多回答是“太多了”、“我剛剛還碰上一起”、“我的同事前兩天被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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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協和醫學博士自白：我為什么沒當醫生》(http://salifelink.com)。基本上被調查的每位醫生都遇到過醫患糾紛。輕則挨譴責怒罵，彼此不歡而散;重則患者告上法院，甚至醫生遭受暴力。當被問到你最怕什么時，被調查的醫生幾乎眾口一詞：“醫療糾紛”。

　　在越來越多人們的印象中，醫生的形象從未像今天這樣歧義橫生。但很少有人確切知道醫生這個職業的辛勞與風險。有項調查得出結論：“如今醫生已經成了世界上最不健康的人群。他們死得比大部分人都要早，比其他人更容易自殺，更容易患上心臟病和胃潰瘍，比其他人群更需要有心理咨詢，比他們的同時代人更容易酗酒和吸毒。他們的婚姻持續時間不長，他們在巨大的壓力下步履維艱，不堪重負。”

　　當醫生成為病人

　　有一位美國的老教授，行醫50年，到晚年時得知自己得了喉癌。他成了病人。他從“站在病床邊”，一下子變成“躺在病床上”。重新審視著眼前的醫學、醫院和醫生，頃刻之間他獲得了不同的意義——屬于病人的意義。他回憶自己曾經作為醫生高高在上、習慣發號施令，但自己成為癌癥病人后，遭遇和心情與其他病人如出一轍：他不敢面對疾病的真相，他被護士嘲笑“脖子短”，醫護人員無視他的尊嚴，他眼前的商業醫療環境一味追求利潤的最大化……

　　他自己開始意識到，其實“這些問題當然是在我生病以前就已經存在的，可是直到自己成為病人以后，再度回來工作時，視野才被打開”。一個醫生什么時候才能真切體會到病人所面臨的問題，也許只有等他成為病人的那一天起才能覺悟。

　　這位老教授如此對比角色轉換后的感受：做醫生時，他習慣做命關病人生死的決定，習慣擁有權力。可當他是病人時，這些權力消失得無影無蹤。成為病人后，盡管他也認識幾個熟人，但他也只能像所有病人一樣，做一件事—等待，等待，再等待。他時時會碰上等了一個小時但看病只花了5分鐘的情形。處在“病人”角色的他，終于意識到，醫生的一點點同情心對病人是多么意味深遠。這位德高望重的醫生成為病人后，還經歷了兩次被醫生“誤診”的倒霉經歷。他本可以控告誤診的醫生，但回想從醫這么多年，從沒被病人告過，可他自己肯定也犯過類似錯誤。

　　正如他所言：眼前每次痛苦的經歷，都能讓我設身處地地想起當年自己行醫時的情形，我更愿意把這些經歷告訴自己和年輕的醫生，成為他們日后行醫的教材。他在《親嘗我自己的藥方》一書的序言中說：“如果我能從頭來過的話，我會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行醫，很不幸的是，生命不給人這種重新來過的機會。我能做的，就是告訴你，在我身上發生了什么事，希望你我都能從中得到教訓。”

　　關于患：誰是你需要的好醫生

　　是不是態度和藹的醫生，就是我們需要的好醫生?是不是名聲遠揚的醫生，就是我們需要的好醫生?

　　我曾見過這樣三位醫生。

　　一位是待人和善的女醫生，她對病人總是輕聲細語，關懷同情。在與她交往的過程中，病人肯定能滿足人情味的強烈要求。但是這位醫生直到50歲，依舊是副教授。同事評價說她臨床邏輯不太清楚，也很少更新知識，更沒有能拿得出手的科研成果。

　　一位是當到副教授后，中途出國讀了個藥理學博士學位，在美國有了自己的實驗室，發表了不少科研文章。然后有一天，他回國發展，繼續回到臨床。因為他的科研優勢，很快在醫院就獲得了教授職稱，還當上了科室主任。但是在真正手術的時候，他的技能其實已經不如一位天天泡在臨床的主治醫生了。可是，這樣的內情，一個普通病人在門診是無法知曉、也無法判斷的。

　　還有一位是做心導管非常出色的醫生，但是他的職業生涯有一個致命的薄弱環節，就是學位是本科。這個文憑上的缺陷直接影響了他的晉升，影響了他蒞席各種學會獲得光鮮頭銜的可能。在一個不知情的病人眼里，根本了解不到他真正的臨床技術，也就是病人最關心的醫術。

　　那么，我們怎么給自己選一個好醫生呢?在現在的醫生評價體系中，一位資深的醫生，其學術成就，或行政頭銜，都會給這位醫生帶來更多的名氣。但對具體的病人來說，更重要的其實是，人情味和醫術。如果實在不能兼備，那應該是醫術對病人更為重要。

　　一個朋友患了子宮肌瘤，需要做手術，本來覺得腹腔鏡就能解決，問我去看誰。我給了她兩位專家的名字。結果她看完告訴我，一位專家告訴她，因為肌瘤的位置長得比較棘手，周圍有血管和尿管，所以腹腔鏡未必能解決，恐怕需要開腹。我問了問同行大夫，結果這位大夫一聽就明白了，說因為這個醫生的手術風格就是過分細心，所以有人可能用兩小時做手術，她可能用三小時。有人可能不覺得危險的位置，她可能會覺得風險很大。

　　我立即把這番話告訴了朋友，她驚叫：這里面學問太多了!我問她：“你是愿意肚子上開三個洞做腹腔鏡呢?還是愿意冒著開腹的風險?”既然就做這一次手術，就要想辦法盡可能去找個最適合你病情的好醫生。

　　那么，中國醫生的醫術究竟如何呢?一位國內免疫內科的教授對我直言：“不要以為美國的風濕免疫學有多強，他們只不過掌握了科研話語權，有基金去搞基礎研究，實驗室結果出得比我們多。要是論臨床經驗，我感覺他們還真不如我們，還是中國的某些醫生更厲害。我一上午的門診，能接觸到好幾例系統性紅斑狼瘡，我們病人多，病種多。但是在美國，如果一個病房里收進了系統性紅斑狼瘡的病人，幾乎全內科的實習醫、住院醫生、教授都會跑來看。”

　　現代聰明病人

　　我的一位朋友住進婦產科腫瘤病房，她進去的時候手里捧的是《別讓醫生殺了你》。她的這種行為，有力地挑戰著醫生的權威性。這樣的病人，醫生管她們叫做“刺兒頭”病人。比如，我那在婦產科的大學同學就直言不諱地說：我喜歡從農村來的病人，老老實實，一句不問，而那些城市里的知識分子，特別是女知識分子，事兒事兒的，問題有一籮筐，看了就頭皮發麻，不知道哪天就會找你麻煩。

　　手捧《別讓醫生殺了你》的這位朋友，繼續按照她自己內心的目標和愿望行事。因為在她看來，她的最終目標是——爭取最好的醫療，為自己的健康打算。為什么看《別讓醫生殺了你》?她的解釋是：這是我第一次住院，我總得了解一下醫療這一行的真實情況，從各個方面，好的壞的都要看一看，然后，我才知道怎么防患于未然。

　　自然，面對醫生，她的問題也有一籮筐。比如，醫生給她選擇治療方案時，她會問這位醫生為什么建議先手術后化療，問那位醫生為什么又建議先化療后手術。結果她發現這兩種治療方案的療效并沒有顯著的差異，只不過是這兩位醫生不同的治療哲學、不同的治療習慣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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