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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農村穩定的因素及對策心得
當前，隨著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的逐步發展，影響農村穩定的各種因素日益突現，并呈此起彼伏狀，嚴重阻礙了農村經濟的穩步健康發展。這不能不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深究根源，尋求對策。那么造成這種不穩定的主要因素有哪些呢？又有何良策以圖化解呢？
在“兩建一轉”的活動中，經過深入村戶開展調查研究，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造成農村不穩定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四點：
一、農村干部文化水平不高，理論素質偏低。就東祁莊而言，村兩委干部幾乎清一色初中畢業，沒有一個受過高等教育。文化水平，理論素質嚴重滯后。文化水平低，不能適應新形勢發展的需要。黨的政策、理論、指導思想都是與時俱進，適應新形勢，新情況的。因文化水平低，故不能正確把握。在實際工作中，就會出現偏差，不能更好地服務于群眾，從而引起群眾的不滿意。文化水平低，導致思想僵化，因循守舊，不能更好地帶領廣大群眾致富奔小康。有的村干部的思想甚至還停留在80年代水平上，將“埋頭苦干種好地，一心一意交好稅”作為工作的重點，不求其次。而今，群眾需要的是有創新精神、有致富門路，能帶領群眾共同致富的干部。文化水平低下直接導致理論素質差。人們的頭腦沒有理論武裝是沒有戰斗力的。在處理日常工作中，在遇到實際困難時，理論指導著實重要，有了理論指導做起群眾工作來才會得心應手，左右逢源，否則，寸步難行，處處受阻，且易受到群眾的誤會。
二、部分農村干部缺乏民主意識，大搞一言堂。尤其是支書或村主任，家長制作風嚴重，我行我素，完全不顧及整個班子的意見或建議。不分場合，不分地點，大手一揮“就這樣辦”。仿佛他就是真理，是百分之百正確的。然而，許多既成事實證明這種大手一揮式的作風往往會把問題搞砸，造成工作上的嚴重失誤，導致群眾的巨大不滿。問題在于，一個人看問題，想辦法難免出現偏差，一個人的觀點往往是片面，不客觀的，而且個人出發點的公正性也是值得懷疑的，而群體的意見更能客觀、公正反映大多數群眾的意志。
三、村務不公開，公開不透明。造成農村不穩定的主要原因是財務不清。有些村在村務公開上打折扣，不公開或假公開。這樣就失去了群眾的有效監督，一旦失去約束，部分村干部就會放松對自己的要求，在財務上或少花多報或虛設開支或據公為私，就會出現這樣或那樣的問題。這種現象持續下去，如一個人病入膏肓，就不可救藥了。一旦被上級查處或被群眾檢舉，這樣的村干部就會乘乘下臺。但對集體，對群眾而言，造成的混亂影響是相當嚴重的，造成的巨大損失是難以挽回的。
四、客觀上部分群眾提出不切合實際的要求。這也是造成農村不穩定的客觀因素之一。由于部分群眾過于考慮自己的利益而置大局于不顧，抓住村干部“好說話”的特點，反正開口三分利，給了，就得；不給也沒損失。有的有理不讓人，無理攪三分，反正你拿我也沒辦法。有的甚至肆意刁難拒絕自己過高要求的村干部，道聽途說，東拉西扯，搜集有關村干部的“罪證”到處宣揚，討“公道”要“說法”造成混亂。村干部受點委曲是小，造成的這種混亂所產生的不良后果卻是難以低估的。
以上是造成農村不穩定的主要因素。針對上述原因，特提出以下解決對策：
1、必須加強對農村干部文化知識、理論素質的培訓，在思想上，行動上使其緊跟時代步伐，與時俱進地做好農村工作。
2、必須加強對農村干部的民主化教育，使他們意識到民主決策的重要性，和家長制作風的危害性，使他們形成集體決策的習慣。
3、必須將農村財務工作當作重點來抓，要切實實行理財小組監督制度，在公開欄上及時公布，防止財務混亂不清問題的出現。要充分搞好議政日活動，使黨員、代表們能在議政日 上充分發言，將意見和建議及時反饋到村兩委班子，增強村務公開的透明度，保證村務決策的民主化，科學化，規范化。
4、務必加強對農村群眾的法制化教育，集體主義相思教育，教育他們依法依規反映問題，依法依規辦事。
內容拓展：
一、鄉村治理面臨的困難問題
現階段，我國各地鄉村經濟社會發展情況存在較大差距，不同地區面臨的困難問題也不盡相同，但就總體而言，我國鄉村治理主要存在以下五大困難問題。
一是村莊人口“空”。隨著城鎮化和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我國人口分布呈現出向經濟發達區域和城鎮進一步聚集的態勢。隨著農村人口大量進城，農村結構發生重大改變，以“代際分工”和“性別分工”為代表的新“半工半耕”模式迅速成為農村地區的主要生計結構（即農戶家庭以男性為主的青壯勞動力外出獲取務工收入，而家中的婦女和老人小孩在家務農來獲取務農收入的生計模式）。不同于以往離土不離鄉的模式，新“半工半耕”下，青壯勞動力離土又離鄉，帶來了農村空心化的問題。根據“七人普”數據，截至2020年11月，我國居住在城鎮的人口為90199萬人，占63.89％；居住在鄉村的人口為50979萬人，占36.11％。與2010年相比，城鎮人口增加23642萬人，鄉村人口減少16436萬人，城鎮人口比重上升14.21個百分點。同時，相關研究顯示，我國常住人口不足戶籍人口50%的村莊大概占村莊總數的30%左右，也就是說我國有30%左右的村莊為“空心村”。雖然在城鎮化的大趨勢下，村莊的消亡與壯大、城市的崛起與沒落，都是人口布局和經濟格局變動所帶來的自然歷史過程，但在城鄉融合發展取得明顯成效之前，一個個以婦女、兒童、老人（即所謂的“38”“61”“99”部隊）為主要人口的村莊，在帶來系列“留守”問題的同時，還會使得鄉村治理與發展缺乏“主心骨”“生力軍”，導致鄉村難以實現有效治理。
二是鄉村社會“散”。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村級組織功能簡化、生產關系調整，使得農戶與村級組織、農戶與農戶之間的互動有所減少。一方面，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全面推行和農業科技的不斷進步，使得以家戶個體為主體的高度分散化的經營模式成為農業生產主流，進而逐漸拉開了農村原本親密的生產生活關系。另一方面，受市場經濟沖擊、基層組織功能弱化、村內社會文化生活減少、人員流動加快、農村家庭小型化等因素影響，使得有些地方的村莊缺乏凝聚力向心力，村級組織的領導力、引領力、號召力不足，陷入“說話沒人聽、辦事沒人跟”的尷尬處境。以上因素疊加農村“空心化”和薄弱的村集體經濟，使得部分村莊“思想散、資源散、資金散”的特征明顯，單個農戶家庭沒有能力也沒有想法組織、治理村莊內部龐大、無序的資源，“讓綠水青山變成金山銀山”的美好愿望往往對應“好山好水好凄涼”的殘酷現實。
三是工作負擔“重”。進入新世紀后，國家的大政方針調整為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國家對農業農村的投入力度不斷加大。在要素資源持續下沉農村的同時，對應的工作任務、標準要求、監督檢查也伴之下沉農村，使得村“兩委”的運行方式越來越像一級行政政府，村干部“職業化”程度與日俱增。在鄉鎮交辦的大量工作任務面前，村干部事實上成了鄉鎮政府在農村的“代理人”，而很少有時間與當地群眾一起“共商村是”、開展村民自治。特別是在文山會海、考核檢查應接不暇的情況下，村級組織壓力山大，運行無序、疲于應付，村干部都成了“表哥”“表姐”，精力都放在開會報表打卡迎檢上，擠壓了為農民群眾提供優質服務、抓鄉村治理的時間。
五是攀比消費“濃”。進入21世紀以來，農村由以前的封閉穩定轉向開放失衡，城鄉之間的人財物開始加速流動，農民在主動與被動間卷入了以市場化、城市化為主體的現代化的滾滾洪流中。在此過程中，農民的三觀被重塑，并在有意無意中接受了城市人的價值理念、生活方式，這其中可能有好的方面，也有不好的方面，導致一種新的現象在農村地區大肆盛行，那就是攀比性消費。農村的攀比性消費，主要體現在鄰里之間在衣食住行等方面互相攀比，而不管這種消費合不合理、自身有沒有能力接受。具體表現在農民之間比著蓋大房子、買轎車，收“天價彩禮”，擺“大桌子”，紅白喜事大操大辦等。這些問題，群眾反映十分強烈，社會輿論普遍關注，表面看似小事，但長期積累可能帶來嚴重后果。比如天價彩禮、大操大辦，看上去只是人情往來，但如果聽之任之，就會形成互相攀比、鋪張浪費等不良風氣，讓農民背上沉重的“人情債”，對農村地區原本稀缺的資本產生“擠出效應”，影響鄉村產業發展。
二、對策建議
鄉村治理涉及面廣，需解決的問題也較多。總的工作思路和重點任務，中央已經作出全面部署，中央農辦、農業農村部也會同相關部門作了具體安排，要認真抓好貫徹落實。當前，重點是立足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的新形勢新任務，堅持問題導向，針對性解決突出矛盾問題，以點帶面推動鄉村治理工作再上新臺階。
一是壯大鄉村產業，力爭“有人在村”。發展壯大鄉村產業是緩解農村空心化問題的必由之路，是實現鄉村振興的基礎。只有鄉村產業發展起來了，之前外出的青壯勞動力才能在家附近有事做、有錢掙，進而實現“離土不離鄉”、為鄉村的治理與發展留下“生力軍”“主心骨”。對此，要完善產業發展政策機制。強化鄉村產業發展的頂層設計、政策創新、投入保障、人才保證，建立健全集體資產各項管理制度，理順鄉村發展項目的可行性和便宜性。要加大農業企業的扶持力度。圍繞促進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農產品加工業、鄉村休閑旅游、農村創新創業等出臺扶持政策，允許因地制宜調整和優化資金使用要求，著重在財政扶貧資金的使用上予以精準扶持，從而帶動創建一批生產功能突出、產業特色鮮明、生產方式綠色、經濟效益顯著、輻射帶動力強的產業項目。要提高產業發展組織化程度。扶持一批以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帶動、合作社和家庭農場跟進、廣大小農戶參與的農業產業化聯合體，形成多主體參與、多要素聚集、多業態發展、多模式推進的抱團發展格局。
二是建強基層組織，力爭“有人干事”。基層組織是聯系國家治理與村民自治的橋梁紐帶，是鄉村治理的實施主體。因此，推進鄉村治理必須建強基層組織，確保基層有人干事。要發揮黨建的引領作用。把強化農村基層黨組織建設擺在首位，建強基本隊伍、基本陣地、基本制度、基本活動、基本保障，發揮村黨組織戰斗堡壘作用，通過政治教育、思想引導、社會服務把農民組織起來，帶領村委會、集體經濟組織、社會組織等共同唱好鄉村全面振興大合唱。要突出文化的凝聚作用。積極培育鄉村文藝隊、體育隊等文體組織，培養扎根農村的鄉土文化能人，支持發掘鄉村本土文化資源，運用現代化傳播方式，以農民喜聞樂見形式，推出一批具有鄉土特色、貼近農民生活、積極向上的文體活動，用優秀的文化滋養身心、凝聚人心。要注重對特殊人群的關心關愛。要加強對老黨員、老干部、退伍軍人、殘疾人、慢性病人、留守兒童、獨居老人等“特殊人群”的關心關愛，共同營造溫馨和諧的鄉村大家庭，推動農村群眾感黨恩、聽黨話、跟黨走。
三是整治形式主義，力爭“有時間干事”。整治形式主義，讓村干部從無意義的形式工作中解脫出來，聚精會神干實事、求實效是提高鄉村治理效能的重要內容。根除形式主義頑疾，最根本的是建立長效機制。目前來看，清單制就是一種應用范圍廣、務實管用的機制，雖然具體形式不同，但歸結起來，都是將基層管理服務事項細化為清單，明晰職責邊界、優化辦事流程、健全評價機制，形成規范化、精細化、具象化的制度辦法，有效促進村級組織高效規范運行。要科學編制清單。厘出村級組織自治事項清單、村級組織協助政府工作清單、村級小微權力清單、公共服務事項清單以及評比考核、出具證明清單等幾類。需注意的是，編制清單不能過分求多求全，要以問題為導向，針對本地突出矛盾、基層干部群眾關注的突出問題，確定清單類型。要規范清單運行。建立每項清單的運行規則，明確實施的主體、內容、流程等細節，并通過張榜公布、網上公開、漫畫圖冊等方式廣為宣傳，充分發揮上級黨委政府、群眾和社會各方面的監督作用，做到讓群眾能按章辦事，干部會依規履職。另外，減輕村級負擔，還要從農村實際出發，漸進提高相關標準要求，而不能“一刀切”地以機關的工作標準要求農村工作、以對機關干部的標準要求農村干部。
四是培強集體經濟，力爭“有錢干事”。培強集體經濟，讓村級組織“有錢干事”，是提升農村集體行動能力和公共服務水平的重要支撐。要發揮鄉鎮主體作用。在村均資源相對有限、村級組織能力不足的情況下，建議以鄉鎮為基本實施單元推動村集體資源整合和入市工作。如北京市大興區成立“鎮級聯營公司”，通過土地的集約整理，實現土地資產增值。重慶“地票制度”也是將產生的建設指標交由鄉鎮政府運營管理的。要健全帶頭人發展培養和考核激勵機制。制定以村干部、致富能手為主體的帶頭人長期培養規劃，依托大中專院校，設置帶頭人的1-2年的培養計劃，普及理論知識、設置實踐課程，切實提升帶頭人的“頭雁作用”；健全帶頭人與集體經濟之間的利益關聯機制，科學考核、強化激勵，不斷激發帶頭人發展村集體經濟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要加快涉農資金統籌整合。目前涉農資金實質性整合統籌推進較慢，需要加快推進頂層設計。同時要充分賦予基層政府相機施策和統籌資金的自主權，鼓勵地方在推進改革過程中積極探索創新，推動實現財政資金與差異化的農村實踐相結合。
五是推動移風易俗，力爭“干有意義的事”。推動移風易俗是治理當今鄉村種種亂象的重要抓手。推動移風易俗，就是要把農村群眾的注意力從那些無意義的陳規陋俗和不合理的消費中轉移到有意義的事情上來，把有限的人力、物力、財力用來干“正確的事”。要把村規民約立起來。制度規范的執行，最怕的就是破窗效應。村里明確不許大操大辦，但有人大操大辦了卻沒有受到懲戒，規范就形同虛設、變成擺設。村規民約，對于正面的、向上的要引導倡導，對于負面的、禁止的也得有細化實化、可操作的細則和罰則。比如河北省邯鄲市肥鄉區出臺了紅白喜事指導標準，由村委會或村民紅白理事會參照指導標準，制定本村細則，明確待客范圍、禮金數量、席面規模、辦理天數、儀式程序等具體標準。要把黨員干部管起來。在農村，村看村、戶看戶，群眾看干部，管好了黨員干部這個關鍵，群眾工作就好做了。因此，各地在推進移風易俗過程中，首先應要求黨員干部帶頭執行，對于違反者要依據黨紀黨規予以懲戒。同時，充分發揮紅白理事會、村民議事會、道德評議會等群眾組織作用，通過有效約束，引導群眾賀喜慶祝有分寸、喪葬風俗有尺度，形成良好鄉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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