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魯迅開微博

　　想讓一個人上天堂，叫他去做IT；想讓一個人下地獄，仍然叫他去做IT。 魯迅身上有這樣一種性格，如果有人對他講某人是教授，是博士，他倒不一定認為此人一定有學問；如果有人告訴他另一人是將軍，是“總長”，他也未必覺得有多么了不得。相反，他總能從一些被常人不屑、譏諷、鄙夷的人物和世相上面，發現常人所不易發現的“優點”，并將其擴大，以為醒世之喻。魯迅的思想因此才讓人覺得是一種中國的、草根的思想，具有同現實土壤割不斷的內在聯系。所以，假如魯迅開微博，一定粉絲無數。

　　魯迅從天津的“青皮”身上看到了“韌性”，從上海的“吃白相飯”者身上看到一種“直落”，從廣州人的迷信行為中讀出一種“認真”，從廈門的“聽差”的“言動”中看到了“平等觀念”，這樣的思想很特別，卻很有說服力。

　　1933年，魯迅從《自由談》上讀到一篇題為《如此廣州》的文章，說在廣州有“店家做起玄壇和李逵的大像來，眼睛里嵌上電燈，以鎮壓對面的老虎招牌”，文章作者是語含譏諷的，但魯迅卻讀出了另外一種含義。

　　在魯迅看來，都是迷信，大多數人的迷信方式表現為一種自我麻醉的“小家子相”，廣州人這種迷信倒是含著明目張膽的叫板，“迷信得認真，有魄力”，所以魯迅認為，“廣州人的迷信，是不足為法的，但那認真，是可以取法，值得佩服的。”

　　我們知道，魯迅所批判的“國民性”里，用自我麻醉的方式取得精神上的勝利是最讓他痛心疾首的，種種“精神勝利法”里，相信迷信就是其中一種，魯迅選擇這樣的話題談“認真”二字的要義，是一個危險的立論，但我們讀過魯迅的《<如此廣州>讀后感》，不但會心于魯迅的機智，更對他在徹底處的立論感到心悅。

　　魯迅久居上海，對上海的世相了然于心，《“吃白相飯”》里，魯迅把獨見于上海的“不務正業，游蕩為生”的一類人刻畫得入木三分，說他們以“欺騙”、“威壓”、“溜走”為手段騙取錢財。但魯迅同時卻在文章的末尾寫道：“但‘吃白相飯’朋友倒自有其可敬的地方，因為他還直直落落的告訴人們說，‘吃白相飯的！’”

　　顯然易見，比起道貌岸然的大騙子，“吃白相飯”的混世者倒更讓人能接受些，原因就是他們身上還有“直直落落”的一面。

　　魯迅評人論世總是有自己“獨”的地方。我們知道，魯迅身上有一種精神叫“韌的戰斗”，但魯迅對這種精神的解釋有時并不象我們想得那么高深。

　　早在《娜拉走后怎樣》一文中，魯迅就以天津的“青皮”為例，對“韌性”一詞加以注釋。他說：“世間有一種無賴精神，那要義就是韌性。”“天津的青皮，就是所謂無賴者很跋扈，譬如給人搬一件行李，他就要兩元，對他說這行李小，他說要兩元，對他說道路近，他說要兩元，對他說不要搬了，他說也仍然要兩元。青皮固然是不足為法的，而那韌性卻大可以佩服。”

　　魯迅評人論世，并不全以自己的損益為根據。比如他在廈門任教期間，學校的“聽差”并不因他是教授就惟命是從，言辭中頗有“平等”味道，魯迅從中看到一種在“首善之區”難得一見的剛烈之氣，對此他很認同。在給許廣平的信中，魯迅對此評價道：“大約看慣了北京的聽差的唯唯從命的，即易覺得南方人的倔強，其實是南方的階級觀念，沒有北方之深，所以便是聽差，也常有平等言動，現在我和他們的感情已經好起來了，覺得并不可惡。”

　　魯迅犀利的眼光總是能看透各色人等，即使放在今日仍有警世、醒世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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