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兼愛”思想研究

作者簡介：秦姍姍（1988—），女，河北保定人，西南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邏輯學專業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哲學邏輯與邏輯哲學。

孫怡（1987—），男，湖北黃岡人，燕山大學文法學院邏輯學專業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哲學邏輯與邏輯哲學。

摘要：墨子的思想十分豐富，尤以“兼愛”著稱。對“兼愛”思想的深入解讀，不僅要基于其產生的背景和思想內涵，而且要聯系實際，把好時代脈搏。從“文化遺傳”的角度審視“兼愛”思想，肯定其價值，可以為和諧社會添磚加瓦。

關鍵詞：墨子；“兼愛”；文化遺傳；和諧社會

墨子是歷史上唯一一個農民出身的哲學家。作為墨家學派的創始人，他提出了“兼愛”、“非攻”、“尚賢”、“尚同”等十大思想主張，對后世影響深遠。其中，“兼愛”是核心，其它思想都是由“兼愛”派生出來的，或者說是在此基礎上的深化和拓展，它彰顯了墨家學派平民化和功利化的特點。

一、“兼愛”產生的背景

歷史唯物主義認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兼愛”思想作為上層建筑，當然離不開一定的經濟背景。 除此之外，還依存當時的政治、文化環境。

經濟上，春秋到戰國的過渡時期，生產力發展促進生產關系的變革，原有的奴隸制生產關系已不適應當時的發展，封建制的生產關系孕育而生。墨子作為平民階層的代言人，反對官僚、貴族等的壓迫，提出“兼愛”思想維護平民的利益，主張人人平等，互相友愛。戰國作為奴隸制度向封建制度的過渡時期，傳統的宗法制度慢慢解體，舊的宗法理論已經無法維系，新的思想政治體系應運而生，這成為墨子“兼愛”思想產生的政治環境。文化方面，百家爭鳴。春秋戰國時期的思想家們要思考的問題是如何構建社會的倫理綱常來保持社會的穩定，同時，受孔子文化的影響，“仁愛”思想盛行一時，這也成為墨子“兼愛”思想的文化基礎和理論來源。

墨子生活的時代，戰亂紛爭，社會秩序極度混亂，在墨子看來，這是由于人們不相愛引起的'。諸侯只愛自己的國家，排斥其他的國家，為求自己的利益攻擊他國，所以天下大亂。由此他提出“以兼相愛、交相利之法易之”，[1]“兼愛”思想成為醫治亂世的一個良方。處于這樣一個社會大變革時期，無論是時勢造英雄還是英雄造時勢，墨子以及他的思想順勢而生并且反映了當時平民階層人民的愿望，對后世意義深遠。

二、“兼愛”的內涵

“兼愛”是墨子思想的核心，它闡述了一種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其基本涵義便是視人如己，不分親疏遠近、貧賤富貴，同等程度的愛一切人。”[2]通過分析 “兼愛”與“非攻”的關系，比較“兼愛”和“仁愛”之間的不同，有利于我們更好的理解“兼愛”的思想內涵。

1、“兼愛”與“非攻”的關系

“兼愛”就是一種大愛，反對單純的利己主義及不顧他人，要達到人人愛我，我愛人人的境界。而墨子相繼提出的“非攻”思想，看起來似乎與“兼愛”針鋒相對，實則不然。“非攻”反映的是墨家學派反對發動不義戰爭的和平愿望。“非攻”并不等于非戰，而是反對侵略戰爭，并且特別注重自衛戰爭。在他看來，劃分戰爭性質的標準即是“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這是“非攻”這一主張的準繩。總的來說，“兼愛”是要互相友好，是一種正面的天下之利，“非攻”是要反對不義戰爭，是一種反面的萬民之利。“兼愛”和“非攻”是辯證統一的關系，只有“兼愛”，才能做到“非攻”，也只有“非攻”才能保證“兼愛”。

2、“兼愛”和“仁愛”的比較

先秦時代，社會處于大變革時期，產生了各種思想流派，學術上空前繁榮，形成百家爭鳴的格局。“百家”中，以儒墨兩派最有實力，當時有“非儒即墨”之說。墨子在借鑒孔文化中的“仁愛”之余，同時發展了自己的思想。雖然“兼愛”可算作一種古老的“博愛”思想，由儒家的“仁”發展而來，在本質上是一脈相承的，但是“兼愛”和“仁愛”還是有差別的，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是否反宗法等級制。儒家的“仁愛”以宗法理論為基礎，只是為統治階級服務的，主張“親親有術，尊賢有等”，是有差別的愛；而墨子的“兼愛”從平民階級出發，主張無差等、平等普遍的愛，比如，他主張“愛人如愛己”、“天下兼相愛則治，交相惡則亂”。

其次，是否理性。“仁愛”中有言：“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這說明儒家的“仁愛”是一種義務，并非理性。墨子倡導的“兼相愛，交相利”、“言愛即有交義”，表明愛利并重，而“萬事莫不貴義，義者，利也”成為“兼愛”的動因。因此，不難看出，墨子的“兼愛”將倫理道德和功利主義緊密結合在一起，是理性的愛。

再次，是否實惠。孔子主張愛要求自我人格的完善，不求回報，這是一種抽象的愛；墨子提倡實惠之愛，即“兼相愛，交相利”愛與利相伴相隨，且利又是“天下之利”“萬民之利”。因此墨子的“兼愛”是屬于大愛中的實惠之愛。

墨子的“兼愛”與“非攻”相輔相成，同時區別于孔文化中的“仁愛”，主張愛無差等。“兼愛”從現實出發，與“利”相連，代表了廣大平民的利益，有助于調節人際關系，對構建和諧社會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三、“兼愛”的歷史意義及其當代價值

墨子的“兼愛”思想是平民階級意識的高度概括和集中體現，對社會的安定和人際關系的調節起了積極作用。他以“兼愛”思想為基礎，創造性地提出其他九項主張，與儒家思想平分秋色，曾引起重大反響。梁啟超認為：“簡單說，把一切含有‘私有’性質的團體都破除了，成為一個‘共有共享’的團體，就是墨子的兼愛社會。”[3]然而，墨子的思想在當時的社會很難立足，這并不是由于它思想的落后，相反，是由于它思想的先進性與社會發展的滯后性所造成的。它與時代背景脫節，超越了社會發展的進程，因而帶有空想色彩，這也是它的局限性所在。

如今，當歷史已經成為歷史，我們不得不承認“兼愛”思想給我們帶來了更深層次的思考和應用，難怪孫中山先生評價墨子：“古時最講究‘愛’字莫過于墨子”。[4] 墨家思想一度成為戰國時期的顯學，其中的“兼愛”思想不僅被當時的平民所擁戴，也為后世的人們尋求一種平等大愛的思想提供了淵源。當前，我國黨和政府一些執政的理念，追根索源，可以在墨家思想中依稀找到依據。譬如，在充分挖掘墨子“兼愛”思想精髓的同時，黨和政府與時俱進，創造性地提出構建和諧社會等科學理論體系，毋庸置疑，這是一個佐證。墨子主張的“兼愛”符合和諧社會要求的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兼愛”成為建設和諧社會的內核。現代文明發展到今天，墨子“兼愛”的主張可以一步步來實現了。“兼愛”是建立在互相的基礎上的，彼此之間是一種互利的關系，這里強調人與人之間的互相關愛，互相幫助，切不可損人利己。人與人的和諧可以使社會秩序穩定，進而達到人與社會的和諧。若大家不分遠近，愛無分別，愛別人就像愛自己一般，對待別人的親人就如對待自己的親人一樣，看待其他的國家如同看待自己的國家，那么整個世界都會變得和諧。人與自然的和諧歸結到底可以看作人與人之間的和諧，“兼愛”主張一種平等的愛，表現為建立一種平等公平的社會，進而也會達到一種人與自然的和諧。簡言之，墨子“兼愛”思想是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的體現，為人類社會描繪了美好的藍圖，對人際關系的和諧、家庭成員間的和睦相處、國家的長治久安、社會的繁榮昌盛都有一定的積極意義。

墨子“兼愛”思想之所以一直流傳至今而不衰，是因為墨子提出這一思想所要解決的貧富差距、資源分配不公、人與人之間關系的不協調等問題今天依舊存在。和諧社會的提出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墨子“兼愛”思想的重現。值得一提的是，我們沒有照搬墨子“兼愛”思想，而是根據社會發展的實際，合理的吸收了他的思想，這也是我們為什么不斷走向勝利的原因所在。而在這個過程中，預設了“墨子的‘兼愛’思想早已根治于我們心中，沒有這個前提，我們很難有所創造，正如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是不可想象的一樣。也許墨子的“兼愛”思想并沒有直接作用于后世的蕓蕓眾生，但是它潛移默化的影響和變異的神奇力量是無窮無盡的，這也是“文化遺傳”的魅力所在。（作者單位：1.西南大學；2.燕山大學）

參考文獻：

[1]孫理興.墨子“愛人”倫理思想特征及其現代意義[J].甘肅社會科學，2000，（3）：15.

[2]馮達文，齊勇.新編中國哲學史（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63.

[3]梁啟超.墨子學案.民國叢書第四編[M].上海：上海書店影印，1933：21.

[4]孫中山.孫中山全集（第6卷）[M].北京：中華書局，198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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