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自治(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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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自治(1)1

三明學院社會實踐調研論文

題目姓名專業班級學號 20110261216

三明學院思想政治理論課教研部

2012年 08 月10日

目錄索引

一、當前鄉村“管理精英”的素質現狀

二、鄉村“管理精英”素質衰退對鄉村基層公共治理的影響

三、影響基層組織執政能力建設的制度因素分析

四、結語

摘要：趁著暑假我對福建省的20個村村治狀況、問題進行了實證調查和綜合分析，覺得農村基層組織執政能力弱化，是村干部“本土化人才危機”所致，鄉村人才危機的制度性根源在于“鄉村人才成長制度、村干部選任制度、鄉村利益分配制度和城鄉二元管理制度”；應把村民自治作為國家重構的內容，雖然對推進基層民主具有重大意義，但并沒能有效解決農村經濟、社會發展中日逾凸現的矛盾和難題，也未能切實增強鄉村基層組織的執政能力；目前農村社會的改革問題實質上是鄉村基層的社會重構問題。根本出路在于放寬對農村社會的控制，實現與國家重構的良性互動；打破現有的城鄉二元分治格局，實現城鄉統籌發展。只有這樣才能更好的加強村民自治。

關鍵詞：村干部、人才危機、政治制度、農村研究、中國

進行研究的20個村，都是親自派人進行訪問了解得。但這20個村都在福建農村，因此這些村的狀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福建農村目前的大概面貌和現實處境,具有一定的類型分析意義。在我們調查的樣本村，都先后進行過不少于2次的村委會民主選舉。在最近（2010年底-2011年初）一次村委會換屆選舉中，有64.7%的受訪村民參與了選舉投票，有16％受訪者沒參與選舉投票，另有13.5%的受訪者說不知道選舉的事。這表明大多數村民都參與了本村的村委會換屆選舉。

一、當前鄉村“管理精英”的素質現狀

鄉村基層組織的執政能力主要取決于鄉村管理精英，其素質狀況直接關系到基層組織創造力、凝聚力、戰斗力和鄉村公共治理的績效。從我們調查的樣本村當前的實際情況看，鄉村基層管理精英的素質狀況不容樂觀，村莊“本土化人才危機”已經嚴重影響到鄉村公共治理的過程與績效。人們通常所說村干部的素質，主要包括身體素質、文化素質、政治素質和道德素養四方面。在這里，我們從年齡結構、文化水平、政治素養和道德品質等四個變量來作相應分析。

⒈年齡狀況。村干部年齡結構老化這一普遍現象，是多年來村級組織建設中一直存在的嚴重問題。經過討論研究，村級建設由重點突破轉向全面建設、整體推進，村級組織配套建設作為村建工作的重點內容得以實施，但村干部年齡老化問題并沒能得到很好解決。從樣本村的情況看，村支書的平均年齡為44.5歲，村主任的平均年齡為42.7歲。 ⒉文化水平。文化貧困是農村社會貧困的主要根源，這一現象在村干部隊伍中同樣比較突出。從樣本村情況看（見表2），村支書作為農村基層組織的“當家人”，小學以下文化程度的高達53.6％，其中還有7.3％屬于文盲和半文盲，而高中 [2]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

7.4％；村委會主任雖在《村委會組織法》正式實施后經民主選舉產生，其作為農村社區群眾性自治組織的法定代理人，文化結構狀況有所改善，但整體文化素質偏低的問題并沒根本性解決，小學以下文化程度的仍高達46.3％，而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也只占12.2%。從整個村干部隊伍的總體狀況看，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也只占24.1％。而農民黨員的文化結構狀況更令人甚憂，小學以下文化程度者高達61.5％[3]。

表2 村兩委主要干部文化結構狀況統計表 N＝20（村）

⒊政治素養。主要指干部的黨性意識、理想信念和組織觀念。從樣本村情況看，在當前的“壓力型體制下”，迫于財稅壓力，鄉鎮黨委、政府在選任村干部時，都把目光集中在“三種人”（即有錢、有勢、有關系）身上。這樣，村干部隊伍中一些人黨性觀念淡薄甚至違法亂紀；有的村干部沒有奉獻精神，只為個人或少數人謀利；有的村干部專權霸道，甚至有x些地方出現了“惡人治村”現象。

表4 您覺得您村的村干部法治觀念怎么樣？ N＝20（村）

資料來源：對20個樣本村情況的調查

⒋道德品行。主要指處事的公正性、行事的寬容性和為人的正直性。管理學的觀點認為，管理者的影響力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是層級優勢，由其職位的高低決定，是“派生性”的影響力；二是人格優勢，由其道德品行決定，是“內發性”的影響力。而后者比前者的作用效果更明顯更特久。

二、鄉村“管理精英”素質衰退對鄉村基層公共治理的影響

農村“管理精英”素質的衰退，已經與農村社會經濟的發展局面極不和諧，也引發了嚴重的社會管理問題。中央和各省市黨委雖然注意到了一些趨向性危機，并采取了相應措施，如“萊西會議”后，中央和各省市黨委把村建工作的重點就放在解決村級組織“有人辦事、有錢辦事”上。1998年《村委會組織法》實施后，“有能謀事和民主理事”又成為村級基層組織建設的主要內容。總的說來，經過十多年的艱苦努力，村級組織建設上了一個臺階，整體水平有了明顯提高，基層組織的執政能力建設也有了明顯加強。但是，與新形勢新環境的要求比仍有相當大的差距。具體表現在：

“無人辦事”的亞癱瘓狀態依然存在。農村社會這種“人難找、事難辦、錢難出 [5]”的“三難”局面，在經過10多年的村級建設后依然普遍存在。從樣本村的調查結果看這種村仍占55％。前表3的結果也顯示，農村的治理“盲區”嚴重存在。主要原因在于：一是職能錯位。，導致村干部出現“角色沖突”[6]。二是身份與職業的分離。。三是利益分化。

“干群關系緊張”的現象相當普遍。隨著改革的深化和經濟體制的轉型，農村經濟利益主體更趨多元化、農民價值觀念更趨多樣化；同時農民的民主權利意識增強，農村社會矛盾隨之發生了新的變化。一些直接或間接地圍繞經濟利益的調整分配而引發的矛盾不斷激化，成為當前影響農村社會穩定的焦點。

三、影響基層組織執政能力建設的制度因素分析

通過上述對農村村干部現狀與鄉村基層治理中存在問題的初步分析，我們可以認識到，當前農村治理困境的成因，在于農村基層“有人辦事、有錢辦事、有能謀事和民主理事”的良性局面沒能形成，致使村級基層組織執政能力不強，戰斗力、凝聚力、影響力下降。其實質是由于村干部“本土化人才危機”造成的，而鄉村“治理人才危機”又引發鄉村“政治危機”——農村基層政治整合能力差。那么，造成鄉村“人才危機”的原因又何在呢？從我們調查的20個樣本村的基本情況看，改革開放前農民的流動權利基本上被剝奪。這些村當時農民向外流動的方式主要是政策性流動，通過這種轉移方式實現了非農化的人口共有近1420人；而其中因考取大中專院校實現外流的是主體，約占政策性非農轉移人口的65％左右，而與此相對立的是，由于城鄉二元結構的形成和農民流動單一向度化的“強制度性”限制，使得農村精英的流動呈現為“凈流出”狀態，“跳農門”不僅成為農村學子的期盼和目標，也成為政府提取農村精英的一種制度性渠道。這又誘發了農村精英“戀根情結”的“斷裂”，導致農村出現了精英的“篩子效應”——鄉村的精英被“篩出”農村，而非精英卻留在農村。從我們所調查的樣本村看，所有考取大中專院校的農家子弟，沒有一個回到了家鄉，就是參軍的農家子弟也大都想方設法留在城鎮。這種人才成長制度的設立，致使農村社會出現對人才的“制度性”“排出效應”，導致鄉村社會出現“本土化人才危機”。務工與務農比較收益差距的拉大，使得大量農村青壯勞力外出務工。在我們調查的樣本村，外出務工勞力中18-35歲的青壯勞力占75%，初高中文化程度的占59.5%。就是“留守”農民中年齡較輕、文化程度較高的也大多數都屬兼業人員。結果是真正的“留守”農民呈現

為高齡化、低素質化。這致使農村選任干部時可選擇對象的范圍減少、素質下降，從而制約了對農村管理人才的優化配置。

四、結語

當前鄉村基層組織執政能力建設的形勢不容樂觀，農村治理困境凸現。而問題的實質在于農村“管理精英”短缺所致。引發村干部“本土化人才危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制度性因素是根本性的、關鍵性的。這些制度主要有：人才成長制度村干部選任制，農村利益分配制度。為了將強村民的自治，我們需要為農村留住人才，多實行村官制，為大學生瞎想為民服務打下堅實基礎。在村官的帶領下村民自治就會另創不一樣的局面和形式，村民開始接觸一些維護自己利益的法律，也會維護自己的合法權利。現今民主選舉，民主監督，民主決策也已經下達至農村各個村莊。為村民實行自治提供了便利的條件。

農村文化程度不高者較多，應該加強思想道德建設，加強人才的培養與使用。只有這樣，村民自治才能更好的實行和推廣，從而實現共同富裕，最終實現共產主義。而城鄉間的不平等也要得到改善，要讓城鄉有一樣的發展機會。城鎮崛起方能帶動中國之崛起，村民自治就正是村民自治委員會所追求的最終目標。

主要參考文獻：

1. 孫遠東：2003，《現代化進程中的草根行政》（M）|

2. 王銘銘：1997，《村落視野中的文化與權力》(M)

3. 樊平：1997，《體制性權力與內生性權力》(M0

4. 徐勇等主編：2001，《鄉土中國的民主選舉》(M)

5. 肖唐鏢邱新有唐曉騰等：2001，《多維視角下的村民直選》(M)

6. 肖唐鏢：2002，《中國鄉村社會的治理與鄉制變遷》(M)

7. 肖唐鏢：2003a，《二十余來大陸農村的政治穩定狀況》(M)

8. 肖唐鏢：2003，《轉型中的中國鄉村建設》(M)

9. 趙樹凱：2001，《問題與治理——關于農村基層組織建設階段性推進的分析》(N)

10. 仝志輝賀雪峰：2002，《村莊權力結構的三層分析》(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