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尾船政文化的精神實質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雖因時代局限，福州馬尾福建船政的輝煌只延續了40多年。下面是小編整理的馬尾船政文化的精神實質，歡迎大家閱讀。

　　馬尾船政文化是船政歷史人物創造的物化成就和政治精神文明成果，它包括物質、政治、精神三方面，而其精華是精神成果。概括起來，有以下幾點：

　　一是愛國自強精神。在列強要瓜分中國的當時，船政人的愛國自強精神表現得十分突出。它奏響了中國人覺醒圖強的進行曲，是民族自尊、愛國自強的典范。特別是甲申馬江海戰、甲午黃海海戰，船政學生正氣凜然，奮勇殺敵，視死如歸，偉大的愛國主義精神在

　　他們身上得到了充分的體現和升華。

　　二是改革創新精神。馬尾船政吹響了中國從傳統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進軍的號角。在它的一系列舉措中，許多都是開風氣之先的。

　　三是重視科教，人才為本。馬尾船政學堂“師夷長技”，引進技術、引進設備、引進管理、引進人才，派出去考察、派出去留學，緊追世界科技前沿。同時引進近代教育模式，把培養人才作為根本，從而使馬尾船政成為近代科技隊伍的搖籃。

　　四是重視海權。馬尾船政設立本身就是重視海權的體現。造船制炮、整頓水師、培養人才都圍繞著海權做文章。可以說“船政就是謀海權之政”，而且取得了世人公認的成就。

　　歸結起來，馬尾船政文化的精神實質有愛國自強、改革創新、科教人本和海權意識幾方面，但其核心是強烈的愛國自強精神和強烈的海權意識。這種精神是在近代特定的歷史時期形成的，是中國傳統文化和民族精神在近代的升華。

　　馬尾船政：依山傍水的馬尾是中國船政文化的發祥地和近代海軍的搖籃，在中國近代史上有著深遠的影響。馬尾船政文化主題公園包括羅星塔園、馬限山園，公園內不但有中坡炮臺、昭忠祠、馬江海戰烈士墓、圣教醫院、英國分領事館等大量船政相關古跡，還有新建成的大型船政群雕、船政精英館等。中國船政文化博物館，為中國第一個以船政為主題的博物館，通過大量船政文物、歷史照片、圖表、壁雕等，立體地展現了中國船政的誕生、發展與以“精忠報國、自強不息”為主旨的船政文化。

　　班主任發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雖因時代局限，福州馬尾福建船政的輝煌只延續了40多年。但在歷史的彈指揮間，卻展現了近代中國先進科技、高等教育、工業制造、西方經典文化翻譯傳播等豐碩成果，孕育了諸多仁人志士及其先進思想，折射出中華民族特有的礪志進取、虛心好學、博采眾長、勇于創新、忠心報國的傳統文化神韻，為此，我們將之稱為“船政文化”。它是福州人民涵泳百年不懈的歷史驕傲，是中華民族世代相傳的精神瑰寶。今天挖掘、整理、研究船政文化，發揚光大船政文化精華，對于提升福州省會中心城市的形象與知名度，營造再掀閩江開放潮、推動福州大發展的良好文化氛圍，有著深遠的意義。

　　船政文化是近代中國先進文化的旗幟

　　“船政文化”在這里是特殊泛指的文化概念，即指清廷在福州馬尾舉辦福建船政時期所形成的，包括近代教育、科技、翻譯等的文化活動及其所造就出的杰出人物的思想成果；其時間大體在福建船政創辦和發展鼎盛的時期（1866年至1907年）。

　　船政文化是中國由傳統向近代過渡時期所產生的文化現象。她基于福建船政的開辦（即洋務實業的興辦），基于封建統治末期一種全新的生產力的出現，并由一批目光敏銳、思想先進、胸襟開闊的“先進人物”倡導、引進“西學”，從而形成的一股新思潮和新文化。

　　船政文化的興起，標志著中國近代新型企業的發軔與發展，造就出新一代“開風氣之先”的知識分子，昭示了封建傳統文化的沒落，催生出新世紀（20世紀）的維新思想、改良實踐以及革命運動。船政文化成為中國近代化的號角成為近代中國先進文化的大纛!

　　我們不必拘泥于船政文化的字面含義，應當著重探討其基本內涵與思想實質，了解它產生的社會背景及其所代表的時代意義。

　　一、先進生產力的產生

　　開辦福建船政是中國走向近代化的一個里程碑。福建船政（包括造船廠與船政學堂）是船政文化的基礎。從生產力角度看，中國近代化是從手工業生產到機器大工業生產的重大歷史轉折，造船工業對體現這種轉變具有典型代表意義。福建船政就是這種變化的重要標志，它對中國近代（乃至現代）的影響是廣泛而深刻的。福建船政的開辦，是中國近代先進人物強烈呼吁和倡導的結果，如林則徐提出“應另制堅厚戰船以資制勝”，魏源主張“師夷長技以制夷”，左宗棠指出須“師其長以制之”。這樣的思想，對于中國傳統的“天朝帝國”、“夷夏之辨”等封閉思想和“尊孔讀經”、“八股取士”教育制度都是極大的挑戰。由林則徐等人倡導，在第一次鴉片戰爭后學習西方的思潮蓬勃興起，“開眼看世界”、“獨開風氣先”的先進思想大大推動了近代新式產業和新式教育的創辦和發展。

　　福建船政興辦后，機器設備、技術人員(包括部分工人)來自法國和英國，最興盛時中外員工達三千多人；成為全國也是遠東規模最大、設備最完善的造船工廠。福建船政集近代中國先進企業與先進教育為一體，代表了當時中國先進的生產力和先進的意識形態。如此巨大而深具影響力的新式企業與學校，為什么要選擇遠在中國大陸東南隅的福建福州馬尾呢?這是由特殊的歷史背景決定的。

　　首先是福建具有悠久的造船歷史。自遠古以來，閩越人即以“習水便舟”、“船車楫馬”著稱于世。從三國東吳開始，在今福州地區設“典船校尉”以管理造船，又設“溫麻船屯”以制造各種船只。晉周處《風土記》云：“其舟則溫麻、五會”，足見知名。此后歷代造船業相沿不替。唐代福建可造千石以上大船。宋代，福建造船業發達，“海船”成為福、泉二州的“土產”造船的數量與質量皆冠于全國。官府在福州南臺島及井樓門外設船場、造“官舟”。福州還出現“番船主”，專為外商造舶船，有時一次差撥百艘以上。史書稱“海舟以福建為上”，“福船”遂成著名的品牌。海舟大者載重達1萬石（500噸）以上，可載五六百人。多掛風帆，利用風力，加快船速。元代多造尖底大商船，載貨外尚可載千人，且用長櫓及槳、篙、舵等。福州南臺“魚鹽百貨之湊，萬室若櫛，人煙浩穰”，還有閩江上大量集聚的“赤馬、余皇、估艑、商舶、魚延蟲之艇”。說明貿易興盛與造船業的發達。明代，下西洋探險、往琉球冊封，莫不用“福船”。福建成為明代建造“寶船”的基地。“福船”還成為明代水師裝備的主要戰船。明代為遣使和剿倭需要，福州所造“福船”均“高大如樓”，“勢力雄大”，“乘風下壓，如車碾螳螂”。（《天下郡國利病書》）福建造船業發達還有其得天獨厚的條件：一是瀕海，易于尋找優良港灣，設立基地；二是造船的木料及其他物料（藤、鐵、棕、生漆、桐油、苧麻、蟲歷灰等）本地多產；三是造船工匠易于物色，當地不乏世代從業的能工巧匠；工匠技術優秀，所造船型體大、設備好，適于遠航。當時福州作為首府具備了優越的造船條件。

　　其次是福建有便利的海外交通條件和悠久的海外貿易歷史。福建依山面海，有漫長的海岸線（長達3051公里，今居全國第二位），大小港灣125個，其中不乏深水良港（包括馬尾港）。而且閩江、晉江、九龍江出海口都是極好的交通與貿易港口。從上古時代起，福建與沿海及中原各地的交往，都在近海地區通過海運進行。福州地理位置優越，處江浙與廣東之間，成為南、北往來的重要中轉港口。史載，后漢時，“舊交趾七郡，貢獻轉運，皆從東冶。”說明福州早已是南方沿海地區的交通貿易中心和通商口岸。三國時，孫權派軍經略臺灣，即從福州出發。隋煬帝三次出兵征臺，也從福建出發。唐代，福州海外貿易開始興盛，朝廷下詔派節度使“存問”“蕃客”；晚唐《球場山亭記》有載：福州“海夷日窟，民風時不恒”，“廛闬闐闐，貨貿實繁”。表明福州城區外國商人居者日眾，真正是“執玉來朝遠”，“市井十洲人”；而且交易頻繁，貨物量多。唐末福州節度推官黃滔有詩稱：“大舟有深利，滄海無淺波。利深波亦深”，“何如少經過”。五代，王氏治閩，重視對外貿易，“航舟南行，提倡交易”（《西山雜志東石之舟》）；竭力“招徠海中蠻夷商賈”。并且任命張睦領榷貨務，專管對外貿易。這些措施大大推動海外貿易。海舶北達遼東半島、朝鮮半島，南達南洋群島、印度、三佛齊、阿拉伯等國。福建當局向朝廷進貢也取道海上，“每歲自福州洋過溫州洋”，從膠東半島登岸轉長安。北宋福州商人往高麗貿易者一次達百人以上。宋元時期，福建對外貿易更加興盛。福州羅城南門碼頭已是“人煙繡錯，舟楫云排”，“百貨隨潮船入市”。可見貿易之繁榮，無怪乎蔡襄稱福州為“東南都會”。宋代福州販運出口的貨物從木材、紙、鐵器到荔枝、茶、瓷器等，十分暢銷。“舟行新羅、日本、琉球、大食之屬”。（蔡襄《荔枝譜》）元代朝廷屢次遣使“招諭南夷諸國”。明成化間市舶司遷福州后，福州造船業更加發展。

　　再次，福州人航海技術先進，善于操舟。他們從上古起即以“便于用舟”著名；晉代，福建海上交通興盛，多出優秀的水手與航海家，如左思《吳都賦》稱：“篙工楫師，選自閩禺；習御長風，狎玩靈胥。”北宋時發明指南針，“舟舶往來，惟以指南針為則”。（趙汝適《諸蕃志》）至明代，閩人更以“善操舟”聞名，故朱元璋賜閩人三十六姓予琉球國，并贈送“海舟”給琉球國王，以便于通貢使往來。在鄭和下西洋的龐大船隊中，專設陰陽官以記錄天文、氣象，福清人林貴和任此職達20多年。其他在船隊中任水手、技工的更不在少數。明代對琉球的“冊封舟”都在福州督造；貢使座船損壞，也許其在福州維修；后來甚至允許琉球備料在福州造貢船。清代也有選用民船作“封舟”，由閩浙總督代選備用。自明中葉以后，由于實行閉關鎖國政策，不僅對外貿易受損，即如自來領先于世的造船業也大大萎縮，技術設備遠為落后。

　　最后，也是最重要之點，福州自古以來教育發達，人才輩出。兩晉、南朝開始興學，唐代郡守李椅、常袞“大啟學府，勸誘生徒”，福州“比屋業儒，俊造如林。”五代王審知治閩，“拓四門學，以教閩中秀士”。宋代福建成為“東南全盛之邦”，“福州之學，在東南為最盛”，中進士者冠于全省。明代各種人才紛紛崛起，“才雋輩出，彬彬風雅”，明初入選《晉安風雅》的福州詩人即達264人。清代福州書院、學堂林立，人文蔚起，俊才迭出，文學家、藝術家、政治家、軍事家、教育家、科學家以及革命志士、愛國英雄大量涌現；眾多才女名媛更讓世人矚目。福州得地利、天時之便，先知者放眼光于外，得風氣之先，首倡新式學堂，獨多“西學”人才。近代以后，更出現眾多目光敏銳、思想先進的杰出人物。他們既是先進教育培養的成果，也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者。福建船政選設馬尾，自有其豐厚的歷史文化基礎。短期中各類人才并出，教育成績斐然。可以說，船政培育的人才比它造出的輪船更多且更富有意義與影響。

　　船政的興起，啟導了中國近代造船業的先河。福建船政是近代中國第一家專門制造輪船的工廠。從帆船到輪船，是造船技術的飛躍性進步。福建船政的締造者們（如左宗棠、沈葆楨）都是胸襟開闊、目光遠大的政治家，他們意識到開廠造船，興辦洋務，是實施“師夷長技以制夷”思想的有效手段。因此從船政興辦之初，就大膽實行“借才異域”的政策，從西方引進人才、購置機器。他們認為，當時法國制造輪船技術比較先進，故首先聘雇法國人日意格與德克碑分別為正、副監督，并從法國雇請51名技術人員和工人，教導中國工匠造輪船，或在船政學堂任教。定下5年“保約”，“保令外國員匠教導中國員匠，按照現成圖式、造船法度，一律精熟，均各能制造輪船。”并教中國工匠學習技術知識，“通一切船主之學，能自監造、駕駛”。從1866年到1907年，福建船政先后聘雇4批法國技術人員和英國教員，教造船、教駕駛、教外語。造船廠從造木殼船到鐵殼船、鋼甲船以至巡洋快船，逐步發展。船廠從1868年開始制造第一艘船舶，1870年自行仿造往復式蒸汽機，這在我國造船史和機械制造史上具有重要意義；1875年起，我國技術人員和工人獨立自造近代船舶，造船水平不斷提高，因而被視“為中國制造肇端之地”。（《船政奏議續編》卷一“崇善”）福建船政40余年共出大小44艘兵、商輪船。他們對造船技術精益求精，密愈求密，講求技術的先進性，不斷追趕西方造船技術。為此，還不斷派遣留學生出國學習，雇請洋匠來廠教造。雖然由于各種原因，福建船政所造輪船始終并沒有趕上西方世界造船的最高水平，但較中國以往所造船只及生產技術，仍算是飛躍的進步，在全國確是獨樹一幟、獨領風騷的。正因為有如此堅實的生產技術基礎和雄厚的人才資源，民國之初北京政府在籌建海軍飛潛學校和飛機制造廠時，再一次選址在馬尾并借重船政局。馬尾又成為中國飛機制造業的發祥地、航空工業的搖籃。

　　二、先進教育與科技的發展

　　福建船政創辦之始，就開辦了船政學堂。這所中國最早的專業技術高等學府，也是福建乃至中國近代新式技術教育的開端。船政學堂首開風氣之先，創辦并傳播“西學”；開辟了近代海軍建設與經濟文化建設的新道路，成為近代中國軍事和教育領域的新生事物，代表時代前進和發展方向。當時，輪船的制造和駕駛，在中國都是新的制作工藝和航海技術。福建船政學堂誕生于1866年12月，倡辦者左宗棠為之命名，稱“求是堂藝局”，表明旨在貫徹實事求是、經世致用的宗旨。創辦者沈葆楨認為，船政“創始之意，不重在造，而重在學”，“船政根本在于學堂”。表明創導者的目標在于讓中國青少年學近代科學技術知識，掌握輪船的制造和駕駛技術，而后“展轉傳授，傳習無窮”；學習西方科學技術，要“窮其制作之原，通其法意。”即掌握其理論知識與科學原理。船政辦學的目標是，培養船長和造船工程師，同時也使學堂成為“將來水師將才所自出”。這也是清末乃至民國的海軍將領以閩人居多的原因。的確，船政學堂為中國近代海軍培養了大批將帥人才，從而成為“海軍搖籃”。船政學校作為近代中國科學技術教育的基地，還培養出大批各種門類和學科的人才。

　　船政學校作為技術專科學校，對傳統的教育是一個重大變革，是重要的進步。它所開設的課程內容分別為：㈠前學堂，學習輪船制造專業，開設法文、算術、代數、畫法幾何、解析幾何、三角、微積分、物理、機械學與船體制造、輪機制造等；㈡后學堂，學習輪船駕駛和輪機管理專業，學習英文、算術、幾何、代數、平面三角、球體三角、航海天文學、航行理論及地理、制圖、發動機繪制，海上操縱輪機規則、指示器、鹽重計等儀表使用，并進行航海技術、射擊技術、作戰指揮等訓練。在當時“世變”的形勢下，“西學”作為有補實際的應用之學被引進，先從外語起，而后是專門的科技知識。這些“西學”內容，都是技術知識和技能的訓練，是完全區別于以往以科舉為目標的舊學內容，因而是先進的和實用的。

　　福建船政學堂作為清末全國第一所技術專科學校和海軍學校，在教育近代化方面開一代新風，走在時代的前面。它實行的是不同于舊學（私塾、國學、官學）的教育，具有近代新式學校的面貌。它既不同于京師同文館只招收八旗子弟，又不同于天文算學館只招收“正途”出身的秀才、舉人，而是招考沒有身份的學童入學。這有利于擴大生源，打破等級界限，錄取有志于專業技術工作的人才。這一進步的做法，為其后天津、威海衛、昆明、南京、黃埔等處興辦的水師學堂（海軍學校、航海學校）所仿效。正如李鴻章所說：“閩堂為開山之祖”。船政學堂的目標是：前學堂（又稱法學藝堂）包括造船、設計專業，培養制造工程師和教員（教習）；后學堂（又稱英學藝堂）包括駕駛、輪機專業，培養“船主”，即輪船管駕（艦長）和管輪；繪事院、藝圃則培養制圖、放樣與打鐵、拉鐵、鑄造等造船技術工人。當局規定，學生凡學成“船主”及能按圖監造輪船者，“準授水師官職”，如屬文職文生入局學習者，保舉文職官階，用之水營。當時，學堂畢業或留學回國的學生，大都授以參將、都司、游擊、守備、千總、把總等武職官銜。這種職銜的授予，與新學的內容顯示出很大的反差。

　　三、先進人才的培養

　　船政學堂從1866年創辦1911年清王朝被推翻為止，46年間，據統計共培養出畢業生510名，其中：制造班專業143名、駕駛班專業241名、管輪班專業126名。畢業生中除選派一部分赴外國留學外，基本上都在船政造船廠、船政學堂或海軍艦船上工作。福建船政開始有了自己培養出的懂制造、會指導的技術人員，對世界各國的造船技術動態有了了解；有了駕駛和管輪的人才，初步形成近代海軍的骨干力量和基本隊伍。民國時期，船政學堂的培養目標集中在海軍人才方面，分為海軍學校、制造學校、飛潛學校三所學校，都屬海軍部管轄，畢業生總計419名，大多在海軍界任職。其余的在航空界、造船界、航運界、電業界等部門任職。“船政學堂成就之人才，實為中國海軍人才之嚆矢。”（《清史稿》卷107）至1884年馬江戰役前，船政局共制造24艘輪船（其中幾艘為商船），組成用輪船武裝的水師（實即近代海軍），時稱福建輪船水師。因此，稱福建船政是近代“海軍搖籃”是當之無愧的，它在近代海防和軍隊建設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留學深造是船政學堂培養人才的重要措施。為了進一步學習“西學”，提高學生掌握輪船制造和駕駛的技術技能水平，清廷批準學堂選派優秀學生分赴英、法等國留學。李鴻章等奏稱：不僅要學生能“放手自制”輪船，而且要“繼長增高”，“探制作之源”；不僅要華員“能自行管駕”，而且要“窺其秘鑰”，“得其深際”，因此要派出留學生“赴西廠觀摩考索”。前學堂學生“令赴法國官廠學習制造，務令通船新式、輪機器具無一不能自制，方為成效”；后學堂學生“令赴英國水師大學堂及鐵甲兵船學習駕駛，務令精通該國水師兵法，能自駕鐵船于大洋操戰，方為成效。”早在1875年，沈葆楨選派魏瀚、陳兆翱、陳季同、劉步蟾、林泰曾5人隨法人日意格監督到法國、英國學習駕駛。1877年2月，船政學堂首屆派出留學生共35人（其中制造學生14人，駕駛學生12人，藝徒9人），這是繼1872年清廷官派120名學童赴美留學后之又一批，而且是卓有成效的一批。至1897年，共派出4批84名留學生。船政局留學生制度的建立，提升了人才培養的層次。學生增長見識，擴大見聞，眼界大為開闊。這些學生資質聰穎，學習刻苦，成績優秀，受到各方的好評。他們學成回國后，大多在船政局、船政及水師學堂、軍艦、港口船塢等，從事開礦、電線、電報、槍炮及彈藥制造、翻譯等工作，為我國的船舶修造、海軍建設及經濟、外交事業做出貢獻。其所造就的著名人才有嚴復、劉步蟾、魏瀚、陳兆翱、林泰曾、蔣超英、薩鎮冰、葉祖珪、林永升、方伯謙、陳季同、羅豐祿等人。葉祖珪、薩鎮冰先后總理南北洋海軍，黃鐘瑛、劉冠雄、程璧光、薩鎮冰先后為海軍總長與海軍總司令。他們皆為船政學堂留學生，都為近代海軍建設（編隊與建章立制）作出奠基性的貢獻。清末民初，海軍將領以閩人居多，在海軍史上影響極為深遠。船政局培養的海軍人才自1872年以后進入海軍界，逐步取代舊式水師出身的人員，該局遂成為海軍人才培養與供應的基地。據統計，1892年，北洋水師所升署的64名各級將官中，船政后學堂畢業的學生即占23名；1894年，直接參加甲午海戰的13艘軍艦中，13名管駕將官中有11名是船政后學堂畢業的學生。北洋水師、廣東水師所任用的各級將領和屬員，大多來自船政學堂。由此看來，福建船政學堂堪稱我國近代海軍人才的搖籃，近代海軍誕生的基地。這些海軍將士的抗敵御侮精神和一往無前的英雄氣概，展現了新時代中國人的愛國主義精神風貌。它們構成了船政文化的精神內涵。

　　船政學堂作為派出留學生的基地，為近代中國培養出多學科的專門科技人才，從而成為我國科技隊伍形成和發展的主要基地。我國最早的一批科技專家（包括部分社會科學學者）由此產生。從船政學堂走出的一代新型知識分子，具有開放的眼光和先進的思想。他們從接受的“西學”教育中獲得新知；他們受西方思想、政治、文化、教育的影響，因而具有新式的思維與創新的氣魄，成為走在時代前列的、有突出貢獻的思想家、政治家（外交家）、教育家、科技專家和學者。以嚴復為例，他以優異成績被船政學堂錄取，后又以優異成績畢業，在英國留學期間又獲重要成績。他認真學習西方科學文化知識，鉆研西方的社會科學理論和法治實踐知識，成為學貫中西的大學者、具有獨到見解和卓越思想的啟蒙思想家和教育家。魏瀚在法國曾得法學博士，歷任外交、制造、法律、翻譯工作，是出色的外交人才，被譽為“中西兼通，閱歷最深”，“經緯過人”，“于輪、路諸學極為講求”，曾“總司制船”，任船政會辦，是當時著名的造船專家。詹天佑，作為首批留美幼童回國后改學駕駛，中法戰爭時，曾為張之洞繪制沿海要圖，又被聘為中國鐵路公司工程師，發明了著名的列車掛鉤法。

　　船政留學畢業生回國后，成為中國走向近代化的首批科技、軍事和外交人才，因而為國內各省所注目，竟相羅致。他們首先為保證船政局需要而留廠任職，如魏瀚、陳兆翱、鄭清濂、吳德章、楊廉臣、李壽田等，成為監造船艦的工程師、近代中國造船業的奠基人，其成績最為卓著（如楊廉臣“總司制機”，曾任船政總稽查）。其他留學生有的為各省機器局或船塢所調用，成為其主管人員；有的被派往國外，負責監制國內訂購的軍艦。不少留學生成為外交人才或從事翻譯工作，如陳季同，曾游歷歐洲多國，又自學得英、德、羅馬、拉丁等文字，尤精法國政治與法律，曾任駐歐6國參贊、代理駐法公使，具有豐富的外交經驗與國際知識，晚年回國主持官報局和翻譯局，是卓越的外交人才。羅豐祿口操五國語言，應對如流，“折沖尊俎，儀態安祥”，曾同時擔任英、比、意等國公使，還曾任大沽船塢總辦。吳德章任駐奧匈帝國大使。王壽昌，曾任船政學堂法文教師、京漢鐵路總翻譯，還與林紓合作翻譯《巴黎茶花女遺事》等西方小說，聞名于世。陳壽彭、鄭守箴翻譯西方著作，為傳播西方近代科技知識做出貢獻。從事礦業勘探、開采的船政學生也很多，林慶升、池貞銓、林日章等發現福州穆源煤礦，或參加勘探工作，充任礦師。林日章到山東擔任鋁礦監工，最早主持用“西法”煉銀。池貞銓與沈瑜慶創辦贛州銅礦。張金生任臺灣基隆煤業技術主管。不少船政畢業生和留學生曾分赴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四川、陜西、貴州、山西等地從事煤、鐵、鋁礦產的查勘、探察與開采工作，開創我國大規模地質勘探的歷史。船政學生還參加我國電報、鐵路工程建設工作。如魏瀚曾任廣九鐵路總理；羅臻祿被聘為廣東礦務委員，主持全省礦務；鄭清濂“熟諳路政，兼精工程藝學”，被派充京漢鐵路總辦，王壽昌任會辦；盧守孟任京漢路行車總管。在20世紀初我國近代工業發展中，船政畢業生許多從事船政、路政、郵政和電政等的建設和管理工作。一些留學生還有發明創造。如陳兆翱能自造新式輪船，“創制新式鍋爐，法人奇之”；又創造抽水機器，改造輪船車葉。池貞銓用白石粉制成耐火磚。介紹西方文化入中國的，除嚴復、林紓外，還有陳壽彭、鄭守箴、羅豐祿、王壽昌等。陳季同突出的貢獻是把中國優秀文化介紹給西方，以法文翻譯《紅樓夢》、《聊齋志異》等書，使“西國文學之士，無不折服”。

　　由上可見，福建船政對近代中國的貢獻包含了輪船的制造與駕駛、人才的培養與應用兩個方面。從文化角度講，主要體現在科技、教育與人才作用的發揮上。教育方面，突出之點在于學習“西學”，接受并傳播西方的科學技術與思想文化，實現了由舊學到新學、從“中學”到“西學”的過渡和轉變。歷史和實踐都證明，“西學”（西方科技文化）在當時的確代表了先進文化，唯有有識之士能夠認識到它的重要性和生命力。在人才培養方面，船政有學堂教育、出海實踐鍛煉，還有派學生留學的舉措，其所造就的人才在自然科學、社會科學領域內多卓有建樹。船政人才的活動領域與貢獻范圍十分廣泛，充分反映先進思想文化對于改造自然與社會的重大作用。事實說明，科學技術是生產力，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發展和應用，都可以產生生產力，發揮推動社會前進的作用。因此，船政文化既有輝煌的業績，也有深厚的積淀，在當時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的確代表了先進的思想和文化，產生了巨大的社會影響，發揮了啟蒙和示范的作用。船政文化是那個時代應運而生的先進文化。今天，我們應當探究和認識這一文化的內涵和實質，應當繼承和發揚這一文化的積極因素與先進精神，以適應新時期、新條件下的社會需要，發揮新的歷史作用。

　　四、余論

　　船政文化概括地講就是以船政教育、科技為主體的文化以及船政人物所造就的精神品格與思想成果。船政教育是船政文化的基礎，在這個基礎上，不僅開出了近代科學技術文明之花，而且結出人才培養和實業發展之果，這是近代中國學習西方的最重要成就。同時，船政教育和船舶制造也產生了科學實踐精神、敬業求是精神和團結愛國精神。這種優良的意識形態是課堂教育與社會實踐相結合的產物。船政文化是近代中國面臨重大歷史轉折關頭出現的新世紀精神文明。它是在近代中國最早出現的、在新生產力基礎上孕育出的先進文化。它在問世之初，就產生驚天效應，顯示出了強大威力。第一艘巡洋艦下水，國人詫為“中華所未曾有之巨艦”；第一艘鋼甲巡洋艦出塢，“萬目共瞻，同聲稱快”；嚴譯八大名著出版，石破天驚，令世人刮目；林譯警世小說，不脛而走，洛陽紙貴。一代新人，鍛造著中國全新的生產力；一群新秀，引進了西方先進的文化知識。船政文化由此勃興，成為世人矚目的亮麗風景。福州馬尾樹起了中國近代先進文化的大纛，令人耳目一新。船政文化新風迅速吹遍神州大地，影響及于域外，其威力足以發聾震聵，驚世駭俗；其魅力已然風靡九州，深入人心。船政文化具有里程碑意義：它是近代中國先進文化的典型代表和光輝旗幟。我們應當弘揚船政文化精神，建設現代化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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