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嵩

嚴嵩

嚴嵩(嚴嵩)

嚴嵩（1480－1567）字惟中，號勉庵、介溪、分宜等，漢族江右民系，江西新余市分宜縣人，他是明朝重要權臣，擅專國政達20年之久，累進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少傅兼太子太師，少師、華蓋殿大學士。書法造詣深，擅長寫青詞（實為其子嚴世藩代筆，嚴世藩極為擅長寫青詞），為中國歷史上著名的奸臣之一。《明史》把嚴嵩列為明代六大奸臣之一，說他“惟一意媚上，竊權罔利”，賣國求榮， 透過戲曲和文藝作品，嚴嵩的奸臣形象已深入民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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纂袁州府志

正德七年（公元1512年）袁州府知府姚汀開局修志，請嚴嵩為總纂。不久姚汀又以事去。第二年，徐璉繼任知府。到職后，徐璉即飛函請嚴嵩繼續纂府志。經八個月的艱辛，到正德九年即公元一五一四年，嚴嵩任總纂，是年為甲戌年，故人們稱之為甲戌志。后世稱《正德袁州府志》。

高攀夏言

及后劉瑾與其黨羽被滅后，嚴嵩北上順天，正式復官。在此后的十多年內，嚴嵩先后在北京與南京的翰林院任職。明世宗時，世宗沉迷道教，好長生不老之術，對政事漠不關心，朝中事務皆交由朝臣處理。禮部尚書夏言得到世宗的寵信，又是嚴嵩的同鄉，于是嚴嵩拼命討好夏言。 一日嚴嵩在家中設宴，并邀請夏言，但夏言辭不赴宴，于是嚴嵩跑到夏言家門前，撩起衣袍，跪在夏府前。夏言不好意思再三謝絕，便到嚴嵩家中赴宴。自此以后，嚴嵩成為了夏言的知己，并向多方推薦嚴嵩。有了夏言的引薦，嚴嵩自此步步高升，并深得世宗喜愛。嘉靖十五年（1536年），夏言升任內閣首輔，嚴嵩被提拔為禮部尚書。

反咬夏言

夏言自視甚高，漸不為明世宗所喜。一日世宗將沉香水葉冠賜予夏言、嚴嵩等大臣，夏言并不戴上；但嚴嵩每次出朝都會戴此冠，還特地用輕紗籠住以示鄭重。世宗見狀，越喜嚴嵩而嫌夏言。 嚴嵩晉升為太子太傅，羽翼已豐，開始攻擊夏言，嚴嵩又慫恿世宗罷黜夏言。夏言被罷后，嚴嵩為所欲為，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吏部尚書許贊、禮部尚書張璧與嚴嵩一同參與機務，但世宗遇事只召嚴嵩。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十二月，許贊以老病去職，張璧去世，世宗再度起用夏言。這時夏言知道嚴嵩的為人，處處小心防范。嚴嵩表面上對夏言謙恭，但懷恨在心。日后嚴嵩再以青詞奪回世宗的信任。 后來，嚴嵩握著韃靼入侵中原的機會，迫害夏言。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韃靼入侵河套（今寧夏和內蒙古境內賀蘭山以東，狼山和大青山以南），陜西總督曾銑發兵奪回河套，并上呈奏疏，建議從府谷黃甫到定邊修筑一段邊墻，再水陸并進，逼韃靼退兵，此舉得到夏言的支持。夏言向朝廷舉薦曾銑，并與之商討計劃。 明世宗決心奪回河套，并褒揚曾銑。此時嚴嵩買通皇帝近待，稱其“輕啟邊釁”，并指使邊將仇鸞誣稱曾銑掩敗不報，克扣軍餉，賄賂首輔夏言。嚴嵩更在世宗面前說兩人奪回河套別有用意，世宗果然相信。 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三月，曾銑被殺，妻子流放兩千里，夏言下獄，后來嚴嵩利用傳言，使世宗“得知”夏言毀謗自己，同年十月，夏言被斬首，夏言的親信或貶或罰。

父子傾權天下

夏言死后，嚴嵩獨攬大權，而明世宗一心修道無心處理政務，所有政事悉由嚴嵩裁決。此時除了嚴嵩、道士和左右近侍外，無人能見世宗一面。 嚴嵩成為內閣首輔后，繼續小心侍奉世宗，世宗賜“忠勤敏達”銀印。后來，嚴嵩年老，提拔其子嚴世蕃協助掌權，嚴世蕃成為工部侍郎。嚴世蕃收買世宗左右宦官，把他的日常生活、起居飲食、一舉一動都匯報嚴世蕃。大臣干脆叫他們為“大丞相”與“小丞相”。有大臣譏稱“皇上不能沒有嚴嵩，嚴嵩不能沒有兒子。” 嚴嵩父子權傾天下二十年，天下怨恨。嚴世蕃狂妄至極，甚至在家中寶庫內大笑說“朝廷無我富！”眾多大臣加以彈劾，皆賴世宗包庇。嘉靖四十一年，有山東道士藍道行以善于扶乩聞名于燕京，徐階將藍道行介紹給世宗，一日藍道行在扶乩時稱“今日有奸臣奏事”，剛好嚴嵩路過。世宗對嚴嵩父子日久生厭。最終，嚴氏父子的權勢被藍道行的幾句話推倒，嚴世蕃被判斬首，在行刑前大哭一番，而其父嚴嵩被沒收家產，削官還鄉，無家可歸。兩年后病卒。

外差

嘉靖七年（1528），嚴嵩以禮部右侍郎步入上層官僚的行列。他被世宗派往湖廣安陸（今湖北鐘祥）監立顯陵碑石。還朝后，嚴嵩上了兩道奏疏。一道奏疏敘述了河南災區的情況，稱“所在旱荒，盡食麻葉、樹皮，饑殍載路。市易餅餌則為人所攫取，子女鬻賣得錢不及一飽，孩稚至棄野中而去。聞洛陽、陜州、靈寶諸處尤甚，人相殘食，旬日之內報凍死二千余人”。另一道奏疏敘述了途中所見祥瑞，稱“白石產棗陽，有群鸛集繞之祥”，“碑物入江漢，有河水驟長之異。”立碑時，“燠云釀雨”，“靈風颯然”。他提出撰文立石以記之。一呈祥瑞、一報災異，反映了嚴嵩既有阿諛圣上的一面，又有關心民情的一面。兩篇奏疏都收到了好的結果。對于前一疏，世宗批道：“這地方既災傷重大，將該年勘過有收分數起運錢糧暫且停止，待次年收成之后帶征，其余災輕地方照例征解。”對于后一事，世宗批道：“今嵩言出自忠赤，誠不可泯。依擬撰文為紀，立石垂后。”進獻符瑞，是世宗所樂于接受的，救災安民，是當年的世宗所關心的。可以說，這一次外差，使嚴嵩得到世宗的欣賞。

地位顯赫

后來的幾年里，嚴嵩先后改任戶部、吏部侍郎。嘉靖十一年（1532），升南京禮部尚書，兩年后改南京吏部尚書。嘉靖十五年（1536），嚴嵩赴京朝覲考察，被世宗留下，任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由于世宗對議禮的重視，禮部尚書在部院大臣中地位尤其顯赫，往往成為進入內閣的階梯。嚴嵩和世宗的接觸開始頻繁起來。據他自己說，當時世宗忙于同輔臣及禮部尚書等制定禮樂，有時一日召見兩三次，有時至夜分始退。他住在城西約四里，乘車驅隸弗及，往往是單騎疾馳。 嘉靖十七年（1538），有人上疏請獻皇帝廟號稱宗，以入太廟。朝中大臣，包括嚴嵩在內，欲加阻止。世宗怒，著《明堂或問》，嚴厲質問群臣。嚴嵩盡改前說，并且“條劃禮儀甚備”。獻皇帝入廟稱宗之爭，是大禮議的尾聲。嚴嵩在這件事上碰到了小小挫折，也學會了如何應付性情乖僻多變的世宗。 勤勉加上溫順，嚴嵩博得了世宗的好感。當時在西苑值宿并不時得到召見的官僚有：武定侯郭勛、成國公朱希忠、駙馬都尉崔元、閣臣夏言和顧鼎臣，以及禮部尚書嚴嵩，嚴嵩作為世宗親信的地位被確定下來。 角逐廟堂嘉靖二十一年（1542），首輔夏言革職閑住，嚴嵩加少保、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入閣，仍掌禮部事。這是他經歷第一場重大斗爭所取得的結果。 夏言是江西貴溪人，正德十二年（1517）進士。嚴嵩曾為該科會試的同考官，兩人有師生之誼。夏言以議禮貴，比嚴嵩早發達。他建議立南、北二郊，實行天地分祀，得到世宗的賞識，一年中，由正七品的都給事中升至正二品的禮部尚書。入閣以后，他推舉嚴嵩任禮部尚書。因有引薦之恩，夏言對嚴嵩傲慢無禮，以門客視之，兩人關系迅速惡化。而此時，夏言又因拒服道冠法服等事，招致世宗不滿。嚴嵩適時地利用世宗的不滿，攻擊夏言，更使世宗下決心除去夏言。 嘉靖二十三年（1544），首輔翟鑾因事削籍，嚴嵩成為首輔，先后加太子太傅兼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少傅、太子太師、少師，獲得了文臣所能獲得的最高榮譽地位。但這并不是說，他的地位就完全鞏固了。 威脅仍然來自夏言。世宗曾在案幾上寫下“公謹”（夏言字）二字，表現出對夏言的眷戀之情。嚴嵩聞知此事，主動提出，“故輔臣夏言可詔用”。或稱，世宗復思夏言，是因為“微覺嵩貪恣”。 夏言再次成為首輔，仍一如既往，不以同列待嚴嵩。凡有批答，他獨自擬稿。凡是他憎惡的官僚，或與嚴嵩親近的官僚，一概逐斥。嚴嵩知世宗眷寵所在，噤不敢言。 與夏言相反，嚴嵩在一個較長時期內，對世宗一直保持謙恭的態度，并注意不讓世宗感到他在獨執朝政。他曾聲言：“臣每次獨蒙宣召，人情未免嫉議，竊不自安...今臣希忠，臣元，臣贊，臣璧，凡有宣召，乞與臣同。”在生活細節上，他也頗為留意。他后來對徐階講過一個故事：“貴溪再相，每閣中令饌，不食大官供。家所攜酒肴甚豐飫，器用皆黃金，與某日共案而食。某自食大官供，寥寥簟具相對，乘二載未嘗以一匕見及。”這種情況反映給世宗，他自會有一番想法。謙恭，不但是嚴嵩打敗夏言的主要手段，也是他長期維持世宗恩寵的主要手段。 直接導致夏言失敗的因素是“復套”事件。嘉靖二十五年（1546），陜西三邊總督曾銑議復河套，夏言極力支持。世宗本來也贊同此議，對持反對意見的.官僚嚴加訓飭。但在朝廷一片“復套”的呼聲和積極籌辦之中，他又改變立場，提出一系列疑問：“不知出師果有名否？及兵果有余力，食果有余積，預見成功可必否？”世宗思想的變化未必由嚴嵩引起，而嚴嵩的機會卻由此而得。他立刻聲稱，“復套”之議不當，且借機攻擊夏言的專擅：“臣與夏言同典機務，事無巨細，理須商榷，而言驕橫自恣，凡事專制..一切機務忌臣干預，每于夜分票本，間以一二送臣看而已。”嘉靖二十七年（1548），世宗命夏言致仕。嚴嵩又利用掌管錦衣衛的都督陸炳與夏言的矛盾，總兵官仇鸞與曾銑的矛盾，聯合陸、仇二人，確立夏言與曾銑交結為奸的罪名，置他們于死地。 夏言死，嚴嵩與仇鸞的矛盾開始激化。仇鸞曾被曾銑彈劾，逮捕下獄。 他在獄中與嚴嵩約為父子，請嚴嵩子嚴世蕃為他起草彈劾曾銑的奏疏。曾銑被殺，仇鸞有寵，不甘心為嚴嵩掣肘。他上密疏，揭發嚴嵩與嚴世蕃所行事，引起世宗的重視。嘉靖三十一年（1552），嚴嵩受到冷淡，大臣入值，他有四次不曾被宣召，當隨同其他閣臣入西苑時，也被衛士攔阻。他回到宅中，與嚴世蕃相對而泣。所幸仇鸞不久病重，陸炳乘機把刺探到的仇鸞的不軌行為向世宗匯報。世宗立即收回仇鸞的印信，使他憂懼而死。皇帝和首輔間的芥蒂自然消除。 嚴嵩相繼除去了政敵夏言、仇鸞，朝中一時無與匹敵，但他深知世宗對大臣的猜忌心理，為了保住他的權位，他對所有彈劾他的官僚都施以殘酷的打擊，輕者去之，重者致死。沈鍊、楊繼盛之死就是突出的例子。 沈鍊（1507—1557），浙江會稽（今紹興）人。嘉靖十七年進士。《明史·沈鍊傳》說他“為人剛直，嫉惡如仇，然頗疏狂”。名士徐渭也贊“以奇驚一也”，始補府學生，以文奇；始知溧陽，以政奇；擢經歷錦衣衛，以諫奇；最后，謫斥為民，以憨奇。他上疏，羅列嚴嵩十條罪狀。主要指責嚴嵩“要賄鬻官，沽恩結客”“妒賢嫉能”“陰制諫官”“擅寵害政”，這些都反映了一定的事實。嚴嵩由此大恨，反擊說沈鍊在知縣任上犯有過失，想借建言得罪，受些小處分，一來避考察，二來取清名。世宗被打動，謫發沈鍊至口外保安。沈鍊在塞外以詈罵嚴嵩父子為常，嵩聞之大恨。嘉靖三十六年（1557），嚴世蕃囑咐新上任的巡按御史路楷和宣大總督楊順合計除沈，許以厚報，“若除吾瘍，大者侯，小者卿”。恰逢白蓮教徒閻浩等被捕，招供人名甚多。楊、路列上沈鍊的名字，經兵部題覆，沈鍊被殺。 楊繼盛（1516—1555）字仲芳，號椒山，北直隸容城（今屬河北）人。嘉靖二十六年進士，任兵部武選司郎中。他上疏論嚴嵩十罪、五奸。把世宗最頭疼的北邊安危與嚴嵩聯系在一起；又說，去春雷久不發，主大臣專政，去冬日下色赤，主下有叛臣，把世宗最相信的天象說與嚴嵩聯系在一起。奏疏十罪五奸的內容主要仍是貪賄納奸，結黨營私，打擊異己。這些都摸準了世宗的心理，很有力量。但他在結尾處寫道：“愿陛下聽臣之言，察嵩之奸，或召問裕、景二王，或詢諸閣臣，重則置憲，輕則勒致仕。”這就犯了大忌。一來，世宗聽信道家者言，根本不愿見二王；二來，藩王不當過問政事，詢問二王是何用意？史載：“嵩見召問二王語，喜謂可指此為罪，密構于帝。帝益大怒”，遂將楊繼盛送鎮撫司拷訊。為殺楊繼盛，嚴嵩故意將其名字附在坐大辟的都御史張經和李天寵之后，一并奏上。世宗報可，嚴嵩就輕而易舉地殺了楊繼盛。 嚴嵩被論，主要在貪賄和攬權方面，而特別是攬權。雖然一時未起作用，但潛在的影響是存在的。一旦世宗因某些小事對嚴嵩產生惡感，曾經提出的這些重大問題會促使他早下決心。因此，言官對大臣的彈劾，也是一種形式的較量。在與夏言的較量中，嚴嵩主要依靠他的謙恭，而在與言路的斗爭中，他更多是依靠對世宗心理的揣度。 議處政事嚴世蕃，號東樓，是嵩之獨子，自視為天下才。史稱，嚴嵩柄政，“朝事一委世蕃。”實際上，對許多重大問題，嚴嵩還是在不斷發表自己的見解，有時甚至是與世宗相左的見解。 對災情和賑濟災區的事務，嚴嵩仍然關注。如吳鵬奉旨賑濟南直隸受災地區，他起草的敕書寫道：“命爾前去會同彼處撫按官及營田都御史，督同該府州縣官，將被災人戶查審以完，計口給賑，如前項銀米不敷，即查各府州縣預備倉糧，及在庫無礙銀兩相兼支用，分投給散，務使貧民各沾實惠，毋致里書人等侵留作弊。”嘉靖三十二年（1553），他與世宗討論賑濟問題，又談到：“請以太倉米數萬石平價發糶，或可稍紓日前之急。其山東、河南等處當多發臨、德二倉米給賑。”“發米出糶，雖米價稍平，但四處饑民有身無一錢者，未免仍坐斃道路。請于十萬石內以八萬石出糶，濟在京軍民，二萬石敕戶部委官運赴城門外各廠，每早召集饑民，人給一升，庶得并沾實惠。”嘉靖二十四年（1545），分宜等縣旱荒，民眾乏食，嚴嵩還將世宗所賜銀二千余兩買稻谷五千余石陸續賑濟饑民。嚴嵩說，這樣做是為了“以廣圣澤”，或者說，是為了維護明朝的穩定。 北邊的民族關系，是嘉靖朝最感棘手的問題之一。從借收復河套的爭議殺夏言、曾銑，到“庚戌之變”，不過兩年時間，而嚴嵩又一再告誡主持戰事的兵部尚書丁汝夔不要輕戰。值得注意的是，不可輕戰是嚴嵩的一貫思想，而非出自權宜。他對北邊形勢的認識從來是不樂觀的。嘉靖二十一年（1542）八月，也就是剛剛入閣不久，嚴嵩與世宗談論邊事：“臣以為虜寇不足患，惟中國久安，武備久弛，將領非人，兵力單弱，糧餉缺乏，邊圍空虛而民不見征，法令不嚴而將帥不肯用命，功過不明而上下相為欺蔽，使虜得以窺我虛實，此深可患者也。”疏論中對“擇大將”、“募壯勇”、“足糧餉”、“嚴法令”、“信賞罰”等問題均有精采的論述，最后歸結為：“此數者，人皆知之，皆能言之，而未見諸實行者，無乃未得其人歟？誠得人，以視國如家為心，以之擇將必無私舉，以之募兵必得實用，以之處糧必無空乏，以之定賞罰必無輕縱。”世宗讀后連連稱嘆，說它是“探本窮源”之論。盡管言之壯烈，嚴嵩的基本主張仍是守險。嘉靖二十八年（1549），再次與世宗討論北邊形勢，他的守險主張更加明確。世宗問：“北虜累年入犯，我皇高祖考歲一驅逐，今如遵舉一行，可歟？”嚴嵩無關痛癢地頌揚了世宗“圣謨弘遠”一番，然后說：“今時非前比，只嚴督將臣守御，自可無事。巡驅之典似不必盡同于昔也。”出于守險的需要，嚴嵩對邊墻十分重視。嘉靖三十六年（1557），韃靼一部逼近永平、遷安等處。他提出：“須將各口原修未竟邊墻，作速修補堅固”，“須嚴敕督撫官遍閱已修者，增堅未修者，作速修完，務在實行。”對于各邊糧餉，嚴嵩也很關心。嘉靖三十七年（1558），大同地區豐收。嚴嵩說：“近聞大同頗熟，銀一兩可得米九斗。臣等伏念此時發銀該鎮，令趁時糴買，備半年餉。用一倍，可得三、四倍...

傲慢態度

嚴重的是，嚴嵩的傲慢態度在世宗面前漸有顯露。嘉靖四十年（1561），吏部尚書吳鵬致仕，嚴嵩指使廷推他的親戚歐陽必進。世宗厭惡此人，見名單大怒，擲之于地。嚴嵩上密啟，“謂必進實臣至親，欲見其柄國，以慰老境”。世宗礙于情面，答應了他。嚴嵩密啟的內容傳出，許多官僚大為吃驚，有人說他“與人主爭強，王介甫（安石）不足道也”。幾個月后，世宗命歐陽必進致仕，是對嚴嵩的嚴重警告。這一年嚴嵩八十二歲，對許多問題不能正常進行思考和判斷，或許和年齡有關。如十月，永壽宮火災，他請世宗暫徙南城離宮，而南城是英宗在景泰年間被軟禁的地方，這當然使世宗很不高興。應付世宗本來就不容易，何況是垂老之人。嚴世蕃曾是他的得力助手，但自從嚴嵩的夫人去世，他就不能再參政。嚴嵩接到世宗的詔書，往往不知所云。世宗日益親信徐階，嚴嵩在世宗心目中的地位日益下降。 一次道教活動決定了嚴嵩的命運。世宗召徐階推薦的方士藍道行入禁中，常使預卜禍福。一日，嚴嵩有密札言事。徐階事先通報藍道行，藍道行降神仙語，稱：“今日有奸臣奏事。”看到嚴嵩的密札，一生信奉道教、禮拜神仙的世宗對他究竟是忠是奸發生了疑問。正在一內侍處避雨的御史鄒應龍聽到這個消息，認為是個好時機，上疏論嚴嵩父子不法狀。結果，嚴嵩被勒致仕，嚴世蕃先是發戍，后以通倭罪被殺。籍沒嚴嵩家，上報金三萬二千余兩，銀二百余萬兩，另有珠玉寶玩數千件。但抄收上來的家產，不及十分之三。抄家牽涉面很廣，“江右小民，瘡痍數十年猶未復”嚴嵩回到江西，盡管他曾為家鄉父老做過一些好事，卻晚景凄涼，“死時寄食墓舍，不能具棺槨，亦無吊者”。這是在隆慶二年（1567），終年八十八歲。嚴嵩的詩文主要收在《鈐山堂集》中，此外，奏疏被編為《歷官表奏》，草敕被編為《直廬稿》，詩被編為《振秀集》等。唐順之說他“于詩文，各極其工”。楊慎稱贊他“字字皆詩，句句有味”。這些評語或許太過，但嚴嵩的著作對于研究他本人，對于研究正德、嘉靖朝，特別是嘉靖朝的政事和人物，無疑有重要的價值。

史料根據

《明史嚴嵩傳》

人物評價

《明史》把嚴嵩列為明代六大奸臣之一，說他無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竊權罔利”。 透過戲曲和文藝作品，嚴嵩的奸臣形象已深入民間。 然而多年來，有關嚴嵩是否大奸臣，仍然爭議不休，這些爭議主要圍繞著他專國擅政，逼害忠良與及巨貪惡富的指控。另外來自嚴嵩故鄉分宜的學者，包括嚴曰文、嚴小平等人卻對嚴嵩的評價采截然不同的觀點。認為他也具有忠君愛民，知人善用的一面，而且政績卓著。 清潘德輿《養一齋詩話》卷一云：“王元美云：‘孔雀雖有毒，不掩其文章。’ 謂嚴嵩也。” 《明史·王世貞傳》稱嚴嵩“始與李攀龍狎主文盟，攀龍歿，獨操柄二十年。才最高，地望最顯，聲華意氣籠蓋海內。一時士大夫及山人。詞客、衲子、羽流，莫不奔走門下。” 清紀昀編撰《四庫總目提要·集部·別集類存目》時，評嚴嵩詩集《鈐山堂集》：“嵩雖怙寵擅權，其詩在流輩之中，乃獨為迥出。王世貞《樂府變》云：‘孔雀雖有毒，不能掩文章。’亦公論也。然跡其所為，究非他文士有才無行可以節取者比，故吟詠雖工，僅存其目，以昭彰癉之義焉。” 清張廷玉于《明史》說嚴嵩“無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竊權罔利”的同時，也不得不承認他“為詩古文辭，頗著清譽”。 著名史學家曹國慶認為嚴嵩在書法上成名，是他初入翰林院的時候。明代的翰林院網羅了天下的科舉人才，相當于中央的智囊團和書記處。嚴嵩的經義文章每每列為首選，他的詩詞唱酬之作也常在宴集中力拔頭籌，于是，人們在欣賞他的文章的同時，又領略了他的書法技藝，觀其文便可獲雙重享受。此后，由翰林院而及其他任上，由京師而及地方，士林中便多有以得其墨寶為榮者。鈐山歸隱的八年間，嚴嵩又精研了許多書法字貼，書法造詣精湛。至今在北京還留有他的書法遺跡“六必居”等題額10多處。山海關的“天下第一關”、山東曲阜的“圣府”、杭州西湖岳飛廟的“滿江紅”（但落款后被改為夏言）同調詞等全國知名景點20多處還保留了他的書法遺跡。

軼事典故

據齊如山在一本書里記載，清代京城有順天府鄉試的貢院，順天府鄉試為“北闈”，乃天下鄉試第一，皇帝非常重視，主考官都是尚書銜的。可這個貢院的大殿匾額上“至公堂”三個大字，是嚴嵩所書。這樣一個為朝廷選拔俊才的堂皇之所，懸掛的竟然是大奸臣題寫的匾額，誰也會覺得不舒服。乾隆帝想把它換掉，便命滿朝能書者寫這三個大字，他自己作為喜好舞文弄墨的天子，也寫數遍。然而他發現，自己的御筆和其他人所書，都不如嚴嵩，只好作罷，仍然讓奸臣的字高高懸掛。

后世紀念

嚴嵩故居坐落于江西省新余市分宜縣城郊東南角，背倚袁嶺，面臨省道清萍公路。“介橋”一名，最早見于五代時期（907-960年間）毛文錫撰的《茶譜》“……袁州介橋其名甚著，不若湖州之研膏、紫筍，烹之有綠腳下……”介橋自然村均為與嚴嵩同族的嚴姓后裔。始祖嚴季津于北宋元佑年間即公元1086年，從福建邵武來到袁州府今江西宜春市做官，而后定居袁嶺北麓的“打鐵坑”，即21世紀的大連坑自然村，至第四代嚴大華遷至介橋村西面的坑頭，歷代科甲蟬聯，英賢輩出。明清兩代袁州一府的進士（116個）分宜占了1/4（43個），而介橋村累計出了7個進士，占全縣的1/6，其中嚴嵩一家有3人（高祖嚴孟衡、曾孫嚴云從）。據《嚴氏家譜》記載，在明朝科舉考試大力擴招的永樂1415年至天啟1621年的200年間，當時全村八代男丁總數511人中，154人獲得秀才以上稱號，獲得一品官職或朝廷誥封的達8人之多，有“八世一品”的美稱。石砌古巷、古水溝、古井、古方塘、介溪、明清祠堂群、明清古樟群等村中的文物古跡便是人文鼎興的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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