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岳陽樓》原文及賞析

　　《題岳陽樓》是唐代詩人白居易創作的一首詩。這是元和十四年（819）春，白居易自江州赴忠州刺史任，經過岳陽時留下的作品。詩人幾經貶謫，不堪流離漂泊之苦，所以在他描寫湖光山色的風景詩中，也透露出淡淡的哀怨和對京城的眷戀之情。以下是小編整理的《題岳陽樓》原文及賞析，希望能夠幫助到大家。

　　題岳陽樓

　　唐代 白居易

　　岳陽城下水漫漫，獨上危樓憑曲闌。

　　春岸綠時連夢澤，夕波紅處近長安。

　　猿攀樹立啼何苦，雁點湖飛渡亦難。

　　此地唯堪畫圖障，華堂張與貴人看。

　　譯文

　　岳陽城下的江水水勢浩大，無邊無際；獨上高樓倚靠著欄桿眺望。

　　春天，草木的綠色與遠處洞庭湖的水色相接，傍晚的彩霞與湖水中的紅波交相輝映，紅波近處，似乎就是國都長安。

　　岸邊山上的老猿正站在樹上哭得凄慘，天上的大雁要從這浩渺無邊的湖上橫空飛過還有許多困難。

　　這個地方風景壯闊美麗，只可畫成畫障，掛在貴富人家的廳堂里供他們欣賞。

　　注釋

　　岳陽樓：岳陽城西門樓。唐開元年間，中書令張說為岳州刺史，常與文士登此樓賦詩，自此著名。

　　漫漫：大水無邊無際的樣子。

　　危樓：高樓。 憑：倚、靠。

　　夢澤：即云夢澤，古代面積極大，包括長江南北大小湖泊無數，江北為云，江南為夢。到唐代，一般稱岳陽南邊的青草湖為云夢。

　　圖障：畫幅，畫幛。唐人喜畫山水為屏障，張掛在廳堂上。

　　華堂：華麗的廳堂。 張：張掛。

　　賞析

　　前四句中有三句都是寫洞庭湖的浩渺無邊。首句“漫漫”一詞將洞庭湖的浩渺寫得生動形象，三、四兩句對洞庭湖的廣闊作了進一步的描繪。詩人眺望夕陽映照下的洞庭湖景色，不由想起了國都長安，這里暗用了晉明帝（司馬紹）“日遠長安近”的典故。“猿攀樹立啼何苦，雁點湖飛渡亦難”一句，用“猿啼”、“雁渡”抒發詩人的漂泊流離之感，與上文“近長安”相呼應。詩的最后兩句說洞庭湖風景壯闊優美，可以畫成圖畫，讓那些貴人們欣賞，這樣貴人們也許可以體會到猿啼雁飛、流民逐客行旅的奔波之苦，含蓄地流露出羈旅漂泊之感和對貴人們的怨憤。

　　詩為登樓抒懷之作。描繪登樓所見之景，抒寫對京都的思念和行旅艱難的感慨。律詩中二聯，常為一聯寫景，一聯抒情。此詩突破常格，兩聯皆融合情景，境界深遠。“春岸”兩句，更融現景與想象于一體，為人稱道。

　　這首詩的特點是寓情于景，在描繪優美動人的景色的同時，也透過“獨”、“苦”、“難”、“唯堪”等字，向讀者展示了自己的內心獨白。

　　創作背景

　　唐憲宗元和十四年（819）春天，四十八歲的白居易終于結束了四個年頭貶謫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馬的生涯，赴任忠州（今重慶忠縣）刺史。他乘船沿長江逆流而上，途經岳州（今湖南岳陽）時，登上洞庭湖畔的岳陽樓，眺望那煙波浩渺、優美如畫的無邊春景，寫下了《題岳陽樓》。

　　簡析

　　作品的前四句中有三句描繪了洞庭湖的宏偉闊大。首句“岳陽城下水漫漫”中“漫漫”一詞富于形象性。詩人《新樂府·海漫漫》：“海漫漫，直下無底旁無邊。”所以“漫漫”．一詞給人造成一種水勢浩瀚、無邊無際的印象。

　　三、四句“春岸綠時連夢澤，夕波紅處近長安”對洞庭湖的廣闊浩瀚作了進二步的具體描繪。云夢澤是古代楚地七大澤之一，方圓八、九百里。洞庭春漲，既遠連云夢，傍晚夕陽返照水面之處，又距長安不遠，如此夸張洞庭湖壯闊的晚景，使讀者對洞庭湖之宏大有了具體可感的認識。同時這句話又暗用晉明帝(司馬紹) “日遠長安近”的典故。詩人看見夕陽返照之處，不由得想起了長安，想到自己由江州趕赴岳州，和長安又近了一步。所以這句詩表層意思是運用夸張手法，描繪洞庭晚景的壯闊，深層卻寄寓著作者對京城的眷戀之情。

　　五、六句“猿攀樹立啼何苦，雁點湖飛渡亦難”用“猿啼”、“雁渡”抒發天涯淪落之感，與上文“近長安”相照應。試思水闊天長，大雁且飛渡不過，不得不頻頻落水休息人又何以輕易跨越?現在我們反過來看詩的第二句“獨上危樓憑曲闌”，“獨”既是實寫，說他一個人登樓遠眺，同時也虛寫他常年貶官在外，遠離京城，飽嘗孤獨之感。所以他看到夕陽返照之處，很自然地就想到了長安，聽到猿啼，看到雁飛就感到世事的艱難。這幾句都是見景生情，情寓景中，前后照應，既描繪了洞庭的闊大不凡，又抒發了詩人漂泊天涯、眷念京城的痛苦。

　　詩的最后兩句說洞庭風景壯闊、優美，可以畫成圖障，張掛在豪奢的犬廳里，讓那些貴人們賞玩，．或許可以使他們稍稍懂得猿啼雁飛、流民逐客行旅風波之苦。從而含蓄地抒發詩人羈旅漂泊之感和對貴人們的怨憤。

　　作者簡介

　　白居易（772年—846年），字樂天，號香山居士，又號醉吟先生，祖籍太原（今屬山西），到其曾祖父時遷居下邽（今陜西渭南），生于河南新鄭，唐代現實主義詩人、唐代三大詩人之一。

　　白居易少年時經歷藩鎮戰亂，立志苦讀。唐貞元十六年（800年），進士及第。802年，與元稹同時考中“書判拔萃科”，授秘書省校書郎。后又罷校書郎試才識兼茂明于體用科，及第，授盩庢（今西安周至縣）縣尉。歷任進士考官、集賢校理，授翰林學士等職，在任期間，除草擬詔書外，經常上書論事，積極參政，直陳時弊。815年，宰相武元衡遇刺身亡，白居易上表主張嚴緝兇手，被認為是越職言事，遭誹謗貶為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馬。822年，出為杭州刺史，后又做過短期的蘇州刺史。827年，拜秘書監，次年轉刑部侍郎。晚年的白居易在洛陽度過了生命的最后階段，于846年8月病逝后葬于洛陽龍門香山琵琶峰，追贈尚書右仆射。

　　白居易是唐代最高產的詩人之一，其詩歌題材廣泛，語言平易通俗，富有情味，現存有3000首。代表作《琵琶行》《長恨歌》等經典作品得到了廣泛傳播和流傳，對后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白居易在政治領域中也發揮了重要作用，任職期間，表現出了卓越才干和良好的治國思想，為唐朝政治的發展作出了貢獻。同時，白居易在文學上從理論和創作實踐中倡導了新樂府運動，強調了詩歌的“美刺”作用。

　　主要成就

　　官場

　　翰林學士

　　前期是兼濟天下時期，后期是獨善其身時期。白居易貞元十六年（800年）29歲時中進士，先后任秘書省校書郎、盩至尉、翰林學士，元和年間任左拾遺，寫了大量諷喻詩，代表作是《秦中吟》十首，和《新樂府》五十首，這些詩使權貴切齒、扼腕、變色。元和六年，白居易母親因患神經失常病死在長安，白居易按當時的規矩，回故鄉守孝三年，服孝結束后回到長安，皇帝安排他做了左贊善大夫。

　　江州司馬

　　元和十年六月，白居易44歲時，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遭人暗殺，武元衡當場身死，裴度受了重傷。對如此大事，當時掌權的宦官集團和舊官僚集團居然保持鎮靜，不急于處理。白居易十分氣憤，便上書力主嚴緝兇手，以肅法紀。可是那些掌權者非但不褒獎他熱心國事，反而說他是東宮官，搶在諫官之前議論朝政是一種僭越行為；于是被貶謫為州刺史。王涯說他母親是看花的時候掉到井里死的，他寫賞花的詩和關于井的詩，有傷孝道，這樣的人不配治郡，于是他被貶為江州司馬。實際上他得罪的原因還是那些諷喻詩。

　　貶官江州（現九江）給白居易以沉重的打擊，他說自己是 “面上滅除憂喜色，胸中消盡是非心”，早年的佛道思想滋長。三年后由于好友崔群的幫助他升任忠州刺史。

　　杭州刺史

　　元和十五年，唐憲宗暴死在長安，唐穆宗繼位，穆宗愛他的才華，把他召回了長安，先后做司門員外郎、主客郎中知制誥、中書舍人等。但當時朝中很亂，大臣間爭權奪利，明爭暗斗；穆宗政治荒怠，不聽勸諫。于是他極力請求外放。822年，白居易被任命為杭州刺史。在杭州任職期間，他見杭州一帶的農田經常受到旱災威脅，官吏們卻不肯利用西湖水灌田，就排除重重阻力和非議，發動民工加高湖堤，修筑堤壩水閘，增加了湖水容量，解決了錢塘（今杭州）、鹽官（今海寧）之間數十萬畝農田的灌溉問題。白居易還規定，西湖的大小水閘、斗門在不灌溉農田時，要及時封閉；發現有漏水之處，要及時修補。白居易還組織群眾重新浚治了唐朝大歷年間杭州刺史李泌在錢塘門、涌金門一帶開鑿的六口井，改善了居民的用水條件。

　　文學

　　白居易是中唐時期影響極大的大詩人，他的詩歌主張和詩歌創作，以其對通俗性、寫實性的突出強調和全力表現，在中國詩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與元九書》中，他明確說：“仆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為道，言而發明之則為詩。謂之諷諭詩，兼濟之志也；謂之閑適詩，獨善之義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諷喻、閑適、感傷、雜律四類詩中，前二類體現著他 “奉而始終之”的兼濟、獨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視。同時提出了自己的文學主張：“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而他的詩歌主張，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諷諭詩的創作而發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現出重寫實、尚通俗、強調諷喻的傾向：“今褒貶之文無核實，則懲勸之道缺矣；美刺之詩不稽政，則補察之義廢矣。……俾辭賦合炯戒諷喻者，雖質雖野，采而獎之。”（六十八《議文章》）詩的功能是懲惡勸善，補察時政，詩的手段是美刺褒貶，炯戒諷喻，所以他主張： “立采詩之官，開諷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詩》）他反對離開內容單純地追求“宮律高”、“文字奇”，更反對齊梁以來“嘲風月、弄花草”的艷麗詩風。在《新樂府序》中，他明確指出作詩的標準是：“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諭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誡也；其事核而實，使采之者傳信也；其體順而肆，可以播于樂章歌曲也。”這里的“質而徑”、“直而切”、 “核而實”、“順而肆”，分別強調了語言須質樸通俗，議論須直白顯露，寫事須絕假純真，形式須流利暢達，具有歌謠色彩。也就是說，詩歌必須既寫得真實可信，又淺顯易懂，還便于入樂歌唱，才算達到了極致。

　　白居易對詩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補察時政。所以他緊接著說：“總而言之，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 （《新樂府序》）在《與元九書》中，他回顧早年的創作情形說：“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為時為事而作，首要的還是“為君”而作。他也說：“但傷民病痛，不識時忌諱”（《傷唐衢二首》其二），并創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諷諭詩，但總體指向卻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因為只有將民情上達天聽，皇帝開壅蔽、達人情，政治才會趨向休明。

　　《琵琶行》與《長恨歌》是白居易寫得最成功的作品，其藝術表現上的突出特點是抒情因素的強化。與此前的敘事詩相比，這兩篇作品雖也用敘述、描寫來表現事件，但卻把事件簡到不能再簡，只用一個中心事件和兩三個主要人物來結構全篇，諸如頗具戲劇性的馬嵬事變，作者寥寥數筆即將之帶過，而在最便于抒情的人物心理描寫和環境氣氛渲染上，則潑墨如雨，務求盡情，即使《琵琶行》這種在樂聲摹寫和人物遭遇敘述上著墨較多的作品，也是用情把聲和事緊緊聯結在一起，聲隨情起，情隨事遷，使詩的進程始終伴隨著動人的情感力量。除此之外，這兩篇作品的抒情性還表現在以精選的意象來營造恰當的氛圍、烘托詩歌的意境上。如《長恨歌》中“行宮見月傷心色，夜雨聞鈴腸斷聲”，《琵琶行》中 “楓葉荻花秋瑟瑟”“別時茫茫江浸月”等類詩句，或將凄冷的月色、淅瀝的夜雨、斷腸的鈴聲組合成令人銷魂的場景，或以瑟瑟作響的楓葉、荻花和茫茫江月構成哀涼孤寂的畫面，其中透露的凄楚、感傷、悵惘意緒為詩中人物、事件統統染色，也使讀者面對如此意境、氛圍而心靈搖蕩，不能自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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