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合閑適詩新探
摘 要： 姚合在閑適詩中流露出對政務瑣事的強烈厭倦，卻并沒有因此而反感仕途本身。姚合的“吏隱”是在世俗生活基礎上的閑適狀態，于是，詩酒娛情就成為必然的審美途徑。姚合的閑適詩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唐代后期士人的生存狀態。
關鍵詞： 姚合 閑適詩 吏隱
姚合是中晚唐之際的著名詩人，《唐才子傳·姚合》：“與賈島同時，號‘姚賈’，自成一法。島難吟，有清冽之風；合易作，皆平淡之氣。興趣俱到，格調少殊，所謂方拙之奧，至巧存焉。蓋多歷下邑，官況蕭條，山縣荒涼，風景凋蔽之間，最工模寫也。”[1]124姚合的閑適詩在當時和后世都頗有影響。蔣寅以武功詩為切入點，論述了姚合閑適詩表達“吏隱”觀念的詩史意義；周衡則通過姚合的閑適詩梳理了“吏隱”觀念的發展過程①。
現有的研究成果幾乎都是以閑適詩為基礎探討姚合的“吏隱”觀念，對閑適詩本身的關注則頗為有限，有鑒于此，本文重點考察姚合閑適詩的實質，對“吏隱”觀念進行全新解釋，在此基礎上揭示姚合閑適詩在唐代后期的政治文化意義。
一
元和十五年，姚合任武功主簿，有《武功縣中作三十首》等閑適詩，《瀛奎律髓》：“姚少監合初為武功尉，有詩聲，世稱為姚武功，與賈島同時而稍后，似未登昌黎之門。”[2]340以姚武功而得名，可見，武功主簿期間的詩歌創作對于姚合的意義之深遠。事實上，姚合這一時期的閑適詩已經基本形成獨特風格，成為后來發展難以偏離的基調。
流露出對政務瑣事的強烈厭倦，《武功縣中作三十首其六》：三考千余日，低腰不擬休。《其十五》：誰念東山客，棲棲守印床。何年得事盡，終日逐人忙。《其二十一》：假日多無事，誰知我獨忙。移山入縣宅，種竹上城墻。驚蝶遺花蕊，游蜂帶蜜香。唯愁明早出，端坐吏人旁。主簿是唐代最基層的官員，處理的都是政務瑣事，而且，武功是京兆下屬的畿縣，地近長安，所以，深受約束，主簿也難以得閑，于是，姚合時常自稱小吏，極言繁忙，《其十四》：作吏荒城里，窮愁欲不勝。《其三十》：作吏無能事，為文舊致功。可見，因為政務瑣事纏身，姚合幾乎已經沒有為政一方的積極思想，只是感慨于自己難以擺脫勞碌。
但是，姚合并沒有因此對自己卑微的職位本身產生反感，更沒有對現實進行抨擊，《其一》：縣去帝城遠，為官與隱齊。馬隨山鹿放，雞雜野禽棲。繞舍惟藤架，侵階是藥畦。更師嵇叔夜，不擬作書題。很明顯，遠離長安的武功縣對于姚合而言反而是一個能夠讓自己獲得隱逸樂趣的場所，實際上，在清幽的武功縣悠然自得地隱逸就是姚合武功閑適詩中經常出現的主題，《其二》：因病多收藥，緣餐學釣魚。養身成好事，此外更清虛。《其十三》：岐路荒城少，煙霞遠岫多。同官數相引，下馬上西坡。《其二十二》：門外青山路，因循自不歸。養生宜縣僻，說品喜官微。凈愛山僧飯，閑披野客衣。誰憐幽谷鳥，不解入城飛。
姚合將自己的窘境歸因于不諳政務的個性，《其二十九》：自知狂僻性，吏事固相疏。只是看山立，無嫌出縣居。印朱沾墨硯，戶籍雜經書。月俸尋常請，無妨乏斗儲。這樣的個性讓本來應該閑適的.狀態變得難得，強烈的厭倦感和隱逸的閑適感在武功閑適詩中同時出現恰恰有一種互為因果的內在關系，因為對政務瑣事的強烈厭倦而渴望閑適，同時，難得的閑適之后又反過來讓厭倦感更加強烈。而且，雖然強烈厭倦政務瑣事，但是姚合并沒有脫離仕途的真正意愿，《其十四》：故人多得路，寂寞不相稱。這樣其實是姚合積極入仕思想的自然延續，《寄狄拾遺時為魏州從事》：主人樹勛名，欲滅天下賊。愚雖乏智謀，愿陳一夫力。當時姚合尚在魏博節度使幕府，可見，姚合并不只是一個吟風弄月的詩人，還有豪邁的一面。面對故人的得路和自己的寂寞，與其說是感慨，不如說是不甘，更不可能選擇更加寂寞的隱逸。《罷武功縣將入城二首》：乍拋衫笏覺身輕，依舊還稱學道名。欲泥山僧分屋住，羞從野老借牛耕。妻兒盡怕為逋客，親故相邀遣到城。無奈同官珍重意，幾回臨路卻休行。青衫脫下便狂歌，薤栽莎劚古坡。野客相逢添酒病，春山暫上著詩魔。亦知官罷貧還甚，且喜閑來睡得多。欲與九衢親故別，明朝拄杖始經過。這是姚合離任武功縣主簿時的心聲，因為擺脫了政務瑣事而一身輕松，但是，原先的閑適感不但沒有加強，反而消失，于是，“幾回臨路卻休行”就順理成章，這從側面說明武功主簿任上的姚合真實的生存狀態。
正因為如此，詩酒娛情就成為姚合必然的審美途徑。《其七》：客至皆相笑，詩書滿臥床。《其八》：山宜沖雪上，詩好帶風吟。《其十六》：朝朝眉不展，多病怕逢迎。引水遠通澗，壘山高過城。秋燈照樹色，寒雨落池聲。好是吟詩夜，披衣坐到明。《其十八》：聽琴知道性，尋藥得詩題。《其二十》：宦名渾不計，酒熟且開封。晴月銷燈色，寒天挫筆鋒。驚禽時并起，閑客數相逢。舊國蕭條思，青山隔幾重。詩酒為姚合營造出一個與清幽的自然環境相輔相成的審美空間，從而讓姚合的身心能夠和難以擺脫的政務瑣事拉開距離，獲得片刻的閑適感。
二
蔣寅認為姚合“耽詩已經與吏務與功名相抵觸——詩人因詩而求閑告假、冷淡功名”，“給自己畫了一幅古典詩歌中前所未有的、也是為正統觀念所不容的懶吏的自畫像”，云云，這很值得商榷[3]28，29。
事實上，在不愿脫離仕途的基本前提下，耽詩恰恰是姚合在武功縣主簿任上所保持的一種積極的人生態度，引而申之，是姚合熱衷功名的曲折表現，并延續到了金州、杭州刺史任上，《金州書事寄山中舊友》：安康雖好郡，刺史是憨翁。買酒終朝飲，吟詩一室空。自知為政拙，眾亦覺心公。親事星河在，憂人骨肉同。簿書嵐色里，鼓角水聲中。井邑神州接，帆檣海路通。野亭晴帶霧，竹寺夏多風。溉稻長洲白，燒林遠岫紅。舊山期已失，芳草思何窮。林下無相笑，男兒五馬雄。這與武功縣主簿任上何其相似，區別在于政務瑣事已經不可同日而語，于是，厭倦感隨之而消退，雖然也難以真正輕松，但是，至少閑適感已經不再難得，這時的姚合其實是在更加開闊的自然環境中隱逸，因為心境的開闊而有自然環境的開闊，《杭州官舍偶書》：錢塘刺史漫題詩，貧褊無恩懦少威。春盡酒杯花影在，潮回畫檻水聲微，閑吟山際邀僧上，暮入林中看鶴歸。無術理人人自理，朝朝漸覺簿書稀。姚合并不是在自嘲吏治的不足，恰恰相反，是在表達自己所向往的理想狀態，仕途與隱逸的結合，所謂的“吏隱”，就是在世俗生活基礎上的閑適狀態，《送劉禹錫郎中赴蘇州七言二首》：太守吟詩人自理，小齋閑臥白蘋風。“無術理人人自理”與“太守吟詩人自理”一為自述，一為溢美，兩者都是姚合“吏隱”的理想狀態。 三
安史之亂后，政治局勢動蕩，以吏治之才見長的官員有了更大的用武之地，出任宰相逐漸成為一種趨勢，《容齋隨筆·用計臣為相》：“唐自貞觀定制，以省臺寺監理天下之務，官修其方，未之或改。明皇因時極盛，好大喜功，于財利之事尤切。故宇文融、韋堅、楊慎矜、王鉷皆以聚斂刻剝進，然其職不出戶部也。楊國忠得志，乃以御史大夫判度支，權知太府卿及兩京司農太府出納，是時猶未立判使之名也。肅宗以后，兵興費廣，第五琦、劉晏始以戶部侍郎判諸使，因之拜相，于是鹽鐵有使，度支有判。元琇、班宏、裴延齡、李巽之徒踵相躡，遂浸浸以它官主之，權任益重。憲宗季年，皇甫镈由判度支，程異由衛尉卿鹽鐵使，并命為相，公論沸騰，不恤也。逮于宣宗，率由此涂大用，馬植、裴休、夏侯孜以鹽鐵，盧商、崔元式、周墀、崔龜從、蕭鄴、劉緣以度支，魏扶、魏謩、崔慎由、蔣伸以戶部，自是計相不可勝書矣。”[4]388
如果說玄宗朝宇文融等人受到重用是因為玄宗“因時極盛，好大喜功，于財利之事尤切”的話，那么，安史之亂后，第五琦等人受到重用則有著更加深刻的政治原因，對此，陳寅恪先生認為：“唐代自安史亂后，長安政權之得以繼續維持，除文化勢力外，僅恃東南八道財賦之供給。”[5]20處理實際政事特別是財政之事的能力就有了更加重要的現實意義，這正是唐代后期越來越多的財政官員能夠任宰相，從而形成洪邁所說的“用計臣為相”的局面的主要原因。于是，在唐代賢能標準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的吏能在實際政治運作中的重要性得到了正式的認同。
正是在這樣的政治背景下，對于難以脫離仕途的士人而言，吏治之才越來越受到重視，白居易《別州名》：耆老遮歸路，壺漿滿別筵。甘棠無一樹，那得淚潸然？稅重多貧戶，農饑足旱田。唯留一湖水，與汝救兇年。今春增筑錢塘湖堤，貯水以防天旱，故云。當時的白居易已經經歷了重大的思想轉變，在杭州刺史任上寄情詩酒，心生“中隱”，但是，還是為自己在杭州的政績而自豪。執此而論，對于姚合而言，政務瑣事已經難以否定，所以，“吏隱”是最明智的選擇，閑適詩本身就是“吏隱”的表現。無論是白居易的“中隱”還是姚合的“吏隱”，代表的都是唐代后期士人的生存狀態。
注釋：
①蔣寅.“武功體”與“吏隱”主題的發展.揚州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0（3）：26-31.周衡.姚合武功體和吏隱觀的嬗變.江蘇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3）：66-69.
參考文獻：
[1]傅璇琮.唐才子傳校箋（第三冊）[Z].北京：中華書局，1990.
[2]李慶甲.瀛奎律髓匯評[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3]蔣寅.“武功體”和“吏隱”主題的發展[J].揚州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0（3）.
[4]洪邁撰，孔凡禮點校.容齋隨筆[Z].北京：中華書局，2005.
[5]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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